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上午8点，在清晨凛冽的寒风和零星飘落的雪花中，赵家良早早地守候在了村口，“今天妹妹一家回门，快一年没见了，我出来迎一迎”。赵家良的妹妹今年37岁，如大多数人一样，在学业完成后选择留在城市，平时节日回家也少，只有在大年初二这天才遵循惯例回趟娘家，这对赵家良而言则是难得的一次兄妹团聚的机会。
吃喝叙旧完毕后下午3点，在一片热闹的鞭炮声后，赵家良将妹妹一家送上了回城的小轿车，家中再次回归了往常。
村中最“年轻”的人
“真觉得自己老了。”今年44岁的赵家良在看到自己妹妹12岁的女儿后感慨道：“好像一切都不知不觉，在农村年复一年做着同样的事情，忙着忙着孩子们就长大了”。
赵家良所在的村子不大，人口巅峰期也没超过500口人，“但是现在平时村内常住的就只有120来口人了，50岁以下的就只有7个人，是附近十几个村子中年轻人占比最高的一个村子，而我是我们村最年轻的一个。”
在中学毕业后，赵家良并没有跟其他年轻人一样远赴城中务工，“当时父亲身体不是很好，我就选择了回家种地，那时村中种地的叔叔伯伯还多，那几年的日子简简单单但又充满了快乐。”父亲去世后，赵家良也曾效仿同龄人试图入城务工，但老实谨慎的性格让其几个月后便因不适应城市的快节奏而选择再次回到老家。
“现在种地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但既然决定回家，就得好好琢磨下怎么在农村生存。”在再次返乡后的头几年中，赵家良一边照顾子女一边琢磨自己的生存之道。“最终他将目光投向到了黄烟种植。
黄烟是赵家良所在村子中种植时间比较长的经济作物，但工期太长、工序繁琐、所需人工太多，向来只是以小家庭三四亩种植的形式存在着。赵家良精挑烟种、引进新烤炉、充分利用农村夏季相对闲置的劳动力......最多的时候一年能种植30余亩，年收入达20余万元。
还是老家的年最有“年味”
“去年村里禁放烟花爆竹，可把我给憋坏了。”为此，赵家良腊月二十左右就买了数百元的烟花，腊月二十五镇上年集又买了一百多元的，“还是要放鞭炮才有年味”。
赵家良口中的年味，是他数十年不变的因循家乡风俗的过年方式。
大年三十之前，储备年货、蒸馒头、摊煎饼、洒扫庭除......
大年三十：上午贴对联、门签，下午上坟祭祖，傍晚看望村中长辈老人，等待年夜饭......
大年初一：相约兄弟姐妹们满村串门给长辈拜年，中午打牌、蹭吃长辈......
大年初二走姥姥家、走岳父家，初三开始串亲戚一直串到正月十五，每次出门都伴随鞭炮阵阵和开怀畅笑，女人们聊着家长里短、男人们觥筹交错、小孩们穿新衣领红包放鞭炮......“还是在老家过年最有年味。”赵家良说。
回家过年的发小们
每逢过年，是赵家良最开心的一段时间，这时一年甚至数年不见的发小们都陆续回家过年，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满足着赵家良对昔日生活的回忆和对外面世界的想象。
“一直以来，他们最常问我的一句话是‘如果再选择一次，你还会不会留在农村’。”赵家良说：“这些话中有关心、有好奇、有不解等各种情绪，但我明白这种感情是发自肺腑的。”
赵家良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毛阿敏的《相思》，每哼到“最肯忘却故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一句时眼眶里总氤氲着若有若无的雾气。在他看来，与少时伙伴相聚，一方面是在追忆以前的无忧无虑，另一方面则是在相互印证自己的生活阅历，尽管最终总是以一句“能怎么着”收尾概括。
“以前总是听他们说谈了几个漂亮姑娘、去哪吃了什么好吃的、玩了啥好玩的......我也怀疑过自己是否在时代中落伍了，也曾一度自卑乃至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赵家良说：“现在越来越多听到的是他们的车贷房贷，还有中年危机下与日俱增的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我有时候都怕与他们相聚，害怕自己往日崇拜羡慕的发小们如今屈从了现实，就像自己长大后才知道世上原来没有无忧无虑的神仙。”
在迷茫和希望中迎来新的一年
赵家良有一双儿女，女儿在济南读大学，儿子即将面临高考，父母也年事已高，家庭压力同样巨大。
“这两年愈发感觉自己也不再年轻了，时不时地腿疼胳膊疼，甚至不能久坐。”繁重的农业劳作让赵家良积攒了许多“硬伤”，“自己没啥学历，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力不从心。”尤其是这几年农村常住人口的日益老龄化，让其从事的黄烟种植面临人力不足的问题，“黄烟从种植、灌溉、管理到收获，其间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做采摘、运输、上炉、编杆、烘烤、分拣等工作，这几年周围几个村愿意干这个的人越来越少了，忙的时候200元一天都雇不到人，我和媳妇俩人又完全干不过来，这个活不知道能再继续干几年。”赵家良一脸焦虑地说。
但是如果要转型，就需要租赁大量土地，同时要购置各个生产环节的重型农业机械，而这都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转型后发展如何谁都不知道”，这让赵家良心存迷茫。“但好在现在都在支持乡村振兴，对我们留守农村的青壮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二次发展契机，尤其是儿女都陆续成年，后续我也能‘轻装上阵’了。”赵家良提起来年，眼里同样看到了希望。
新黄河客户端记者：葛园园 编辑：孙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