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

汉武帝刘彻，汉朝的第七位天子，政治家、战略家。刘彻是刘邦的重孙、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七岁时被册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功业辉煌。关于他在位期间的功绩，西汉哀帝时王舜、刘歆的一段话可以说作了一个总结：

“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

但是，汉武帝因为大兴土木，连年征战，耗尽了国力，导致民生调敝，晚年出现了统治危机，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汉武追高文之宿愤，藉四帝之储实，于是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再加上军事上的失利，李广利伐投降匈奴，“贰师遂降”；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盡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凡此种种，使得汉朝几乎处于在了崩馈的边缘。

这让我们想起另一位与他齐名的帝王：秦始皇。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将秦始皇与汉武帝并举，这的确有其道理。在事功、气质、性格、才情青、嗜好等诸多方面将二人互相比照，就能发现他们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同异皆分明。视其同，二者都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视其异，结局犹如天壤之不同。一个身死族灭，二世而亡；一个身死国安，中兴之局。寻觅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秦始皇诏书

一、汉武帝“有亡秦之失”的表现

（1）穷奢极欲，繁刑重敛

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一方面为了满足他们无止境的个人欲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于子孙后代的追求，利用皇帝的至上权力大量占有女性。人们常说，帝王的后宫拥有三千佳丽。其实，三千佳丽不过是个虚数。帝王的后宫拥有多少后妃是有一整套宫廷制度的。那么按照制度，这些帝王的后宫究竟应该拥有多少嫔妃呢？据《礼记.昏义》记载：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就是说皇帝光是有名有分的嫔妃就有一百二十一人，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宫女，随时可供皇帝“临幸”。后宫美女如云，都是为了侍候皇帝一个人。而秦皇汉武更是这方面典型代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把从六国掠来的上万名宫人、女乐据为己有，并且其后宫中充满了各种奢侈品，

“秦每破诸侯，写于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径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谓诸侯美人，钟鼓以充之”

公子扶苏（剧照）

“诸侯美人”的相继“充入”，使得秦始皇后宫妇女的数量可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妇女以千数”。秦始皇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一斑。汉武帝也从全国搜罗了不计其数的美女充入后宫，“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并且其妃嫔用器奢侈，如李夫人，“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汉武帝自身更是如此，“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身毒国献连环羁（马笼头），皆以白玉做之，马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竟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武帝奢靡的生活方式，古籍多有记载，在此不一一赘述。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但秦始皇还不以此为满足，他往往滥施淫威，肆意刑杀，以至于走向了反面。不仅使自己成为了孤家寡人，“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而且也使得全国民众走向了秦帝国的反面：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

汉武帝更是外儒内法，他增加法律条文，其数量之多，即使是专门负责管理文书的人，也不能全部了解，

“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赵高（剧照）

这就给了一些小人以法为害的机会，造成了许多同罪不同罚的现象，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再加上这些法令又比较严酷，“张汤与赵禹共定律令，务在文深”，虽然准许以钱赎罪：“赎死，金二斤八两；赎斩，金一斤四两；赎黥，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但普通百姓却很难出的起如此高额的赎金，所以一旦被定罪，对百姓来说往往意味着家破人亡。

（2）内侈宫室，外事四夷

古代皇帝往往建造的规模巨大、气势雄伟的建筑物。这些建筑大都金玉交辉、魏峨壮观。这固然是为了满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享受，但更重要的则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萧何曾说过，建立宏伟的宫室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体现威严，具有镇慑的作用，其着眼点在于加强统治。秦始皇和汉武帝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秦始皇大肆修筑宫室和一些其它的建筑，“秦每破诸侯，写于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径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还有一些行宫别院在此不一一列举。汉武帝在这方面毫不逊色，

“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日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秦二世胡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顾百姓经过春秋战国长期战乱后对和平生活的迫切渴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这些战争虽然有利于统一，但却使得秦朝失去了民心。可以说是功在千秋，祸在当代。汉武帝在这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和匈奴之间的几场众所周知的大战，“元光五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晓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宠城，斩首虏数百”

最后仅得到了几千匹马，可谓是得不偿失。

（3）信惑神怪，巡游无度

古代的封建皇帝，出于人类恐惧死亡的天性以及自己意图永享荣华的愿望，往往求仙炼药，试图长生不老。秦皇汉武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秦始皇时的方士多达几百人，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他们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就开始求仙等活动，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凡此种种，一直持续到秦始皇死去。

汉武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自己亲自祭神，还派人出海求仙，并试图练成不死药，

“於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其後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於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求仙的时间持续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都大大超过了秦始皇。

秦始皇的一生与巡游活动密切相关。在他统一中国后大的出巡共有五次，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终结。武帝在这方面比秦始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二十余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达十余次。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与秦始相比，汉武帝的许多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某种程度上看，说汉武帝是第二个秦始皇也不为过。汉武帝的种种过失给汉朝政治带来了严重问题，把汉朝的统治推向了崩馈的边缘。

汉武帝

二、汉武帝“亡秦之祸”的消解

汉武帝与秦始皇虽然有许多共同点，但其异又是黑白分明。而且恰恰是这些不同之处使二人的结局如天壤之别。

（1）发布《轮台罪己诏》

秦始皇晚年，社会上已是“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於道树，死者相望于市”的惨况。然而秦始皇却还做着“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美梦。这从他死去那年的一篇石刻中可以看出“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秦始皇直到这时还认为自己惠及天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更不要提改正。结果，在这篇石刻刻下不久，这个强大的皇朝就灭亡了。但一直到死秦始皇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统治政策出现的问题。他主观上认为自己为子孙创建了万世基业，却不知道恰恰是自己为子孙制造了身死族灭的灾难。他享受了无尽的荣光，给子孙留下了永恒的劫难。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统治的后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令人庆幸的是，对此，汉武帝本人晚年已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自责的说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毅然改变自己大半生所推行的一系列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政策。他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恢复了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2）重新回到与民休息的道路上来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本来有很好的机会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及时的调整统治政策，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虽然建立一个“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不太现实，但向汉、唐一样维持三、四百年的统治还是有可能的。正如《过秦论》中所说，

”春秋以后，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然而，秦始皇却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继续推行战争年代的政策，把沉重的赋役、酷烈的刑罚日甚一日地加到百姓的身上，使他们渴望的休养生息的和平生活成了泡影，“怀含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所以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显赫一时的秦王朝随之崩馈了。

卫子夫（剧照）

而汉武帝则不同，面对连年征伐造成的海内虚耗、社会动荡的局面，他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及时的转变了政策，武帝晚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以前的政策过失。汉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正式向天下宣告富民政策的推行，“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赵过先在太常、三辅作示范；又因耕牛缺乏而推行人力拉犁，从而幵垦出了大量耕地；并将新的耕作方法推广到了边郡一带，这一系列措施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总之武帝在社会矛盾总爆发之前及时完成了政策的转变，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昭、宣时期即继续沿着这条罢兵力农的路线走下去，因而出现了“中兴”之局。

（3）认真挑选继承人和辅臣

秦始皇一心想长生不死，他不相信自己的自然生命会在之年油尽灯灭，所以皇位继承人之事始终没有提上他的议事日程，压根就未把皇位继承这一关系到皇权延续性的大事放在心上。结果是待到死神降临，才匆匆立下一个命长子扶苏到咸阳会葬的遗嘱，而这个遗嘱也没有明确皇位继承的人选，由此给赵高劝说李斯篡改遗嘱，确定胡亥为皇位继承人留下了阴谋活动的空间，“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

胡亥是秦始皇最喜爱的小儿子，他少不更事，才能平平，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会耍点小智术的公子哥儿。秦始皇播下的龙种，到他这里已经变成了跳蚤。他既无帝王的气质才情，更无帝王的魄力大度。他继承帝位以后。一方面，将秦始皇的虐民政策变本加厉地推行下去，“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另一方面在统治集团内部大肆排除异己，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和重要大臣送上断头台，“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他倒行逆施的一系列行为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从而大大削弱了抵御反叛的力量。

卫青（剧照）

本来，在秦始皇死后，历史给了胡亥、赵高、李斯等秦皇朝的当权者转变政策的天赐良机，“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可惜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抓住，这就使秦朝失去了转危为安的最后契机，至此，秦朝的灭亡己经不可避免了。

与秦始皇相反，汉武帝在祈求长生的同时，也比较关注对接班人的安排。在他年仅三十余岁的时候，就预立了皇后卫子夫生的儿子、已经7岁的刘据为太子，“戾太子据，元狩元年立为呈太子，年七岁矣”然而，因为汉武帝富于春秋，痴迷女色，被宠幸者不断更替。卫太子被立多年以后，不仅皇后卫子夫已经失宠，而且卫青、霍去病也先后谢世，刘据的优势几乎丧失净尽。特别是，由于年事已高的武帝与进人壮岁的太子之间缺乏沟通，难免互生猜忌，这就给了侯臣拨弄是非留下间隙。江充等人制造了“巫蛊之祸”，诬陷太子沮咒武帝。受到诬陷的太子百口莫辩，只得率兵，与丞相指挥的卫戍队在长安街头进行了一场血战。最后卫皇后与太子都含冤而死。不久，“巫蛊之祸”真相大白，江充等被诛杀。汉武帝在悲悔之余，更加重视皇位继承人的选定。经过仔细考虑，他选择了勾戈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弗陵为继承人，同时借故处死了勾戈夫人。

汉昭帝刘弗陵

显然，为了刘氏江山社稷的安全，防止吕后算权的事再一次发生。汉武帝只有忍痛将夫妻之情强行割舍了。这之后不久汉武帝即于公元前87年崩逝于五柞宫。临终前他任命霍光、桑弘羊和金日磾三人为顾命大臣，“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全力辅佐他的小儿子，以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和政策的连续性。汉武帝对皇位继承这一重大问题的处理，比秦始皇高明了千百倍。汉朝之所以不像秦朝那样在武帝去世后不久就灭亡，与汉武帝对身后事的妥善安排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汉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