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琛/文

在萨义德批评西方学界使用“东方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东方，从而使得东方的研究被嵌入西方文明和语境之下，成为一个对立而异化的“它者”之后，对中国的研究仍然很难逃出“东方主义”的圈套。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本土的学者，都难免落入东方主义的彀中。

持有全球化史观的学者，一心一意地将中国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被打开国门的过程视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全球化过程，视为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东方帝国逐渐接受主流的世界文明。那些喜欢中国文化的学者们会强调，中国在这一融入过程中的成功——如今的中国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主导的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玩家，中国的经济在英国19世纪开创的自由贸易经济秩序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开始掀起怀疑全球化的运动时，中国仿佛成了自由贸易国际秩序的中流砥柱和最坚定的支持者。而持有批判性精神的西方学者，则祭出了根源在马克思而由沃勒斯坦真正奠基的“依附理论”，强调了一个等级化的世界贸易体系。在这个世界贸易体系中，曾经的中国作为被强迫打开国门的边缘力量，成为了被欧洲和美国剥削的对象，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粗暴和血腥的原始积累，并因此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和衰败。这两种视角似乎都在提供一种似乎是理想类型的画面：一种是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一潭死水，固步自封，被迫被打开国门，随后一步步融入到大势所趋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潮流之中，最终实现了文明和进步；另一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帝国，有着独立的文化传统，过着富裕的生活，却被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被强迫、剥削，从而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

即便是中国本土的学者，也没有办法跳脱这样一种视角的桎梏。民族主义的主流观点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根植于两个角度：一是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剥削，二是封建帝国统治的腐朽落后。于是，马克思式的辩证法在这里体现了出来：西方列强的入侵出于资本主义扩展市场的目的，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深痛的灾难。但客观上，这又将中国带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给中国的进步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结论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却依然陷入了一种特殊的东方主义式视角：世界市场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通过逐步的扩张一点一点的将整个世界纳入其中，而对于封闭、顽固、无法渗透的堡垒，则通过暴力手段打破其国门，最终完成世界市场的整合。在这里，中国和世界仍然被放入一个潜在的对立中：国门之内和国门之外大相径庭，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文明的对立，1840年以后的中国都是一个“融入世界”，并且利用“世界”来完善和强大自身的过程。正是根植于这样的传统，我们对全球化向来难有清晰的愿景。全盘接受所谓的“自由贸易国际秩序”，亦或者是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当做一个可以利用以强大自己的手段，在疑虑中被迫接受，又或是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对独一无二的传统和民族特质的挑战，从而处处提防。正因为我们将世界视为“它者”，因此难以参与对世界形态的塑造。

正因为此，奥斯特哈默的《中国与世界社会》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社会关系的机会。在全球化问题成为摆在当今中国面前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回顾历史往往能提供有益的视角。

奥斯特哈默也确实没有令人失望，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陷入传统视角的桎梏，拒绝了全盘接受某一范式的叙述途径来整合一套自洽却和现实充满抵牾的历史图景。在全书开篇，奥斯特哈默就列举了三种看待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史观：全球化史观、依附论史观和边缘论史观，并明确地表示了对采用单一史观的著史模式的摒弃。他倾向于通过碎片化的历史过程本身来梳理中国从18世纪开始与世界的关系。理论可以被运用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可贯穿全书的却不是任何一种理论，而是两条重要的线索：中国在政治上和世界社会整合在一起的过程，以及中国在经济上与世界市场产生互动的过程。

一

笔者之所以不使用“融入”世界市场的说法，是因为这样的叙事恰恰是作者通过丰富的历史材料所希望避免的一个视角。在1840年之前，中国的国门远远还没有被坚船利炮打开的时候，与世界市场乃至于世界社会之间的互动就早已存在。这种互动的影响显然是双向的：乾隆年代，中国的茶叶产出可以影响欧洲重要的消费品价格，而东印度公司为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垫付货款的速度，也能影响远在中国内地的茶农和棉布纺织者的经济情况。乾隆皇帝出于传统中原王朝对于亚洲内陆的重视，可能会对海上异族持有一种相当防备的态度，但当对外贸易能够带来大批大财政收益、当这些财税可以绕过有着重重祖宗之法和儒家传统伦理限制的户部而直接进入皇帝的内库时，皇帝本人无论保守还是开放，亲改革还是亲闭关，都在利益驱使下做出了唯一可能的举动：接受与欧洲国家的贸易，虽然付出重重努力来让这种贸易可以被监管——至少是使皇帝能够相信，一切都在受到管制的“正轨”之中。皇帝本人对于外贸的严格监管和中国官僚体制下必不可少的腐败，使得作为垄断方的广州十三行和同样有着垄断地位的对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相比，反而有着更加糟糕的议价地位——他们需要英国商人垫付款项来应付钦差层出不穷的盘剥。于是依靠传统的商业逻辑，东印度公司所能提供的资金稍有波动，就可以震动中国国内的茶叶和棉布市场，甚至影响最末端小农的生计。这种和世界市场之间的互动，完全不是一种“被迫整合”进入世界市场的观点，反而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其财政利益而采取的自利行为。中国商人所面临的弱势，也不是对市场运作模式的不熟悉，又或者是缺乏和强势的西方商人进行议价的能力，相反，他们的弱势在于，他们面对着不受限制的皇权可能对他们进行的盘剥。世界市场和中国经济早在鸦片战争前一百年就密切联系了起来，而这种联系的机制，远远超过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这样传统叙事造成的影响。

不仅经济，在政治上，晚期帝国时代的中国也从来没有能够超然出世界政治的影响。俄罗斯和康熙能够就双方在远东的边界达成共识，和俄罗斯当时在世界的版图中首先关注南方的克里米亚汗国及其庇护者奥斯曼苏丹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康熙来说，和俄罗斯颇具策略性的谈判又是清朝三代统治者对中亚地区大战略的一个必要步骤。中俄《尼布楚条约》不只是一个庞大的中原帝国在稍显弱势的挑战者面前维护了自己的传统疆域不被外来力量打破，更是一个两大帝国在欧亚大陆上做出战略部署的时刻。

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政治局势也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大英帝国在和俄国的博弈中，采取一种防御性的应激式态度。正如他们积极地介入中东事务，帮助奥斯曼帝国阻止了本·阿里北上控制黎凡特地区的企图一样，鸦片战争同样是一种大英帝国在面对可能的政治挑战时采取的回应性措施。这样，世界政治的局势已经和遥远的中华帝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不需要通过打开中国的国门，北京就已经潜在地嵌入了世界社会之中。

正因为此，奥斯特哈默没有真得将鸦片战争看作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这是列强迈出的标志性的一步——清帝国远比想象得更加弱势，列强通过种种威慑性手段从清帝国身上获得利益的成本也远比想象的低了许多。但是，鸦片战争却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然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密切了一大步。传统的叙事更注重鸦片战争的经济后果：口岸被开放了，中国不得不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玩家，并且开始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可单从鸦片战争本身来看，反倒是政治影响大过了经济影响。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个世纪中，清帝国和欧洲列强心照不宣的外交默契——清帝国将欧洲国家的来访视为朝贡，却不明确表达，以给欧洲国家的访问者台阶——破裂了。经济上深入渗透导致的联系，一直有一层政治上的疏离作为掩盖，如今这个掩盖从此不再，而对清帝国的政策也成了最先行的一批欧美列强必须考虑的问题。清帝国被投入了世界市场之中，然后和世界社会的联系不断加深。

将清帝国和世界社会之间的联系，简单地看成融入的文明-开化视角，亦或者是视作纯粹的剥削-压迫视角，都会局限视野。如果和世界社会、包括世界市场的互动带来的只有文明开化，那么从1840年以来中国所做的所有对殖民主义和帝国野心的反抗就都变得没有意义，而这显然和历史事实不符——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灾难甚至无需笔者赘言；但另一方面，如果只强调中国因为和世界社会的互动而遭到的剥削和打击，却似乎又确实忽视了世界社会的“不可逃避”性。中国和世界社会、尤其是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在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同样有着自己能动的选择。

二

和世界社会的互动，并不仅仅给了清帝国无穷无尽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也给了清帝国在颓势中重新振作的机会。哪怕时至今日，这也是全球化作为美酒和毒药最具有魅力的一点：仅仅出于功利的考虑，也很难有一个参与者能够拒绝全球化的诱惑。

依附学派的局限性也恰恰体现于此：全球化如果真的只是剥削穷国从而给富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那么全球化导致的困境甚好解决——被剥夺者从此退出全球化体系，就足矣。正是因为世界社会本质上是不可退出的，这个问题才被增添了更多复杂性。

清帝国的弱势专制受到了作者的关注。一个传统的、权力无限的专制帝国模型，显然已经不被现在的史学界所接受，而1800年代以后发生的大规模起义更是耗尽了这个帝国的元气。然而，在清帝国看起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她却焕发出了曾经的所有封建王朝在晚期都不太可能焕发出的活力：清帝国在首都被攻占、签署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同时，镇压了燃烧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捻军和白莲教的残余力量。更惊人的是，利用特殊的国际关系局势，亦即英俄大博弈的背景，利用1860年代开始的改革成果，也利用和西欧国家的接触而获得的融资能力——哪怕代价是高昂的利息和苛刻的还款条件，至少以前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向未来借款来渡过危机的能力——清帝国稳固了自己在中亚的统治，左宗棠出征确保了西北边陲的稳定。“同治中兴”被看作是一个统治阶级自我美化的概念，但放在中国封建王朝周期律的背景下，清帝国晚期所焕发出的生机，确实是惊人的。

而这种生机的来源，同样离不开世界社会。这正是全球化最有魅力也最危险的一点：全球化可以提供给其部分参与方只获利而不用负担风险的机会，因为弱势方会被迫承担治理的责任。奥斯特哈默所定义的“非正式帝国主义”，正是这样一种体现。以英国为首的国家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付出瓜分清帝国的成本，而是希望将清帝国变成一个对外弱势但对内能够维持基本秩序的政权，从而实现自由贸易主义下的商业利益。合作的海关、借助西方力量而兴办的企业、优惠的税收条件、以及列强政府通过外交杠杆来促使清帝国在经济政策上配合其商业目标的能力，种种条件使得紫禁城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实施其对华政策的工具，承担中国与世界市场进一步深入接触在民间所带来的不满压力，也通过一个相对高效的帝国官僚体系来避免地方基层对外国势力的反抗。和前述逻辑相同的是，紫禁城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是纯粹的政策接受方。列强的政治矛盾、策略性的利用列强能够提供的工具性力量强化清帝国自身的统治能力，都使得清帝国本身也能够通过和世界社会之间的联系而受益。

甲午战争使得清帝国的非正式帝国主义阶段陷入崩溃之后，同样的逻辑并没有真正被改变。列强试图从虚弱的清帝国身上通过威慑获得更多，却又不得不止步于威慑所能带来的效果极限——清帝国的崩溃会使得只享受利益却不必承担过多成本的经营模式无以为继。这种情形下，在对中国的地缘关系上具有近水楼台式优势的日本和俄国，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说中国本土的资产阶级和列强的企业之间处于完全的竞争关系。买办阶层——一个在民族主义的史学叙事中被扩大化的群体，事实上是非正式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补充工具，却也是中国和世界市场之间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他们的财富可能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始积累，因为他们经常也有自己的商业业务。另一方面，商业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共存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欧美国家的企业之间。对很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管理、技术和贸易渠道上的便利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当列强发现，非正式帝国主义在没有中央政权的后辛亥时代难以为继，而通过金融借贷的“金融帝国主义”，在政权交叠频繁的后袁世凯时代同样不可行之后，唯一的选择就是重新选择扶持温和的民族主义领袖，同时表达出对中国更加亲善的态度——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倒转，曾经的列强拥有更多的干涉杠杆，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这种议价能力来自他们极低的退出成本。然而，当议价对象不存在了之后，列强具有的不对等议价能力，反而失去了用武之地。

伦敦的棉布价格可以影响中国农民的生计，这一点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出现。但是将世界社会和世界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发挥到巅峰的，却还是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这一次，中国不可避免地作为世界社会中的成员而受到世界社会所受到的冲击。这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非正式帝国主义在1931年正式结束——这一年，日本采用了一条正式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策略，随后是塑造了中华民族主义的抗日战争，是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组成部分的远东太平洋战场，是中国以四大强国的身份进入国际舞台。从17世纪晚期开始和世界社会产生密集互动的中国，最终还是以一种带有疑虑和抵触的姿态，成了世界社会中最重要的玩家之一。另一方面，推动中国在每一个转折点或被动或主动改变的，从来都有世界社会的因素和力量。

三

从一开始，中国就不是孤立于世界社会之外的存在。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这种世界视角就变得更加重要。自由贸易从来不会孤立于政治，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以“有害”为理由拒绝的产物。正如乾隆抵制不了广州十三行带来的经济利益，如今的中国也不可能拒绝全球化所带来的无穷的财富增长的机会。如果曾经的世界市场能够影响闭塞的清帝国小农的生机，如今全世界也不可能有任何地方能够规避世界社会的影响而存在。

然而，非正式帝国的诅咒仍然萦绕在我们身边。世界政府从来都不存在，流动的世界社会和世界市场中，充满互利诱饵下进行不间断博弈的各方力量，而退出成本更低的一方，永远可以享受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不承担具体的治理责任。高度流动的资本只是追逐利益，就像非正式帝国主义利用种种手段维持一个难以自我平衡的“门户开放”体系，全然不顾“门户开放”体系和清帝国的回应性策略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清帝国最后败亡在债务陷阱之中，而高度流动的资本所带来的政府间逐劣竞争，也在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中制造着民粹主义的浪潮。

如今的中国，既从全球化中受益，也对所谓的“自由贸易国际秩序”疑虑重重。也许从一开始，中国和世界社会之间就存在着永不舒缓的张力和矛盾：世界社会一方面是威胁，一方面是机会；一方面带来财富，一方面带来灾难；一方面是施加强力的主动方，一方面又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一方面是一个民族百年的阴影，一方面也是她得以浴火重生的舞台。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孤立于世界社会、自我演化的东方帝国。

在未来，当我们理解中国的时候，则更不可能忽视世界中的中国这一视角。无论抱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们，都已经彻底地内嵌于世界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