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十月》·田野志 | 何平：中国器物（主持人语）--粉丝服务平台-粉丝头条-fensifuwu.com

日期： 2023-03-16 21:54:55 来源：十月杂志收集编辑：何平

田野志——开栏的话

建设中的绿色中国，给文学提供了壮实其根、活跃其脉的广阔天地。

2021，《十月》联合贵州“十二背后”旅游区，发起首届“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的评选和生态文学论坛讨论，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2022，《十月》设立“大地之事”专栏，在国内文学期刊界率先举起了生态文学行业标准的旗帜。我们期待通过持续的书写、通过刊物引领的写作与阅读的互动，把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时代好的生态文学挑选出来；进而使书写者走出书斋，走向“人民大地”，以文字对接美丽中国的行动与实践。

2023，我们携手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将继续以文学、艺术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展开“书写美丽中国”系列行动。每期邀请一位著名作家、学者作为主持人，选取主题和同行者，深入田野，让文学、地理、生态、艺术、地方性知识与美丽中国的微观风景相遇，汇聚成“美丽中国·田野志”专栏，以非虚构的形式，一年六次在《十月》刊发。

“美丽中国”不仅仅是对于我们自身道路的探索，更是一种在当下全球困境中，对于目前单一的知识生产范式的重新思考，这是《十月》与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的共识。我们希望拓展文学、艺术的边界，记录和直面人类社会的问题和困境，探索突破既有书写方式界限的可能。更期待通过在地实践，去触及广阔的中国大地中蕴含的多样性文化基因，从我们自身传统里生长出有别于西方的现代主体性。这创造的根深扎于田野之中，也将赋予我们通向未来的羽翼。

它是活的“田野志”，是文字、经验与认知的有机生长，是修辞、传说、地方知识、生态观察、当代理论构成的极富想象力的全文本实验。它是文学的“田野方法”，文学的野外作业，去捕获田野中的现场细节、地方特性和民间话语，去倾听实践中的众声喧哗。它当然也是田野上八面来风的温度与深情。

欢迎来到美丽中国的广袤田野。

本期主题：中国器物

主持人：何平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暨出版中心主任，著有《批评的返场》等。

中国器物

——主持人语

何平

今年开始《十月》计划在“田野志”的大题目下做一些事情——寻找或者鼓励某种仍然在想象中的态度、实践、写作、文本、修辞和语体等。

可以说，这个栏目在2022年8月29日在北京CHAO·回声剧场举行的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年度行动志闭幕式暨文学论坛——田野志：书写美丽中国”即已启动。论坛的发起者季亚娅有一个提问：“当然此刻并非古典时代，那么在当代语境里，田野意味着什么？”参加本次论坛的写作者李敬泽，曾经在《人民文学》杂志倡导“行动者的写作”，实践世界文学和中国语境的“非虚构”，他的回应是：“如今我们面对的田野，并不是自然生态意义的田野，而是现代进程发展中的田野，巨变中的田野，成为我们很大的认知和书写的困难。作为文学工作者，应该以一个行动的实践的主体去介入田野，不仅仅是个观看者，不仅仅是个思考者。”这里，其实回到了写作之“谁在写”“到哪儿去”“从哪儿来”的前提。当代文学的“田野方法”，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田野志”接近社会学“田野”和“志”的精神。正是在这次论坛，季亚娅发出邀约：

我们常说“正在消失”，正在消失的“故乡”“工厂”“乡村”等，那么除了小资的、乡愁式的抒情姿态，我们还能怎样讲述田野？回到文学与史学还不分家的年代，那时候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是圆形的，我们关于知识的使用还没那么功利，那么画地为牢。《十月》想邀请作家，像司马迁修“八书”、班固修志那样，为我们时代的田野、留下一份特殊的文字记录；类似于文学感受、地方知识、档案、生命体验混在一起的全文本实验。

更早的时候，2018年，我在“花城关注”选发了毛晨雨微信公号“稻电影农场”“巫术艺术”标签下的几个“文本”，包括《蛇的志向》等。此前，我和亚娅经常就文学多有交流。毛晨雨的家乡在湖南岳阳。岳阳也是亚娅的生命出发之处。故而，对毛晨雨工作的“田野”，实践的“写作”以及呈现的“文本”，颇多会心之处，我们就毛晨雨有过好几次讨论。这应该是我们“田野志”共识的开始。说是“文本”，是因为这些“文本”在我们的期刊和文体制度中很难将其归类。而且，在当下严格的学科分类中，毛晨雨工作的“田野”涉及艺术、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学、酿造学等诸学科领域。按照毛晨雨的自我陈述，这些年，特别是回湖南建小型农场种田以来，“我对世界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我的身体和官能被动员起来，所谓思之切切，就是有切肤的感悟，方能穿透事件，直抵词而去。”“‘写作’主体地纳入我的整合诸领域之思辨和叙述的机制，它成为思辨、行动、叙事的‘总体化’的描述装置。写作是一架统协性的装置，它由文学发源，却并不限定于文学。”

“我们无法真实地拒绝文学之在场。”“田野志”第一辑“器物”。器物最早当是尊、彝之类的祭器，语出《周礼·秋官·大行人》“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我们关心的“器物”则由庙堂之上，回到朴素的人间大地，它是历史现场，更是个人记忆的在场，亦即我们所谓的“田野”，就像毛晨雨所说：“水稻是我可感的本地性要素所在，它已成为我思想的器官。”

人与器物无间焉。

李锐青年期从北京到吕梁插队，空间的挪动，同时是时间的逆流。李锐北京世界旧时代的弃物，“在吕梁”不是幽灵的复现，而是活物。这些活物漂流四十年，它们在李锐的《太平风物》“展览”。从2006年往前推移十年，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这两个出自“插队者”的神奇的“文本”仅仅放在“小说”的脉络是很难尽其义的。此番，李锐的《火镰》依然写物与记忆。火镰是一件旧物，它的生命之初比李锐的回忆及乡人回忆的那个时空，何其遥远。火柴断供，火镰重新出场。《火镰》依然是李锐的简朴文风，短篇、片段，甚至是残篇，草蛇灰线，伏行千里，中国记忆和个人往事如火镰之光焰。

在宜兴，徐风是和紫砂手艺人同在的“能言者”。一定意义上，徐风是操汉语的紫砂手艺人。《假如我是一枚壶手》写器物与艺。写到手艺人“心”与“手”之间的默契，这种默契当通过对制造工具的选用来体现。紫砂艺术是物成就物，简单之紫砂器对照的是极尽细致到烦琐的工具和工序，其间既是物与物的相遇，也是物与人、人与人的交换。

邹汉明1966年生于浙江桐乡与吴兴两县交界处塔鱼浜北埭一户农户家里。塔鱼浜在浙江桐乡的西北角，在茅盾、木心的乌镇和丰子恺的石门镇的中间，是一个很小的充满乡野气息的自然村。它太小了，即使在比例尺最大的地图上你也找不到它的位置。其实，塔鱼浜在哪里，它的面积有多大，出过什么人物，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它的普通，寂寂无名，反倒让它具有了普遍性，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一处僻静的旧江南，都可以称作塔鱼浜。邹汉明的《塔鱼浜自然史》去年出版。《铜锣》写江南器物消亡史。铜锣是用来替代丢失的哨子的，由生产队千辛万苦所买来。此后，铜锣如“面具”挂在塔鱼浜一户人家的某根廊柱上面的一只洋钉上，成为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神器。铜锣参与塔鱼浜的喜丧大事，无意间，和塔鱼浜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敲出时代的声响，也成为时代的绝响。2009年，推土机推平了南埭所有的房屋，从建筑垃圾的废墟队里，捡到了一只完整的粉底小供碗。碗犹能存，坚固更多的铜锣却不见了。直到九年后，才从道听途说中打探到铜锣的下落：当年被坤祥父子翻垦到时，已卷成一块破抹布，这几乎是一次物的“叫魂”。

周婉京是东西方哲学、视觉艺术和文学的漫游者，其器物观出乎她的研究田野和知识现场，东西方互勘和对读之眼隐然在焉，故她的《东方故事的物与藏》虽然不是李锐、徐风、邹汉明那样物与我的同时在场的无间有情的体物，其看待物的立场较之其他作者更疏远。早在一件物的制作过程中，因其由人所制，所以天然居有人情和人性，时间的河床人情人性之流水裹挟着物之浮沉。李锐的火镰和邹汉明的铜锣流徙在人间，如江湖儿女命运播迁。同样的，中国古代书画鉴藏用来形容人与藏品关系的词语“烟云供养”亦可作如斯观。《东方故事的物与藏》以尤瑟纳尔《东方故事集》第一篇《王浮得救记》等做例子游走东西方文化“烟云供养”，其中的位移和增殖不仅是物在现场，也是物在转场的赋得。从这里还可以进入到中国现场的词与物。现在大家都爱征引的阿甘本说过：“只有词能让我们接触到无言的物。自然和动物都永远陷入了某种语言，它们甚至在保持沉默的时候，也在不断地说话和回应符号；只有人成功在词中断了自然的无限的语言，并把自己片刻地放到无言的物面前。不可侵犯的玫瑰，玫瑰的理念，只为人而存在。”（吉奥乔·阿甘本：《散文的理念》，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不可侵犯的玫瑰，玫瑰的理念，只为人而存在”，存在不存在只为中国，只为中国人，只为中国单数的“我”存在的吗？这样提问也许误读另外一个世界阿甘本的“物自体”。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社会学田野强调的“在地”（local），以在地人的思维去考察，进入（in）意味着拥有地方性知识，这是我们“田野志”的起点。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地人”，“志”不仅仅是地方性知识，而且是在地人的“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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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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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稳 / 张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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