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在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与斗争中，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浇铸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丰碑，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在故宫，有这样几块石头，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它就是石鼓。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千年沧桑，也见证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那么，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宝物，普普通通的石鼓却可以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首位呢？它究竟有何神奇？到底牛在哪里呢？
石鼓最早被人发掘是在唐代。在当时的天兴县三畴原（今陕西宝鸡石鼓原）出土了10个馒头状花岗岩石刻，因外形似鼓，被称为“石鼓”，上面的文字被称为“石鼓文”。唐人按它的出土地点，命名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它的摹品。
这10只石鼓，尺寸不一，高度50至90厘米不等，直径约60厘米，圆顶平底，上小下大，每个重约1吨，其形状略似鼓，故称石鼓。因每只石鼓各刻四言韵诗1首，形成前后连贯的10首组诗，内容记述君王田狩渔猎之事，故亦称“猎碣”。
石鼓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文字石刻，由于鼓身上刻凿的文字珍贵，历朝历代统治者都特别重视。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也被后人称为“汉字的活化石”。
由于这些石鼓上没有具体的出生年月，所以，古今学者对它的年代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普遍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秦国的遗物。
石鼓上的文字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尚未定型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但也有说法是由周宣王史官籀所书，因此也称“籀文”。石鼓文原文有700余字，现今存有272字。
石鼓出土后，鼓上陌生文字引起当时金石学家注意。查遍古籍，也没找到类似文字，这让文字大家认识到，这是之前文字研究中所缺失断裂的一段历史！所以，后世评价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文字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对历史研究、汉字演化研究都有着深刻意义。它是我国文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被专家称为汉字的“祖宗”。
石鼓文还被历代书家视为临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有“书家第一法则”之誉。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其著的《书断》中，评论它“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
石鼓文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在书法史上有“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的作用。
它对书坛的影响尤以清代最盛，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便是主要得力于它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石鼓文》主要以拓片行世，在唐代已有拓本，惜未传。其后则以四明范钦天一阁所藏赵松雪家之北宋拓本为最古。
该拓本为剪裱本，存字462字。清乾隆五十二年，海盐张燕昌曾摹此佳拓，次年作《石鼓文释存》，越一年摹于石，可惜此刻石已毁于道光十九年。
清嘉庆二年，阮元摹天一阁本，首篇“吾车鼓”前以隶书题刻“仪徵阮氏重抚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并在后记中记录了此事。
摹刻成本后，放置在杭州府学明伦堂，供人研习。阮刻石鼓文一经问世，影响巨大，而“天一阁本”真身不幸毀于咸丰十年的大火中。
石鼓自被发现起，或弃或藏，或现或消，历尽沧桑。
唐代627年，石鼓于陕西宝鸡岐山北坡的荒郊发现。此地曾是秦国旧地。石鼓被发现后一直置于荒郊，许多人前去观看并临摹作拓。806年，韩愈为保护石鼓，上书朝廷，请求把石鼓搬到太学府，但是没有被采纳。直到814年，郑余庆任国子监祭酒，才采纳了韩愈的建议，将石鼓移到了凤翔文庙，使它们不再遭受风雨得侵蚀。然而，石鼓“乍原”却在当时不知去向，只有9只保存了下来。
五代十国战乱期间，凤翔成为战场，石鼓下落不明。宋朝建立后，当政者重视文化，宋仁宗下旨寻找石鼓。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名叫司马职的官吏找到了9只石鼓，独缺唐朝遗失的“乍原”，他便依照流传下来的拓片，造了一个新“乍原”补全。由于石鼓的拓片流传很广，司马职作假很容易就被识破了。
北宋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从太氏拓片见到乍原的拓片，证明此人曾收藏过乍原石鼓。但向传师赶到关中太氏的老家时，太氏全家已于一年前死于瘟疫，房屋财产全部为避瘟疫传播而被烧光。向传师在关中一带继续查访，居然在一个屠户家中发现了石鼓。但不幸的是，此时乍原石鼓已经是屠户的磨刀石了，被切去了上半部分，鼓身上的字也只剩下4个。向传师后来将乍原运至汴梁交给朝廷。此时全部石鼓上可以辨认的文字只剩下432个。宋徽宗下令用黄金添注石鼓文字槽缝，用以减缓风化，防止任意作拓。
“靖康之变”后，石鼓被金人运至燕京，竟被剔去石鼓上的黄金，然后弃之郊野。1300年，元朝的虞集在一片淤泥中发现石鼓，石鼓后被安放于孔庙大成殿门外，分左右两壁排开。此后明清两代均在此存放。
1936年，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库房。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迁往南京。一年后，石鼓随故宫文物再次起运。南迁途中，在天津和湖南两次翻车，幸好包装严密，石鼓完好无损。抗日战争期间，石鼓被迫南迁至四川峨眉县，解放后石鼓重新运回北京，陈列于故宫博物院。
正如那些已经无法辨识的文字一样，石鼓背负的那些残断的历史，和它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一直紧密关联。石鼓不是冰冷的一块石头，而是有温度的，是灵性的，有生命的，它每逢乱世就消失，盛世一统便出世。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它是中化文明兴与衰的晴雨表。（原创/司马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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