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从美国抵达伦敦，2月11日与徐新六在伦敦迎接初抵欧洲的梁启超一行。随后丁、徐先期回到巴黎，2月13日拜访参加巴黎和会的驻瑞典、丹麦公使颜惠庆。2月18日，梁启超一行到达巴黎，之后丁文江与他们多一起活动。梁启超赴欧考察之行，随行成员中有张君劢、蒋百里、刘崇杰、徐新六、丁文江、杨维新等人，分别擅长法律、军事、外交、财政、科学和教育。梁启超自称这个使团受总统徐世昌之派遣，但并非官方使团，主要以学习为目的，调查欧洲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梁启超观察巴黎和会情形，代表中国作舆论之宣传，期间忙于参访和应酬，主要活动是“见人”“听讲”“游览名所”和“习英文”，教习英文者则为丁文江。1919年4月11日，发表热情洋溢的题为“中国与世界和平”（China and the Peace of the World）的演讲，后印成小册子广为分发，表达中国国内一致要求归还青岛、胶州之声音。最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5月2日致电北京，通报了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益的消息，此事极大地唤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也成为了引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少年丁文江

梁启超在巴黎时受到法国各界热情之接待，并参访战地。期间许多重要活动，包括演讲，多由丁文江翻译。通过欧洲数月的接触，丁文江对梁氏产生了很深影响。丁文江曾评价梁启超“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但他“分析能力极强，如果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梁启超晚年学术生涯向史学研究的转变中，丁文江的劝说起了很大作用。

丁文江抓紧机会与法国地理学界也建立了联系，在1919年4月5日由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汉学家高迪爱（Henri Cordier）主持的会议上，法国公共教育与艺术部历史和科学工作委员会下属地理部的秘书夏尔·德·拉·洪西埃（Charles de la Roncière）还宣读了丁文江3月29日在巴黎给他的一封法文信，信中介绍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从事的地图测绘工作。在巴黎期间，丁文江结识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主任查尔斯·肯尼斯·利思（Charles Kenneth Leith）教授，之后便推荐学生到那里进修。还得便参观了洛林地区的铁矿业，并考察诺曼底、安茹（Anjou）地区的矿业和地质情况。

离开法国之后，丁文江在5月24日南下，到达西班牙的港口城市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en），几天后便到英国。6月6日，梁启超、徐新六、张君劢和杨维新一行重赴伦敦，与丁文江再次相会。梁启超在英国作了多次演讲，谈到中国的国民性等问题，演讲多由丁文江翻译。6月13日，丁文江、梁启超、张君劢、杨维新等四人一起参观了苏格兰的海军造船厂（Rosyth Dockyard），并受邀在船上午餐。7月2日，在伦敦，英国工业联盟阿格农·菲斯（Algernon Firth）爵士招待梁启超午餐，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和另外两位中国人作陪。

大约到了7月4日，丁文江与梁启超一行在伦敦告别，而梁启超一行继续到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地参访。7月8日，梁启超在曼城工程师俱乐部演讲，谈到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翻译改由徐新六担当。之前两日，丁文江在伦敦致信瑞典自然史博物馆的古植物学教授赫勒（Thore Gustaf Halle），拟于18日离开纽卡斯尔赴瑞典。赫勒曾于1916—1917年来华，收集中国古植物化石。1919年4月24日，当赫勒得知丁文江在巴黎，主动致信丁文江，欢迎他到瑞典访问。丁文江到达瑞典之后，拜访了赫勒和曾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任职的瑞典地质学家丁格兰，参观了瑞典北部世界最大的铁矿城基如纳（Kiruna）。在斯德哥尔摩，丁文江与留学生周赞衡亦有往来。周赞衡原是地质研究所的学生，1918年8月在瑞典的资助下，从上海经旧金山，来到瑞典自然史博物馆，随赫勒研究古植物学。丁文江和赫勒曾约定，让周赞衡研究赫勒和安特生收集的植物化石。但令人意外的是，装载赫勒在中国收集的大量化石标本的“Peking”号轮船在回国途中沉没，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对赫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原本让周赞衡依据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梦想也化为乌有。

在瑞典期间，丁文江为签证事颇费周折，曾委托周赞衡赴丹麦使馆办理签证，因不是本人亲自办理而遭拒。7月25日，周赞衡又与丁格兰一起再次到丹麦使馆，使馆以同样理由拒绝丁文江的签证。7月28日，丁文江在拉各雷留乌斯（Lagrelius）的帮助下，终于在丹麦使馆得到外交签证，当晚乘火车到哥本哈根。丁文江曾和拉各雷留乌斯会面，拉氏于当年9月15日成立了“中国委员会”，支持安特生在中国的化石采集工作。7月29日，丁文江与三位中国朋友拜访了颜惠庆，颜氏对丁文江颇有好感，评价他“见多识广”。在瑞京时，丁文江也可能拜会了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回国不久即在1919年12月2日致信斯文赫定，感谢他赠送书籍。

7月30日下午，丁文江在哥本哈根乘坐“腓特烈八世”号轮船起程前往纽约，在美国漫游了近两个月，并再次访问华盛顿以及美国西部的矿物局。期间的活动我们虽了解不多，但最重要的是，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大卫·怀特（David White）博士的居间协调，促成了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担任首席古生物学家，并在北京大学教授古生物学，此后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古生物学家，迎来了中国古生物研究的黄金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1919年的北京也迎来了一位影响中国科学的重量级人物，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他来华后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为北京周口店古人类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启了国际化合作的新时代。随着更多国际性学术刊物的创办，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逐渐走向国际，开启了中国科学的新纪元。

美国之行对丁文江影响很大，它改变了他过去对美国的成见，他曾这样写道：“在许多欧洲人眼光里，美国根本没有文学，没有美术，没有文化。这一半是欧洲人看了美国人钱多，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嫉妒心；一半是所谓文学、美术与文化的标准都是欧洲式的，都是主观的。我以前也很受这种影响，看不起美国人与美国的出品。直等到1919年我到美国漫游了两个多月，才知道这种成见的可笑，才了解新大陆的新和大。同时，我又知道美国是‘天府之国’，不但地大，而且物博。其他的国家没有美国的天产富源，而要过美国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丁文江的美国之行，也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关注，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对丁文江的访美活动就有简短报道。

作者：韩琦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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