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关中平原为何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首要选择?

中国历史上,关中平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自西周以来,先后成为西周、秦、西汉、前秦、北魏、隋唐等朝代的核心所在,尤其是汉唐两朝,开创了空前的盛世局面,关中平原也几乎成为同时代世界的核心所在。

为何历代统治者要选择在这里定都?

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关中平原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来源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如果以海平面为原点观测的话,中国国土的地势西高东低,从空中俯瞰,自西向东可以如同台阶一样,分为三级阶梯。

其中,第一级是西部的高原,第二级是关中平原,第三级是东部的平原地带。

位于第二级的关中平原,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加上黄河环绕其外,被称为“被山带河,四塞为固。”

关中居高临下的优越地理位置被刘备的谋士娄敬比喻成打架,“夫与人斗,不扼其抗,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

意思就是像人打架一样,要扼住他的喉咙,击打他的背部。

占据关中,就意味着取得居高临下优势,随时可以向东部无山河之险的第三级平原地区发起进攻。

二、富饶发达的农业优势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天府之国的称号,最初属于关中平原。

西汉初年,张良评价关中: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先秦史籍《尚书》在评价九州土地肥沃程度时,把关中平原所在的雍州定为上上,居全国之冠。

关中平原,上亿年来的地壳剧烈运动使得陕西南部的大地逐渐升高,形成了横亘华夏大地,分割南北的秦岭。

相对于秦岭的抬升,北麓的关中地区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由从西北逶迤而来的渭河及支流纵横流淌,冲积出了沃野千里的平原。

关中平原早在西周建立之前,就已经以肥沃著称,如《诗经》中有诗篇赞颂周原的肥沃与富饶:“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我国古人用作食物的农作物包括有:粟(小米)、稷(黄米)和黍(黍与稷类似,更有黏性,北方又称糜子)。

还有最重要的麦子。

关中平原的冬小麦秋种夏熟,可以帮助古人度过艰难的青黄不接期,被称为“续绝继乏”

此外,小麦还可利用晚秋和早春时节生长,不与其它粮食争夺生长期。如果与早谷配合,就能提高复种指数。

秦国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很多人更熟知的是商鞅变法。

却不知道,当时的郑国渠,作为战国时期最大的水利工程,同样对秦国的富国强兵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它的修建,彻底改变了关中农业面貌:之前的关中平原有不少泽卤之地,土质呈碱性,不利作物生长。全长达三百多里的郑国渠引泾河流入渭北后,不仅解决了干旱,还改良了平原土质,关中平原从此成为膏腴之地。

根据《史记》记载推算,当时关中平原一亩地可产小麦125公斤。可以说,包括糇在内小麦食品的出现,既使军粮更容易置办,也使军粮便于携带。

无形中,秦军的活动半径扩大了,秦军的作战效率提高了。

我们可以想象,当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之时,远道而来的秦军并没有受困于粮食,反而是赵国军队,因为陷于断粮危机,被迫主动出战,最终导致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

司马迁的评价是:“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意思就是,关中的耕地占全国的1/3,人口占全国的30%,财富却占全国的60%。

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国对天下的征服,乃是关中农耕和关中农作物创造的奇迹。

此外,上帝的无形之手也在悄悄地帮助汉唐时期的关中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从春秋开始到东汉初期,我国处于一个温暖期。如今南方的动物和植物,都能在关中平原找到。比如荔枝,今天它的北界是四川南部的合江和重庆涪陵,但在西汉,长安也曾种植过荔枝。

秦汉之后的800年里,气候转趋寒冷,相对应的是三国纷争、短暂的西晋以及黑暗的五胡乱华,极端的气候带来的是华夏大地的极端混乱和人口剧减。

唐朝立国后,漫长的严寒终结了,天气再次转暖。根据竺可桢研究,整个唐代,气候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到2度,并且降水充沛。当时的关中平原和今天的长江流域相似,温暖湿润,气温稳定。

关中平原出现了原产于南方的水稻。

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的是充沛的降水,汉代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描写长安城:“荡荡乎八川分流”,后人概括为“八水绕长安”。

唐代的关中平原,最不缺的就是水。秦汉时的郑国渠、成国渠、白渠和曹魏时的汧水渠都得到了重修及拓展。其中仅白渠的灌溉面积,就达到了汉朝的4倍多,浇灌面积可达200万亩。

关中平原的诸种作物,从来不用担心干旱与枯萎,滔滔不绝的沧浪之水是丰收的有力保障。

面积仅仅3.6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同时供应着数百万人口的衣食。

三、山河险阻的战略优势。

富饶的农业提供了丰裕的人口优势,关中平原的山河险阻优势,更是成为历代统治者选择定都之地的重要因素。

春秋战国绵延数百年,秦国能从一个边陲小国崛起为统一华夏的强权,触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也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复思考。

除了前面所说的商鞅变法和农业富饶等优势外,关中平原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易守难攻。

秦昭襄王时,范睢入秦,游说秦王道: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撃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意思就是,秦国可以依靠周围的地形便利进行守战,形势有利的时候出兵山东,形势不利的时候,退守关中。

范睢所说的“四塞”,就是四座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即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

函谷关,即后来的潼关,依险而立,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控制着东去洛阳、西达长安的咽喉要道,号称关中的东大门。

这条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绵延数百里,极尽险阻。

从战国时期的许多战争来看,函谷关就是秦国安全的重要保证。

如公元前318年,楚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打秦国,攻函谷关不克,被秦军出关反击,大败。

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再次合兵攻秦,再次被函谷关所阻,无可奈何。

函谷关废弃之后,汉、隋、唐等王朝在关中建都时期,潼关成为长安的东大门。安史之乱,潼关阻挡了安禄山叛军的兵锋,如果不是唐玄宗严令哥舒翰出关作战,安史之乱的历史或许真的要改写。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180里,春秋时此地设置“少习关”,战国时改为“武关”。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所穿切开来的狭长通道。

武关道是古代长安经蓝田、商州通向南阳、邓州、荆襄以至江南的交通要道。

秦、汉、隋、唐时期,这里是关中的东南门户所在。

散关,也称大散关,位于陕西宝鸡西南50里的大散岭上,为周朝散国之关隘,故名散关。

大散岭是秦岭西段向西北分出的支脉,是清姜河与嘉陵江的分水岭,居于岭上最高处的大散关控制着陈仓道北端,是古代秦岭南北兵家相争的必夺之地。

散关“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荆襄,西控秦陇”,为秦、蜀往来的咽喉要道。

所谓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无以图关中是也。

楚汉相争时,刘邦取韩信之言“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自汉中,经散关,由故道,出陈仓,还定三秦,打得项羽措手不及。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进犯陕川,宋将吴玠、吴璘在大散关以东的和尚原聚兵扼险于散关,最终击败金兵,守住了巴蜀。

萧关,又称陇山关,在宁夏固原东南30里处,同样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

除了以上的四关,还有一个渡口,即蒲津渡。只要守住这里,就可以阻挡来自山西方向的入侵。

“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正因为有着以上优势,汉唐以来的统治者,在定都时的首要考虑必然都是关中。

小奔说:

战国时期,吴起对魏王说,“在德不在险”,意思就是,决定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的根本因素并不在于险固的山河。毕竟,“险可恃而不可恃”,自古以来没有攻不破的要塞,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自古皆然。

然而,秦朝,汉唐之所以成就盛世,其实离不开关中地区优越的山河形势,正因为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才能形成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势,也才能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从而为统一天下,开创盛世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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