作为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学校，北川中学10年来一直在外界庇护下恢复、成长，在新校址完成了自己的蜕变与涅槃。对于经历过那场浩劫的师生来讲，这个过程痛苦、艰难、刻骨铭心。

记者|黄子懿

摄影|张雷

郑海洋在新北川县城的家中。十年，他从当初的“夹缝”男孩成长为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寻访“北一中”

北川中学新校区坐落在新北川县城的东北角，与西北角和中心区开放式街区不同，北川中学被封闭式的政府机关环绕，隔着一条街斜对面，都是北川县委县政府等机要部门大楼。附近人流稀少，没有商户，只有几家银行，安静得有点冷清。像一个孩子被大人围着保护起来，似乎有意不让外界过度打扰。

但意料之中，“5·12”地震10周年临近之际，北川中学开始迎来外界一波接一波的造访。我前往采访时，在校门口的访客登记表上，已可见多家机构到访登记的笔迹。北川中学办公室主任李竞飞说，从3月开始，媒体就陆续过来了。他近一周已接待过若干家电视台的造访，略显疲态。

2010年10月，北川新县城还未完全建成之际，我曾去过一趟北川中学。作为北川新县城第一个开工的项目，北川中学的重建被赋予了重要意义。此前在9月，新县城还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北川中学新校区宣布投入使用，师生们从待了两年的绵阳长虹培训中心迁入，标志着这所中学的重建进入新阶段。

北川中学旧址。原有建筑残骸已被推倒、清理，变成了如今的小山堆

那次造访，我只能在校外观摩这所中学的外貌，仅存的印象是，新校徽的设计略像北京大学，建筑是黑白灰配色，在四川盆地常见的阴雨天气下显得尤为凝重。学校正门旁有一堵两米多高的墙，用类似于国旗配色的红色底、金黄色的传统书法字体写上了校名“北川中学”四个大字，浑厚而奋进。

李竞飞说，学校在设计时有意识地淡化了地震色彩，不想让师生们过于受到那段历史的影响，只是对新入校的师生会进行一次校史感恩教育。此话不假，步入北川中学，与步入全国多数中学似乎并无差异，一进校门即是学校的宣传展板，写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展板下方有北川中学近年高考战绩——由于教育质量的显著提升，近几年，北川中学开始有了考进清华、北大的学生，“一本”率从2011年的1.5%提升到2017年的34.7%，这在过去十分罕见。

高中时，我有过一位来自北川中学的室友，质朴而善良，带有一丝老气，我们都叫他“老秦”。当时北川中学的教学质量排全市倒数，一年考上“重本”的人数屈指可数，留不住优质生源。老秦中考成绩排名整个北川前三名，被免学费送到绵阳上高中。整个年级500余人，北川籍学生不超过10人。

地震后，这些北川学生很快知道了家乡的不幸，在风餐露宿的操场跟老师申请，他们要集体回北川去找亲人，“哪怕走也要走回去”，老师没有答应。老秦一个人蒙着被子哭了一整夜，所幸后来得知在山里的家人和在北川中学上学的初恋女友均安全。

那次地震的痕迹，在新校区低调地若隐若现。刻有“多难兴邦”的石碑，被摆在了出入学校必经的一个十字路口。学校共五栋教学楼，分别被命名为嘉祥、怡海、定强、侨心、博爱，前三个均以资助援建的企业或个人命名。当年捐赠资金汇聚于中国侨联，后者在全球募集2亿元，全权负责北川中学的援建工程。2009年5月12日地震一周年之际，新北川中学正式动工。

如今，所有教学楼都低于4层，抗震强度达到8级，多采用开放式设计，建筑入口几乎向外敞开、不设门，以增加师生的安全感。敞开的入口旁，有应急疏散通道，还有无台阶障碍残疾人通道。虽然最后一批伤残学生早于六七年前毕业，但这些通道似乎仍提醒着人们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

震后成为废墟的北川中学，有一千余名师生不幸遇难（摄于2009年）

校园占地面积达15万平方米，布局在县城主干道永昌大道的中段，背靠低缓的丘陵。这不是10年前为全国所熟知的北川中学旧址。旧址坐落在26公里外的曲山镇任家坪村，北川人称之为“北一中”，如今已不见踪影——那所一半校舍成为废墟的北一中，于2011年后被全部推倒改建。若不是经当地司机提醒，很难发现地震博物馆旁边的那座小山堆，就是10年前举国关注的北川中学遗迹。

这座小山像是一座巨大的坟，被草坪覆盖。草坪上有两株泡桐树，是如今旧址上唯一老北川中学的痕迹。整个遗迹由几片小树林环绕，山堆旁的绿植上有朵朵纸质白花，北部设有一个祭坛供亲友凭吊。祭坛一边，一处不太醒目的标识，标注着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悲剧：40名教师、733名学生遇难。

这并不是全部，有北川干部告诉我，733名学生的遇难统计数字并未包括失踪学生。整个北川遇难学生数量为1600人，北川中学占比至少超过一半。如今很多人，依然采用北川中学师生遇难超过1000人的模糊说法。

我对北川中学的采访，被安排在了高一年级的阅览室。阅览室实则更像一个露天图书馆，位于教学楼一楼大厅，书架上摆放着陈旧的杂志和书籍。书多为捐赠而来，出版年份集中在2009～2010年，正好是北川中学重建起步阶段。时值课间，从阅览室往外眺望，能看到教学楼空地上，全校学生伴着羌族歌曲做民族特色的广播体操。校园东北角的体育场，一支棒球队正在训练，他们身着专业训练服，投掷、挥杆动作都十分专业，对于一个西部贫困县来说，这样的场景实不多见。

上完了一节物理课后，副校长宋波走了过来。他个子不高，面带笑容，神态慈祥而亲和，像是多年不见的中学班主任。若不是有人告知，我不会知道，这是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儿的副校长。

聊起这10年间的感触，他沉思了几十秒，叹了一口气，说：“人生是苦啊。”

北川中学棒球队。在各界关爱下，震后的北川中学开始大力发展艺术与体育劫后余生

2008年5月12日，师生们都记得，教学楼垮下来的那几分钟，整个校园没有一点声音，安静得让人不寒而栗。

那场浩劫中，北川中学一栋教学楼完全垮塌，另一栋则由五层直接下陷成三层，另有初中教学楼和宿舍楼受损。

“完全是蒙的，都傻了。”宋波在宿舍楼目睹了这一切。教学楼的垮塌让北川中学伤亡异常惨重：当高一年级异地复课时，原有整个年级10个班，最后只组成了3个班，震前每个班60人左右；高二也是10个班，有接近4个班人数的学生复课时没有回来。

宋波那时当班主任的高一（2）班有69个学生，遇难53人。幸存16人中，有部分学生残疾，郑海洋就是其中一位。这位被媒体命名为“夹缝男孩”的少年被埋22小时后获救，被送往异地接受双腿截肢手术，一年后才返校，留了一级。

即使是完整幸存下来的师生，很多也有直系亲属遇难，甚至成了孤儿。高二（2）班学生陈问奇的单亲母亲、宋波的妻儿，都未能幸免。宋波的儿子当时正在北川中学念初二，妻子在县教体局；而陈问奇，至今都未知晓母亲在哪去世的。

震后一周，5月19日，北川中学扛着伤痛，在绵阳长虹培训中心宣布508名高三学生首先复课。印有“四川省北川中学”的校牌，被特意从废墟里刨出，运送到70多公里外的现场。这块拭去了碎石与沙尘的校牌，让在场诸多师生抹泪。时任高中部负责人的物理老师唐高平说，那时很多学生连家里的情况都不知道，白天夜里经常看到、听到学生流泪哭泣，“状态非常差”。

高三年级相对高一、高二要幸运得多，他们在那栋垮为三层的教学楼的五楼，全年级无人伤亡。高三（3）班的申龙和班长带着班上20多个男生，在完全垮塌的教学楼救援20余人，又背出20余具遗体。翌日，申龙带着饥饿的全班同学，淋着大雨从北川一路外走，边走边问，“看看有哪里能收留我们”。沿途不停有石头滚落，马路上遍地都是飞石、被砸烂的车辆与遗体，申龙一行人只有沿着河谷艰难前行，后被好心农户用货车拉往绵阳。

虽然全年级无重大伤亡，但震后创伤在高三学生中十分明显。长虹培训中心位于铁路旁，原本有一座两层教学楼供师生教学使用，但某一日火车驶过，引发小小震动，在二楼上课的高三某班一名学生误以为又是地震，情急之下跑出教室从阳台跳下，双腿摔成粉碎性骨折。

“没人敢在里面上课，所有人都不敢进去。”高一（6）班的学生张鸣鸣回忆道。无奈之下，长虹公司决定为所有年级师生修建板房，以供上课和住宿。夏日的四川盆地，炎热潮湿又多雨，板房修建的过渡期里，师生都住在帐篷里，十几人一间。帐篷散热性差，盆地经常下雨，睡梦中的申龙有一次被雨水声吵醒，发现帐篷浸水严重，自己几乎睡在了水里。

简陋的条件，对比的是来自全国的关注和慰问，媒体、志愿者、捐赠者纷至沓来。第一次到绵阳的张鸣鸣不禁感慨：“哇，原来绵阳有这么多人！”

过多关注并不一定带来的是大爱，也有动机不明甚至不纯者。北川中学一度拒绝任何心理辅导团队的进入，主要是前期心理干预者均是发放一些莫名其妙的问卷，收起就走人，抑或是在尚未建立信任关系时就触及隐私创伤，使得北川中学的师生产生强烈反感。

北川中学的高三学生放假回校，他们此前刚刚参加完三诊考试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创始人申荷永于5月19日到达北川中学，想要进校做心理咨询和干预工作。校长刘亚春起初表示拒绝，但就在二人交流时，现场发生了一件事：一位某心理干预团体的领队心理咨询师，与一位北川中学的初一学生谈话。

学生趴在地铺上，心理咨询师则高高地站在那里，问：“你家里有人在地震中遇难吗？”孩子回答说：“妈妈不在了。”

这位心理咨询师说：“那你想妈妈吗？”孩子噙着泪水、低头不语。咨询师继续说：“那你给妈妈写封信吧。”孩子很听话，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本，给逝去的妈妈写信。咨询师不时催孩子快点，显得有些不耐烦。10分钟后，孩子写好了，咨询师拿起孩子的信，随手撕了下来，开着车就走了，留下孩子在原地不知所措。

“我们以为她是临时有事，会回来，但她没有。”申荷永和志愿者们气得流泪，他的爱人高岚上前进行了专业安抚，这一切也被刘亚春看在眼里。此后应他邀请，申荷永和高岚带着名为“心灵花园”的团队进驻。他们携带着沙盘游戏，同时给在校700多名师生做访谈。访谈内容多聚焦物质需求，在未建立起信任关系前，尽可能避免触及雷区，“至少先跟每个孩子打个照面”。

创伤不仅是学生的，也有老师的。刘亚春给“心灵花园”分配板房时，特意多留了一间给老师。他对申荷永说：“老师也会哭，不想让孩子们看见老师在哭。”刘亚春的妻儿同样在地震中遇难，申荷永至今记得，刘校长最无助的时候对他说过，“活着的人也不像活人了”。

为了忘却失去妻儿的痛楚，住板房期间，宋波一直试图使自己忙起来，忙教学，忙接待，“一坐下来，就会想他们”。各界经常来人探望，学生家长也经常来找——这其中包括一位宋波在废墟中救出来的高姓同学的父母。尽管宋波再三叮嘱司机将其送往医院，事后也多次找人打听，但高同学被拉出去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为此，他时常问自己，是否高同学当时已负内伤，在途中或医院去世后即被就近掩埋或火化了？

最艰难的时期是在当年暑假，外界关注渐渐退去，但北川中学的重建才刚刚开始。暑期一到，北川中学随即启动遇难学生家长的安抚工作，所有幸存老师都被要求到遇难学生家中进行安抚慰问。

北川中学的生源广布分散在大山之中，宋波走了不到10户人家，却是刻骨铭心。有家长对着宋波发泄大哭，质问垮塌的教学楼建筑质量问题，骂学校，骂校长，骂政府。教学楼并非校方所修，宋波不知如何回答，想到自己与妻儿阴阳两隔，唯有跟着家长一起淌泪，说些安慰话，发点慰问金。最后，他会给家长提几句给他们、也是给自己的建议：保重身体，若有条件早些再生孩子，“这样痛苦轻一点，也有一点寄托”。

整个安抚工作持续了半年。那时，千疮百孔的北川中学能给家长带去的唯一好消息，只有一纸承诺：遇难学生若有弟弟妹妹，以后就读北川中学可以免去一切费用。“这可能是整个北川中学2008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宋波说。

北川中学副校长宋波“二次创业”

2008年7月，北川中学震后首届高三的高考成绩出炉。虽然延考一个月，但还是意料之中地一败涂地。申龙回忆，当时理科“一本”线578分，上线者屈指可数，“几乎没有600分以上的”。

因在震后救援和转移中的优异表现，申龙和班长被评为“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分别被保送到北大、清华。这几乎是此后三年北川中学在高考升学方面唯一的好消息。这之后的几届师生，虽备受关注，却一直未走出地震影响，升学率一蹶不振。

2008年年底，绵阳市教育局做出决定，要把北川中学打造成真正的名校，绵阳市教育局局长开始兼任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转任常务副校长。同时又从绵阳五所重点中学抽调了36名干部和教师“支教”，帮助面临“教师荒”的北川中学渡过难关。刘亚春将之称为“二次创业”。

起初，很多学生并不买账。当年秋升入高二的张鸣鸣说，震后重组班级，大家状态“非常消极，不想学习”。灾后心理效应依然明显，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他们，开始思考学习乃至人生的意义。“学习有什么用？那么多同学每天努力学习，结果一下子什么都没了。”

陈问奇当年升入高三，他就读于快班，原本成绩上佳。地震中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后，他找不到学习乃至活下去的动力。母亲生前靠摆地摊维持生活，“一分一毛攒出来学费”，只在周末等他回家才舍得吃肉。震前，他学习的最大动力，就是能让“母亲过上几天好日子”。

申荷永说，灾后心理创伤往往在灾后3～6个月最为明显，这刚好是陈问奇那一级学生升入高三的时期。但在板房里，陈问奇没有私密空间，无处发泄，就喜欢夜里没事在外晃荡，回来后对申荷永夫妇说：“想躺在马路上，让车子把我压过去。”

他至少三次有过退学念头，上课时常与老师大吵大闹。高三复习强度很大，之前成绩倒数的人逐渐排在他前面了，对他打击更大。“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想考。”夜里，他有时还会做噩梦，梦到“向战场一样”尸横遍野的校园。地震逃生时，他丢失了眼镜，视线不清，一不小心就会踩在一具不动的尸体上。

在陈问奇陷入厌学情绪时，郑海洋还在外地进行截肢术后的康复训练，需要穿戴假肢，练习步态以及摔倒后如何站起来。整个过程十分艰难、疼痛，“一天流汗都要湿好几件衣服”，整个人瘦了几圈。

更大的打击来自心理。被救出前，郑海洋对着媒体镜头摆出了一个“V”形手势，被人称作“夹缝男孩”。治疗期间，外界关注大量涌来，不乏一些投机与作秀者。

那时，各界人士频繁地来病房探望郑海洋，有明星、企业家、志愿者等等，有些还带着媒体。这位当时年仅17岁的少年，以为这个世界是善意的：别人对他嘘寒问暖，他愿意对别人掏心掏肺，别人对他许下各种承诺，他信以为真，最后却发现自己被骗了——很多人在某段时间内频繁出现后就永远消失了，“具体是谁就不说了，他们还挺有名的”。

“不了解这些人情世故，太单纯了。”郑海洋一度觉得很受伤，拒绝了所有陌生探访，包括校长刘亚春出面邀请的媒体采访。一个原因是，当他复课后，央视来到学校拍摄，让郑海洋和其他伤残学生摆拍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动作。其中有一次，健全的同学在做课间操时，央视想安排他们在一旁观看，“表现出很渴望、失落的样子”，而原本他们是可以待在教室不出操的。郑海洋一听就火了：“你们他妈连这个都想得出来？”

震后一两年里，北川中学的学生见到的名人、媒体、志愿者超过了他们此前乃至此后的总和。明星大腕与政商要人，伴随着无数的物资援助涌来，“今天耐克送个鞋，明天谁就送衣服”，在长虹培训中心吃饭、住宿也都是免费。申荷永和陈问奇都观察到，很多同学的心态开始膨胀。

一个佐证是，高三时同学们谈论未来，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以后一定能当大老板或者大官。如果头一天来的是成龙、甄子丹这类明星，第二天再来一个二线演员，大家就看不上眼，“不想搭理他们，看都不想去看”。“那时候大家说话的状态就是‘我要怎么怎么’。”陈问奇说，最后2009级高考，不乏平日成绩上佳者，因心态原因发挥失常。

外界过多来访一度让宋波等老师心力交瘁。2010年9月，北川中学新校区率先投入使用，北川县委县政府为了重振和提升北川中学，将原北川中学初中部独立出来，成立永昌中学，原分管德育的老师调任永昌中学校长，分管教学的宋波调任分管北川中学的德育。

德育工作需要频繁与人打交道，恰逢新校区投入，来访接待工作众多。习惯单纯教书育人的宋波极不适应，“心累身体累，很恼火”。那时的教师公寓还未修好，教师只有暂宿学生公寓，两人一间，没有私人空间。宋波白天忙完，晚上回到宿舍，想起自己在老北川那个不复存在的幸福一家，巨大的悲伤和孤独感就会袭来。

“哪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即使校舍再漂亮，即使天天有人看望你。”有十余位老师创伤难以愈合，震后陆续选择离开。宋波也想当“逃兵”，离开这片伤心之地，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他向上级申请调离，还联系了三个接收单位，但领导没有批准，最后没走成。

并非所有外界关注都是负面的。陈问奇读高三时，最喜欢去“心灵花园”找高岚老师。高岚做心理疏导很少触及敏感问题，只是陪伴和倾听。渐渐地，陈问奇愿意向她打开心扉：“她跟我说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一直的陪伴。”

高岚对陈问奇说，他能去参加高考就是胜利，“人生每个阶段的状态和衡量标准不是固定的”。陈问奇醒悟后开始用心准备高考，虽然从结果看为时已晚，最后考入广州一所航空类专科学校。

郑海洋等伤残学生，也都认了成都志愿者王志航为干妈。最开始，他本能地排斥王志航，不理不睬、表现孤傲，但干妈没有放弃，经常来看望郑海洋，他这才发现“干妈跟其他志愿者不一样”。干妈十年如初，二人一直保有联系。

即便如此，郑海洋的恢复一度也“非常缓慢”，他的班主任唐高平如是说。震前，他长相清秀，身高1.83米，不仅成绩不错，运动也样样精通，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失去双腿后，他留了一级，学习、生活样样需要他人帮助。巨大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啥子都难熬”。而受限于身体条件，他有情绪也无处发泄，心情极度烦闷甚至抑郁，一度形成恶性循环。

文字成了他新的发泄渠道。高三最后一年，他在新校区度过，看完了韩寒的所有书籍。那一年他还一度迷上了写纪实小说，记录自己在地震中的故事，和过往在北川中学的点点滴滴。老师唐高平回忆，那时的郑海洋上课时头就一埋，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他知道郑海洋不想听课，却不知如何安慰他，“不能说他有问题，不然没问题也会说出问题来”。

高三下半年，郑海洋向唐高平申请回家复习。“新校园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不想待，很压抑。”回家后，他一边写小说，一边等待高考来临。新生与旧痕

师生们都记得，2011级高考成绩出来那晚，北川中学罕见地放了烟花。“有史以来第一次。”郑海洋说。

当晚，老师们带着同学出去吃夜宵喝酒，许多人哭了。郑海洋考得不好，但也去赴了宴。震前一位遇难同班同学的父亲是学校老师，在饭桌上拉着他互诉衷肠，对他说：“并不是你做得不好，而是你经历了太多，承受了太多。”瞬间，郑海洋湿了眼眶。

全校前四名的学生都在郑海洋的班。那是2008年地震后的第四届高三，也是搬入新校区后的第一届。同为年级主任的唐高平说，2011级很难带，不仅有伤残学生，也有大量震后免中考就读的学生，不乏一些此前辍学者，生源质量没有门槛，基础薄弱。

但那一年的北川中学，还是以182人本科上线的成绩完成了绵阳教育局下达的113人的指标，“这标志着北川中学开始慢慢走上正轨”。此时，距校长刘亚春震后提出的“3年恢复、6年提升、9年跨越”的目标，正好过去3年。

不过，对北川中学来说，后面的“提升”和“跨越”目标才最为困难。走上正轨，也意味着外界关注和支援渐渐散去，更多工作需要自食其力。而原本，这所中学在绵阳教育版图上并不显眼，甚至落后。

北川中学生源多来自县域内的山区，基础教育薄弱。家里有经济条件的，或成绩足够优秀的学生，大多会在中学时被送往绵阳求学，优质生源几乎留不住。刘亚春的儿子初中时原本成绩优异，可前往绵阳求学，但他考虑到自己校长儿子的身份，就留在北川中学支持父亲工作，与郑海洋为同班同学，最终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每年高中招生线，“不是平武倒数第一，就是我们倒数第一。”宋波说。学校震后最初发展艰难而缓慢，2012年之前本科上线人数都是100余人，到2015年也只有300余人。“一本”人数迟迟不能突破100人，而每个年级的人数已开始逼近1000人。教学成绩与投资2亿余元的硬件设施极不相符。“2亿元投资啊，北川一个县的财政收入才几亿。”唐高平感慨。

2013年4月，为了让新北川中学的硬件设施物尽其用，实现将北川中学办成名校的目标，绵阳市教育局开始推行绵阳中学与北川中学联合办学的模式。作为闻名全省的“超级中学”，绵阳中学派出17名骨干教师，赴北川中学开始首期的3年支教。北川中学当年开始内设“绵中班”，按照绵阳中学标准招生、教学、考核。这种市县联合办学的模式，同样也在其他学校推广。

北川中学效果最好。2016年，首届有“绵中班”参加的高考，北川中学本科上线873人，比2015年增长527人，重本上线274人，比2015年增长240人。北川中学开始出现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教学质量名列县级中学前列，有更多本地优秀生源愿意留下来。

唐高平坦承，给北川中学15年，可能也发展不到这种水平。他至今记得，援建企业怡海集团派北京的老师过来支教时，这些老师所用的是多媒体教学方式。在那之前，北川中学几乎没有老师会用PPT讲课，包括地震前拍下北川中学最后一张完整照片并上传到博客的唐高平，“主要是不会”。

宋波和北川中学一样，开始渐渐好起来。他说，时间起到了最大疗效。他重组了家庭，2010年与新任妻子在长虹培训中心相识，后结为夫妻，目前已育有一子。伤口愈合了，但伤痕还在。每次听到同事有孩子考上了“985高校”，抑或念到了名校的博士，他就会伤感地想：“要是儿子还在，也应该上大学了吧。”

他坦承，如今北川中学的重生离不开外界帮助。“不能做苦难的名校，这个出名不是真真正正的名校。”宋波说，学校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要他们自己想学。

为此，虽然如今教学质量在绵阳市县级中学里领先，但北川中学的高中招生线一直停留在400多分的全市倒数水平，对所有老师采用平均分，按学生水平进行分层教学，希望给基础薄弱的孩子更多机会。

高一年级语文老师蹇琴就是这样的孩子。她来自北川乡镇中学，是新校区第一届高一学生，2013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回母校做教师，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原本，她有机会留在成都，但最终决定回来。“恋家，也贪恋这里这么好的环境设施。”蹇琴指着教学楼旁边的一棵大树，那是当初他们新生报到时一起植下的小树苗，今已亭亭如盖矣。

对蹇琴这样的新北川中学学生来讲，废墟和板房中的北川中学仅存于口述、影像和文字资料中，地震的痕迹在其身上并不明显。她入学到毕业的那三年，也正是申荷永“心灵花园”团队着手撤离的时间。而今日北川中学的校门口，亦不见那块从废墟里刨出来的“四川省北川中学”校牌，取而代之的是“四川省绵阳中学 北川中学 联合办学学校”。

但对郑海洋等老北川中学学生来说，这所中学是熟悉又陌生的。毕业后，郑海洋常回学校探望，却更怀念那座已成为小山堆的老北川中学旧址。“北川中学没了。”郑海洋说，那个地方承载了他们太多的回忆，“不管是开心还是痛苦，如今却被推倒了”。

这似乎是所有老北川中学毕业生的心声。张鸣鸣说：“希望北川中学能有过去的样子，至少我们能看到从前。”2018年清明节，郑海洋参加了张鸣鸣班上的同学会，一行26位亲历者集体前往老北川中学祭奠——那是北川中学旧址被推倒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回去。郑海洋看着面目全非的学校，想起了过往所有的种种，忍不住号啕大哭。

他们身上的北川中学烙印已无法磨灭。高考后，郑海洋升入天津海运职业技术学校，开学当天，校长选择他作为新生代表演讲，并当着所有师生的面介绍他的经历，以至于后来全校都认识了这位北川中学毕业生。“可能是为了防止大家以后议论我的身体。”

正是在大学，时间开始抚平伤口，郑海洋和陈问奇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郑海洋大学毕业前就开始准备创业，如今是残障康复APP“假先生”的创始人。陈问奇在实习时认清了自己不喜欢机场的工作，转行做广州“心灵花园”的助理，研读心理学。

“越来越相信命运这种东西，百年一遇的，遇上了就遇上了。”陈问奇经常回北川中学，组织北川教师的心理培训工作。每次回去，他都会感慨命运无常。偶尔，他也会去中学旧址和老县城废墟看看，想着那几秒钟时间，就带走了他的亲人、学校和整个县城，“幻灭感特别强”。

宋波回去的时间不固定，不集中在清明和“5·12”纪念日。只要想妻儿时，他就会驱车回老县城停留祭奠，走走转转。新旧北川中学的对比也让他特别感慨，在最初那段流离失所的日子里，他从未想过，北川中学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简直不敢想”。

“这是无数师生拿命换来的。”宋波说，“不可能忘记，那是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