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从全球自由贸易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自由贸易总是在规则主导国能明显获益时才被积极推动。而当前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的压力,甚至是美国自身对于霸权地位的担忧,都已促使美国国内的新孤立主义再次抬头。基于当前全球自由贸易的制约因素,中国应该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提倡正确的义利观,积极拓展区域和双边经贸协商,并将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有机协调起来。当前全球自由贸易的制约因素
1.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波周期已进入萧条阶段
如果以50~60年跨度的康波周期来看,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最近一次长波周期的高涨阶段,到2007年次贷爆发,全球经济开始转入长周期的衰退阶段。虽然各国果断采取政策抑制了危机的恶化,但随之而来的长期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却将更多的矛盾隐藏起来,这使得长周期的萧条阶段有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更长。根据历史经验,长周期的衰退期和萧条期分别有10年左右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还将面临一段长达10年左右的萧条过程。在如此巨大的冲击下,全球经贸活力都将受到冲击,一旦遭遇冲击,退缩回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状态,是美国一贯的传统。
2.全球价值链开始发生深刻变化
次贷危机以后,原有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原有以“资源—生产—消费”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格局出现变化,一些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新兴经济体开始通过创新驱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而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相关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各种技术壁垒层出不穷。例如,分析自中国加入WTO以来11个明显出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行业,我们能看到,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美相关行业贸易摩擦数量明显增加,并且像化学医药、计算机、电子设备和机械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业,这一特征更加明显。
3.美国国内财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底层90%的人持有财富的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值35%,30年后,这一财富比例下降到20%,而失去的15%全部流向了顶层的0.1%。而要成为90%和0.1%之外的9.9%的“新美国贵族”也并不轻松,如果在1963年,要从90%的底层上升到9.9%层,财富需增加6倍;而到2010年,财富则需要增加25倍才能入围。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统计,美国2015年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贫富差距创30年来最大水平。虽然美国当前总体就业形势良好,但随着产业升级、技术替代等因素,很多不具备竞争力的制造业人口面临较大压力,这种结构性失业十分容易累积社会矛盾。
4.担心领先地位受到冲击,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意愿下降
虽然从人均产值、生产效率和全球价值链占位来看,中美之间仍有较大差距,但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提升,引起了美国对于其领先优势的担忧。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来遏制中国经济的扩张,尤其当发现WTO多边贸易体制让中国获益良多时,甚至不惜颇费周章构建TPP和TTIP等新的经贸体系来围攻中国。但通过贸易规则的调整来迅速改变全球价值链绝非易事,美国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一困难。特朗普上台后,干脆直接退出TPP谈判。但2018年3月,除美国之外的11个国家还是最终签署了TPP,随后特朗普在4月份又宣布美国考虑再次加入TPP,但前提条件是协议内容要有改进,日本表示欢迎美国回归,但也表示现阶段再修改协议的难度非常大。2018年8月,有报道称日本认为美国应回归TPP,但美国依然坚持先开展双边协议磋商。多边贸易协定是全球贸易领域最重要的公共品,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经济体,担心其优势受损,已不再愿意牵头提供全球公共品,这对于现有全球经贸秩序已形成重大挑战。
美国是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最重要的主导方,其贸易政策的变化势必会对全球自由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当下新孤立主义空前高涨,试图通过单边主义重构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全球价值链,这对现有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已形成了严峻挑战。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面是无法分割的全球价值链,另一面却是日渐式微的多边贸易体系,这种格局必定会让全球经济面临一次大的调整。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困难的同时,还必须要积极作为,逆水行舟。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近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全球经济治理问题阐述了深刻观点。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期建设一个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我们应该把上述思想融入到具体工作中,在接下来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构建时,至少可以考虑以下五方面:
首先,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从自由贸易的历史中能够看到,自由贸易总是在主导国能明显获益时才被积极推动。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美国的相对优势在近些年有所下降,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就明显出现了遏制中国的迹象,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态势更加显性化。从博弈的框架中看,如果美方将中美关系看作是对抗关系,那孤立主义很可能将双方关系带入到“囚徒困境”中,这对中美双方和全球经济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事实上,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已经很难割裂,如果硬性将其割裂,所带来的损失将超出大家的预想。加上近年来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的持续扩张,现有的国际贸易格局早已发生深刻改变,美国希望单方面重塑贸易规则和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愿望不仅很难达成,而且必定会让全球经济遭受重创。有研究发现,仅仅只看中美的双边贸易差额,很难全面反映出两国的贸易来往。如果将包括在华子公司在内的所有美国公司对华出口统计起来,美国2015年向中国的货物和服务总出口为3720亿美元,而同年中国公司(含中国在美的子公司)对美国的出口为4030亿美元,这样的贸易差额仅为310亿美元左右,远远小于海关统计的同年367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净差额。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其中涉及到大量日用消费品,这在损害中国生产商利益的同时,势必也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控制双方摩擦的烈度,尽量将双方的关系远离对抗状态,实现正常的竞争合作关系,才真正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其次,提倡正确的义利观,占领道德高地。国际经贸谈判和协商中,为自身谋求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全球贸易机制的完善包含了大量的公共品供给,这就要求参与者,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中国应高举提倡多边协商的大旗,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鼓励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协商过程中,树立良好的国际声誉。反对美国退出多边协商,揭露其以双边协商方式实施“孤立主义”的实质。
第三,双边和区域协商是当前贸易协商的有效抓手。多哈谈判的停滞,使得多边协商趋于停摆,加之美国孤立主义兴起,中国目前尚无法扛起领导全球多边协商的重担。因此,保持与主要发达国家高水平的双边协商,推进周边区域和“一带一路”中的双边及区域协商,将是中国接下来一段时期的工作抓手。虽然目前多边贸易谈判处于低潮期,但中国仍然可以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G20等平台积极倡导多边协商。具体的贸易磋商中,中国需要与美国、欧盟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双边协定谈判,在与发达经济体密切接触过程中,动态掌握全球经贸谈判的最新风向和最高标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FTA和各种双边FTA应该成为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主战场,力争在这些谈判中体现出中国的国际贸易规则影响力。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以设立区域性贸易协定为目标,也不具有排他性,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适时达成双边或是一定范围内的多边贸易协定,对于维护全球多边贸易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注重国际与国内规则的统筹,将扩大开放与深入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党中央于2014年明确提出“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治理理念。在吸收和配合国际规则上,一方面,要区分国际规则中哪些是我们自身的改革目标,哪些是我们现阶段能承受的规则调整,将合理的成分吸收到国内改革的进程中;另一方面,要注意把握我们自身的经济金融结构特点,坚决抵制那些和我们自身发展路径不符的规则。同时我们还要通过将国内规则有效扩散,影响国际经济治理规则的调整。当前发达国家在贸易磋商中提出的高标准虽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反对,反对的原因是因为发展阶段差异所带来的责任义务不匹配,但很多标准与发展中国家国内自身不断改革的目标并不矛盾。目前来看,主要关注点在以下几个方面:管制的一致性,要求国内的管制体系更具有透明度、有效性、可实施性和相融性;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原则,要求政府支持的商业活动不因其与政府的联系而享受私营部门竞争者所不能享受的人为竞争优势;促进电子商务,要求对关税、数字环境、电子交易授权、消费者保护和本地化要求等进行规范,以保证信息的自由流动;通过在清关、标识要求、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原产地规则的确定,目前是增加值、税目改变和加工工序等三大标准,这将产生全球价值链合作的新标准;高标准的环境和劳工规则。从以上关注点可以看出,各标准基本都属于国内深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就是本着这一思想展开的,在试验区内创造更加开放的经贸环境,探索高标准规则在中国的适应性。试验区外条件合适的领域,我们也要统筹好国际国内规则的制定,以开放促改革,变压力为动力。
第五,注重经济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统筹。中国坚持全球经济治理必须遵循全球治理中“共治、共享”的原则,参与治理的核心能力在于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中国要将全球治理中的安全治理、环境治理和社会治理等问题与经济治理问题统筹起来,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注: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来源:胡志浩:如何认识当前全球自由贸易的制约因素。(《学术前沿10月下》)
编辑:浦天龙
视觉:王嘉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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