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市妇联依托团体会员女作家阅读沙龙，创作了《素手春秋——科尔沁大地上的女子书写》文集，用以铭记70年来通辽大地上的女性写作所走过的历程，本部文集历时一年半的时间，收录了88位从40后到90后的女作者的共148篇作品，涵盖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在科尔沁或曾经生活在科尔沁的女性，比较完整地呈现了自治区成立70年来，我市妇女在文化方面的发展样貌。

5月11日，内蒙古日报10版，刊发了一篇关于《素手春秋》的评论文章——《科尔沁女性文学的别样色彩》，再次强调了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事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背景下，《素手春秋》的出版发行，对促进女性文学发展，振奋草原文学士气的重要意义。

科尔沁女性文学的别样色彩

文/于东新 魏华倩

有着悠久文化传承的通辽市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老一代的有玛拉沁夫等，中青年中有高洪波、郭雪波、江浩、巴根等，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新时期以来众多女性作家的崛起。摆在笔者面前的由通辽市妇联组织、我区著名作家苏莉主编的《素手春秋：科尔沁大地上的女子书写》一书，共收录了88位女性作家的148篇作品，可以看作是科尔沁女作家创作风貌的缩影。书中所收作者或是通辽籍，或是由通辽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女性。她们的年龄从上世纪4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几乎跨越了三代人。她们的作品体裁有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报告文学以及评论，遍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充分展现了女性作家多样化的艺术才具。我区文坛出现的这样一种女性作家群体、一种性别写作的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关于科尔沁女性文学的创作动机，借用《素手春秋：科尔沁大地上的女子书写》主编苏莉的话：“我的身边聚着一些爱读书写作的姐妹，平时我们经常小聚，喝茶、吃饼、聊文学。我们生活中互相帮助，文学上互相启迪，经常在喝茶聊天的过程中一个尘封已久的记忆就被唤醒了，回去就能写出一篇美文。”这样的写作态度使文学回归到了纯粹，回归到心灵、情感的需要，即所谓的“无目的而合目的”。

孔子有名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是情感表达之法；而“怨”从广义角度来说则是指创作主体在生活中的所思所感，是一种感情的触动与生发，是情感表达之源。孔夫子由此从发生学的角度阐释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机制。西方文艺批评家在谈及艺术起源时也有“模仿说”“游戏说”以及“表现说”等，尽管结论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艺术是人类内心情感的需要，是“兴”是“怨”的引发，即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其实也是科尔沁女性文学的创作动机，这在当下功利至上的语境之下，尤显难能可贵。

孔子“兴观群怨”理论中的“群”与“观”则是从审美效果上来判定文学艺术所能实现的功能。所谓“群”就是文学艺术能团结众人，使人们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而“观”自然可以从文学艺术的文本里来观民风、察得失，由此明了治乱兴替等等。如从现实效果上来看，科尔沁女性文学是切合了“群”与“观”的精神的，即它至少在通辽文坛起到了一种整合力量、凝聚士气、振奋人心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事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背景下，科尔沁女性作家展示了女性文学的力量，振奋了草原文学的士气，这是颇有意义的文学事件。

在“科尔沁女性文学”的概念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地理学与性别写作的意识，所以科尔沁女性文学既是一种地理学——科尔沁草原的书写，也是一种“女性主义”的文本表达。如《素手春秋：科尔沁大地上的女子书写》一书封底的小诗所传达的：“我们总得在那些平淡琐屑的日常里/活出不一样的含义/谁愿与草木同朽呢/时空长河中/我愿看到你一闪清丽的身影/纤纤袖手/素年锦时/安慰我的心灵/照亮你的人生。”科尔沁女性文学带有鲜明的性别色彩，即便像李丽的《牛局长忏悔》、文润的《男人四十》等颇具阳刚之气的作品，也能见出女性作者的细腻与多情、敏锐与善感，让读者感受到创作主体强烈的自尊自爱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于是在小说、剧本及报告文学作品里，科尔沁女性作家显现出对国家民族、对社会人生的使命感和壮烈情怀。这种与男性作家一样强烈的宏大叙事，足见其鲜明的“女性主义”精神的张扬。而在散文、诗歌的创作之中，我们又看到了在求生存、求平等、求发展的坚守中，科尔沁女性那种奔涌不息的信仰的力量与思想的锋芒。请看：“长长的垄上 母亲走着走着就老了/直到没入无边的麦田中/直到成为这一方绿油油的麦田中的/一株麦穗 成为/这日渐饱满的一株中一粒/金黄 富足 养育一方”（曾烟《麦穗一样的母亲》）；“母亲说你性格柔弱/你却能把顽石磨圆”“累了，有风相助/倦了，有雨相怜/任崇山峻岭重重设卡/谁也改变不了/你心中的信念”（常新华《小河》）；“我的声音微弱却坚强/朝着你的蔓延/你一定叫不出我的名字/正如那些谦卑安静的花儿/粉 黄 蓝 紫/一抹一抹占据草原的色彩”（王艳青的《怕你唤出我的名字》），以及“沉默还是呐喊，都配得上嘹亮”（ 王昱华《迷行》）等等。这些自立自强、张扬自我人格的声音，这些讴歌女性、母性伟大的诗句，是女性作家主体人格的外化，表现了科尔沁女性乐观豁达、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

不仅如此，科尔沁女性文学中诸如草原、烈酒、骏马、呼麦、长调、奶香、荞麦花等具有草原色彩的意象俯拾即是，昭示着其鲜明的文学地理学特征，这是草原女人书写草原的艺术努力。尽管她们年龄不同、身份各异、职业多元，但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她们心中都“住”着一片草原，是草原情结让她们的笔有了灵性，有了激情，有了温度，于是才有对草原、骏马、荞麦花、勒勒车……的思念和深情的诉说。像《家乡的打碗花》（鲍哈申）、《寻根之旅》（苏力娅·林）、《乡音梦也浓》（孟秀华）、《在巴尔虎草原上》（黑梅）、《又逢一度麦花香》（吴秀芳）、《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聂红杰）、《故乡》（岳美娜），以及《流泪的狐狸》（陈萨日娜）等等，无一不是涉及草原的书写，是女性作家笔下的“草原文学”文本。当然，也有不少的作品并未将草原当作题材，写的是走出草原的草原人关于外面世界的经历和思考，呈现出全球化、现代化浪潮给草原文学带来的新变化。

总之，在中国，尽管男性占据着文坛创作的中心，但这并未扼杀掉那些蕙质兰心、美丽聪颖的女性作家的才华和光彩。尤其是近现代文坛的女作家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如秋瑾、苏雪林、凌叔华、石评梅、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等等。如果再细数当代文坛，女性作家更是群星灿烂、不胜枚举。女性作家一直是文坛的半边天，科尔沁文坛亦不例外，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群体，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文学现象。当然，科尔沁女性文学还存在着整体水平参差不齐、新生代作家缺乏领军人物等方面的因素，但事物都有双面性，它也使人看到了培育、扶持科尔沁新生代女性作家的紧迫感，已引起相关主管部门的重视，即建立怎样一种科学的机制，为年轻作者打造更好的艺术环境，激发她们创作的欲望，从而创造科尔沁女性文学、草原文学的辉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