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开展医疗业务不足两年的医院，和数十名集体辞职的骨干医生对簿公堂：医院要求辞职医生双倍返还安家费，而辞职医生反诉医院强求医生违规开展医疗活动……近日，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务川昇辉医院多名医生辞职案”，引发了广泛关注。

医生从医院出走，不稀奇；医院和医生从利益共同体变成原被告，也不罕见。可是，该新闻中，“数十名骨干医生集体辞职”的离奇景象，你告我违约、我告你逼着我违法的互诉场景，实在有些新奇。涉事的务川昇辉医院系当地政府招商引资项目，也是目前贵州省最大的民营医院，这更增强了这起事件的“故事性”。

乍看之下，此事似乎只是“挖人”跟“走人”的民事纠纷，但细究案情，不难发现发现，此事中的是非并不简单。

一方面，涉事医院当年以工资、住房、编制、安家费等方面的优厚待遇挖人时，确实在人才引进协议书上标明了前提，有些医生得了便宜后提前走人，确有违约之嫌；另一方面，很多离职医生都表示，院方并没有遵守待遇方面的承诺，医院方面也有逼迫医生非法行医的情况。

对于医院和医生之间的种种争议，我们期待用证据廓清真相，用法律定纷止争。不过，无论审判结果如何，从已经确证的信息来看，该医院有些情况也值得关注。

比如，这所医院的院长确认，“有40多人是解决了事业编制的，这部分人可以不用签订劳动合同”；而人社局提供的《养老保险费应收信息》则显示，该医院在2017年“第一期”之前并未给员工缴纳社保。

又比如，编号为“遵卫医罚决字[2017]0006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显示，务川昇辉医院曾未通过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就开展第三类医疗技术，曾超出放射诊疗许可开展介入诊疗活动、违规发布医疗广告宣传内容等。

近年来，民营医院在国内发展迅速，其中也涌现出了一些口碑良好的品牌。国家卫计委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民营医院的数目在2015年就超过了公立医院数目，达到了13475家。

然而，在诊疗服务数量方面，民营医院同年的诊疗人次只占所有诊疗人次的10.9%，出院人数只占12.9%，与公立医院在服务数量上的对比依然悬殊巨大。

数量庞大，诊疗规模却无法跟上，部分民营医院难免在巨大的竞争压力面前使用“灰色”手段创收。这些做法，又拖累了那些守法经营的同行的声誉。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曾在半年之内监测了3000多条违法医疗广告，其中73.6%出自民营医院。

同时，深圳市政府每年都会发布医疗质量评价与监测报告。每一年，民营医院的评价都显著低于公立医院。在深圳市2017年发布的报告当中，全市116家参评医院中有6家医院被“提醒注意”，4家医院被“黄牌警告”，而被“提醒注意”和“黄牌”的医院基本是民营医院。

当下，民营医院只有加倍努力，用行动证明自己，赢得公众的认同。诚然，在医保定点待遇、牌照审批、融资、职称评定、处方权、设备引进等方面，民营医院难以跟公立医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自然会影响民营医院的发展。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涉事的务川昇辉医院作为贵州省最大的民营医院，明明获得了政策的眷顾，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典范作用，还数次因过度医疗而遭受处罚，出现了和数十名医院骨干对簿公堂的案子，值得业界反思。

如果政策公平，规范运营，民营医疗事业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占总量约75%的民营医院完成了70%的医疗工作。事实上，民营医院并没有什么“原罪”，在民营医院之中，也有许多出色的代表。如果整个行业想要发展得更好，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规范，能防止某些民营医院“误入歧途”。

至于那些非法行医、过度医疗的民营医院，它们的经营者并不想长期经营，而只想赚些“快钱”，因此不惜游走于灰色地带追逐暴利，最终只会害了整个产业，让民营医疗事业遭受舆论的打击。在该案中，如果“医院逼医生非法行医”的情节属实，伤害的，就不仅仅是本院的医患了。

无论如何，民营医院要生长，但不能“野蛮生长”，这一点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