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有两位，分别是北宋的蔡京和南宋的秦桧。但与秦桧在权术的擅长所不同的是，蔡京从本质上是一个偏重于财政实务性的“能臣”。他在任上进行了北宋王朝最后一次国家动议性质的复杂财政改革，但是目的只有一个：

即帮助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权贵阶级敛财以支持庞大的皇帝私人和宫廷开支。因此在宋徽宗时间不长的统治时间里，蔡京依靠其出众的敛财才能坐稳了北宋末代权臣的头把交椅，主宰政坛长达二十年。

很多人把北宋的灭亡归结于以宋徽宗为首的权贵统治阶级在行政治国方面的荒淫无度、政治荒废，表现为举全国之财政力以满足其一人之私、一家之利的特殊爱好需求。

北宋的灭亡固然有宋徽宗个人在治国理政上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经济决定政治，在汴京被金军的铁蹄蹂躏的表象下，经济因素则是亡国失政的根本原因。因此经过分析，我认为蔡京主导的北宋最后一次，也是最为荒诞的一次财政改革，则为北宋灭亡的始作俑者。

与其说蔡京是奸臣误国，不如说是宋徽宗的财政挥霍让蔡京不得不进行改革，而财政改革的失败最终葬送了北宋王朝。

宋徽宗上台时，由于前代的积弊，冗官、冗费问题已经到了危及国家财政正常运行的地步。虽然宋神宗通过王安石变法试图对官制进行改革，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到公元1094年），官员的数量反而比改革前也增加了。而到了徽宗时期，官员更是多如牛毛。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了四万六千多人，比宋仁宗时期扩大了三倍。在这种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

但就在户部仰仗皇帝的中枢机构解决问题的时候，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加强大。宋徽宗本人的花钱能力可以说位居宋代皇帝之首。一方面他爱好广泛，品味高雅，让各地近献花石纲以供皇家大型亭台楼阁；一方面崇尚古典艺术，召集全国绘画书法人才齐聚京师为皇室作画。

因此在宋徽宗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宫廷高档享乐圈子，他们以搜刮民间，满足皇帝为首要目的，却从来没有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而替政府筹措资金的责任，就压在了宰相蔡京的头上。

其实在蔡京上台时，帝国的财政环境并不是一味枯荣。交子、盐钞等金融工具的发展，让蔡京有了较前代更多的政策工具。我们知道王安石时期的变法仍然是一次传统的改革，以整理农业税、发展传统产业为主。

而随着金融工具的进一步丰富，蔡京可以利用北宋兴起的纸币等金融措施更加便捷地操纵社会经济，获得财政收入，因此从金融调节的手段上来说更加多样化了。

在这次财政改革中，北宋政府决定利用纸币来作为突破口，扩大交子（中国最早的纸币）的使用范围，将原本不使用纸币的区域纳入纸币区。最先被纳入纸币区的是位于京城西边的京西北路（今安徽北部、河南大部）。中央政府仿效在四川的做法，在京西北路设立印钞机构，发行交子。

此时发行交子不是为了方便贸易，而是为了财政需要，因此印刷的纸币也没有准备金在背后支撑。

随着纸币的不断印刷，蔡京决定把纸币经验继续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下令发行一种叫做钱引的纸币。由于钱引是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故而在各地受到了抵制，加之这些地区正在推行另一种纸质凭证——盐引，金融工具的混乱使得政府最后不得不暂停了纸币的发放，任其自生自灭。

随着陕西用兵的增加导致财政上的困难，到了第二年，政府随即下令再印一千一百四十三万贯交子，第四年又印了五百七十万贯，到了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增加了五百五十四万贯。由于这几次增发都没有政府背书的准备金，加之前一年已经被政府的金融指令完全打乱的局面，在北宋帝国的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宋仁宗政府发行交子之初，总发行量也只有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三贯，但宋徽宗仅仅这几年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原发行量的二十倍，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硬通货做后盾。在市面上，交子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一贯只值十几文钱，出现了金融崩溃的局面。

为了制止金融市场的失控，蔡京连忙规定新发行的交子与旧交子不再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兑换，而是四贯旧交子只能兑换一贯新交子。由于交子三年一界，每隔三年，人们必须把手中的旧交子换成新的。

因此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交子一下贬值了四倍，持有交子的人一下子损失百分之七十十的财产。

这种做法让人们对交子本身这种新兴货币工具产生了怀疑。由于“交子”这个名称已经失去了信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后下令不管是钱引还是交子，政府都不再兑换，而嫁接的办法就是政府重新发行一界新的钱引，按照旧的额度发行。

通过一次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所有持旧交子的人都被政府洗劫一空，他们因为纸币的灵活方便才使用它，将所有的财富都换成纸。

但是到最后，政府开一下印钞机就将所有的财富裹挟而去，直接导致北宋百姓在全国范围内的倾家荡产，最后不得不投靠权贵大户，从而加剧了土地兼并。而宋徽宗的北宋政府却获得巨利，但却是失去了民间的信任，将民间经济的活力彻底掏空。

同样作为变钞的一种，蔡京看到了盐钞的潜力。

在改革的当年，商人们向中央政府缴纳了一百六十四万贯，而中央政府产盐的成本只有十四万贯，净赚了一百五十万贯。

蔡京意识到，只要把盐钞杠杆化，就可以从民间汲取大量的财富。在以前只有北方解州盐场才实行盐钞制度，这种制度是由政府垄断食盐生产，大商人从政府批发食盐后，卖给民间。而在南方则实行完全的政府专卖，从食盐的生产到运输到零售，都要政府掌握。

蔡京废黜了东南贩盐的官方专卖衙门，在全国都实行盐钞制度。民间商业上的有利可图使得原本只在北方实行的食盐票据化运动迅速遍及了全国。

在宋代，只要政府把持了盐业供给，盐商就会帮助政府把盐价炒高。而盐价的高昂更激发了盐商的热情，政府也可以发行更多的盐钞。当然，人们对食盐的需求是有限的，当盐钞发多了，人们迟早会发现，储存的盐已经吃不完，那就是盐业泡沫破裂的时刻。

这一点蔡京不是没有想到，他的方法是让盐钞不断贬值，增加盐商用盐钞换盐的难度。利用不断对旧钞折价的方法，就控制了盐钞的数量。

由于食盐价格直接控制在蔡京可调控的手中，盐价高昂，因此在京师之外能够吃得起盐的人家呈断崖式下跌。而盐商的手中则积攒了大量的盐钞，却因蔡京随时可调控的兑换障碍而兑换不了。

蔡京的财政改革是北宋王朝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的尝试。交子、钱引、盐钞、茶引等，层出不穷的纸片将社会财富从民间送到了汴京宗库中。这些纸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们都反应不过来，也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最终被帝国剥夺干净。

但宋徽宗与蔡京殊不知，在攫取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一个又一个诱人的泡沫正在攫取人们对于北宋政府的信任。全国财富向汴京的聚集抽走了民间对抗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资本。

因此当北方的战事兴起时，北宋政府已经无力再为战争从民间筹集经费。北宋虽然亡于金人之手，但真正令它衰弱到无法抵抗的地步的原因，不再于外界，而在于内部的资源已经被剥夺到了极致，不管面临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经无力作出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