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席勒，德国， 魏玛）

章乐天/文

出于爱慕而赞美一个人，是越来越难了。“情到浓时情转薄”，这句很有人文气息的话已经较少听见，大行其道的是“粉到深处自然黑”。在这种时候，我们只能把视线投放到那些还没有“粉”一说的年代，那时候的人留下的、至今还能读到的那些对他人的赞美，总归是出于真心的了。

《歌德谈话录》的作者艾克曼，是这样叙述自己第一次到魏玛并见到歌德时，对这位文化名人的印象的：

“他坚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满是皱纹，每一条皱纹都富有表现力。他的整个神情是如此诚挚而又坚定，宁静而又伟大！他说话缓慢、安详，谈吐如同我们想象中一位年事已高的王者。看外表便知道他气定神闲，已然超乎于世间的毁誉之上。待在他身旁我感到说不出的惬意……”

艾克曼那年31岁，歌德则年过七旬了，他的名声其实已经在下降，早年由《少年维特的烦恼》《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等作品获得的声誉，年轻一辈并不买账。他是属于十八世纪的人，而进入十九世纪后，德意志文学进入所谓“晚期浪漫主义”，歌德认为他们要么太激昂，要么太多愁善感，要么就虔诚，要么就过于乖巧，跟他所张扬的那种健康明朗的生命体验相去甚远。至于政治，一生都跟王公贵族携手并肩的歌德，更是厌恶时人的激进。

对“背时”的担忧是难免的。他毕竟活得够长，到了晚年，像他这样的人也要为“一世英名”之类多加考虑。但在艾克曼的记录中，我们看到，歌德似乎从未真正有过孤独凄凉的感觉，因为他是如此一个交游广泛的人，几乎每一条记述都是他又见了谁，谁又来见了他，即使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歌德也会在谈论往事中说到谁谁的名字，带出一些令人心仪的交往史。

歌德需要朋友，需要陪伴，各种伴侣和朋友的陪伴刻写在他早年的“漫游”和盛年的忙碌之中，在他往往元气淋漓的文字中，我们会感到他的自信：显然，他从不担心自己写东西会无人喝彩。

他的第一好友，当然是魏玛的公爵——卡尔·奥古斯特。1775年，歌德25岁左右，青春帅气，往来不乏佳丽，可也遇到了许多青春帅气往来俱佳丽的男人经常遇到的问题：害怕结婚的束缚。为了躲开恋人丽莉，他开始旅游，从法兰克福经斯特拉斯堡入瑞士，又上得阿尔卑斯山，回到法兰克福后，就受到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在那年秋天来到了魏玛。奥古斯特公爵欣赏他，歌德当时已是《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作者，络绎不绝的读者登门拜访，生生把他的住宅变成了“名人故居”。但只有奥古斯特这样的人的喜欢，是歌德真正看重的。他去了魏玛，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今后就要在魏玛安家了。

稳定的友谊非得起于爱慕不可。萨弗兰斯基的歌德传记《歌德：生命的杰作》里，一个有特色的地方在于两篇“阶段观察”，分别是萨弗兰斯基对于少年和中年歌德的总体人格变化过程的总结。他写道，歌德是个“自己没什么问题的男孩”，家境好，不缺钱，又受到宠爱，他一直沐浴在友谊的暖日之中，得以健康地探索生活之诱人的秘密，直到他开始恋爱，才开启了“生命的陌生”，“失去了最初的直接和纯真”，开始有了真正的烦恼。这个时候，奥古斯特公爵的出现，一下子就把他引到了他最乐于去遵从的生活轨迹上面——背着一个枢密顾问的公职，可以继续写作，继续漫游。《歌德》一书的内容很丰富，萨弗兰斯基也是一个深受德国人推崇的当代传记名家，不过，要点评这部传记，我不得不找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那就是社交。奥古斯特公爵地位很高，同时又有一种年轻人的鲁莽，正因此，他服帖于歌德的才华，并相信他能成为自己最好的伴当，这对歌德而言简直是天赐良友。

歌德来到魏玛，一方面坚定自己投身写作的信念，另一方面，他又决定“让文学从属于生命”，这是他表达对“高估文学的价值”的一种异议。十八世纪后半期，德意志“狂飙突进”运动起来之后，将文学看得高于一切的潮流很旺盛，其中不乏歌德的朋友和熟人，但歌德却认为，他们被文学所误导了，以文学的名义，他们过分地要求社会现实达到文学所描绘的水平，而一旦未能如愿，他们就像患了疑心病一样不断重申自己的激情，最后幻想被社会和其他人所伤害，从而损害自身。

他的见地的确高，但其个人的优越条件也摆在这里。其他文艺青年面对的障碍是他所没有的；他的维特的遭遇感人，但他本人绝不会成为维特那样的人，反而是那些本就因各种原因而苦闷的文艺青年，在这个悲剧人物身上找到了共鸣。他们拥抱文艺却不能超脱于上，他们的文艺顶多是用来填补生命的缺陷的，在更坏的情形下，文艺是用来压制生命固有的痛苦的。他们岂能像歌德那样抽离呢？来到魏玛后，歌德和奥古斯特公爵形影不离，正如萨弗兰斯基所写，这两人都与维特式的情绪毫不相干，“感伤对他（公爵）来说是可笑的。宗教对他不意味着什么……他喜欢指挥士兵，同他们四处行军，利用奢侈的狩猎活动发泄自己，征服姑娘。”

在生命蓬勃的道路上歌德越驰越远，他的老友维兰德很早就抱怨说，歌德现在被“官场的冷漠所包裹”，以往的感人热情不见了，“他依然与人为善，待人温和，但是不再敞开心扉了”。可是歌德很厉害，他不是那种对自己毫无知觉的人，相反，他会用明朗的眼神注视着那些对他失望的朋友，说：是的，我自己也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

1780年9月13日，在写给夏洛特·冯·施泰因的信里，歌德打了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他是一只“怀抱着良好愿望冲进水中的鸟，眼看就要溺水身亡，这时，天神将它的翅膀逐渐变成了鳍。那些围绕着它的、帮助它的鱼儿不明白，为什么它在他们的环境里不能立刻感到惬意。”

厉害的人都是如此，他们总能比外人更早一步地认识到自己所呈现的样子，他们不会等待别人动手，就自行修改维基百科上自己名下的词条。比如，当别人还把歌德看作“狂飙突进运动”的旗帜性人物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挂冠而去，并将那段时期称为“混乱的年代”。他在一则日记里，说他“在那些充满奥秘、含混不清和虚幻的事物中感到狂喜”，说他“不加深入思考地就在对待人和神的事上发生转变”。这些话仿佛都是留给日后的传记作家用的——萨弗兰斯基也是照单全收。就像那个从鸟到鱼的比喻所反映的，歌德其实一直在肯定自己，“不能立刻感到惬意”一语则包含了他的超越自我之心，当然，也包含了他睥睨其他人的愿望。

在这则日记的结尾，他总结说，自己如今是一个从水里逃生出来的人，而“太阳开始乐善好施地把他晒干”。之前的“天神”，这里的“太阳”，都流露着他自视宠儿的心态。

没有成就能够让他停步不前。歌德迎来的下一场伟大的友谊是跟席勒的。萨弗兰斯基另有《歌德与席勒》一书详解其始末。歌德交友甚多，尤其1786年的意大利之旅，让他收获了一大批人脉，他们帮助歌德的文学技艺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席勒不一样。他第一次见到歌德，是在1779年12月14日的卡尔学堂颁奖典礼上，席勒是领奖的优秀学生，但歌德是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座上宾，席勒按照传统走上前去亲吻公爵的礼服下摆表示感激时，发现歌德并没有注意到自己——他感到十分遗憾。

这两个人，必须在克服这次偶遇所产生的心理落差后，才可能建立友谊。席勒有野心，憧憬像歌德一样拥有崇高的地位。在斯图加特开始写诗时，他就给符腾堡公爵写信表达了这个想法，并说，自己同歌德的关系——用中国人的典故来说——是“一时瑜亮”。可是歌德的先天优势，席勒无法具备：他家贫，人脉少，身体也不够好，他必须趁早搭上178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学市场的东风，去追求销量上的成功，而不能像歌德一样，写作不求赚多少，只要得到公众的承认，甚至只要得到少数有势力的人的承认，就可以了。

他俩见面多次，直到1794年才有了真正的往来：那年，席勒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因为《强盗》而成名后，他有了“巨匠”气质，同时通过迎娶夏洛特·冯·朗格菲尔德而实现了阶级意义上的“向上流动”，相对的，歌德却因为同穷出身的克里斯蒂安娜·瓦尔皮乌斯结婚而降低了个人的“位阶”（虽然他很是沉醉在爱情的美味里）。歌德作为耶拿剧院经理，他不能对席勒的崛起无动于衷，他愿意同席勒合作，也是为自己考虑，他知道自己因《少年维特》而积累的名望快要被耗空了，而文学市场同他赖以成名的昔日相比，也已发生太大的变化。

歌席二人的友谊，需要讲的东西太多，如果用一个理性一点的词来定性，那么就是“双赢”。两人各自撰写《威廉·麦斯特》《审美教育书简》等作品时都互送书稿，随后各表赞美；席勒给歌德的思想滋养丰厚异常，而且，如歌德本人所说，他是在对尘世开始厌倦的时刻遇到席勒的，后者的青春复燃了他的热情，也给歌德“生命高于文学“的信条提供了更好的支持。

本来歌德一个人就足以冠名一个时代，现在则要歌德席勒并提，年纪相差一轮的他们，在后人看来完全是同时代的人，推崇一个就得推崇另一个，反过来，想要宣告歌德已是历史，那么席勒的名字也得一并撇去。席勒于1805年逝世，二十年后，歌德还在艾克曼的陪伴下编纂他和席勒的书信集，艾克曼多次描写歌德如何谈论席勒。比如1825年5月11日，歌德说：“到今天公众已经争论了二十年：席勒与我谁更伟大？其实他们真该高兴啊，毕竟有两个家伙可以供他们争论。”

席勒去世得较早，享年才46岁。在这本歌德传中，我们会看到歌德也难以承受朋友和至亲去世的打击。他没有去参加席勒的葬礼，当然他自己当时也染病了。日后，对他有启蒙之恩的前辈维兰德去世，他也缺席了葬礼。1808年，歌德挚爱的母亲去世，他依旧不在场。他并不是无情，而是相信亲眼见证死亡的意义不如一曲事后的挽歌，既然文字是他的志业所在。从1776年到1808年，歌德总共只去看望了四次母亲，可他写给母亲的信却是封封都深情款款。

看歌德生平，觉得他似乎能赶上的大事都赶上了：一生中他见证了法国革命、拿破仑的兴衰、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还有启蒙运动的尾声、浪漫主义的开端，也听到了工业时代的先声。在现代世界诞生过程的一本本签到簿上，到处都有歌德龙飞凤舞的签名。他最亲近的朋友除了席勒，还有赫尔德、洪堡这样的声名赫赫的学者，他还曾跟黑格尔谈历史，跟叔本华谈科学。当玛丽·安托瓦内特途经斯特拉斯堡去同未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结婚时，歌德亲眼目睹了车队的景况，日后路易十六夫妇相继被处刑，拿破仑在法国崛起，歌德同这位大人物之间也有过面晤，尽管对此事他没写下什么，但是自有人去写，去搜集所有相关的记录，去想象他们彼此对对方的态度。

不过，这种参与精神并不是谁都能有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天降大任”的自信，“我得见证，我得记录”的自我驱动，乃可遇而不可求。如果生命先天地就有许多漏洞需要填补，就曾被伤害过，被忧虑所侵蚀过，他又哪能一门心思地去参与，去表达好奇。1792年秋天，歌德参与到德国的对法战争之中。9月20日，在法国东北的瓦尔米，法军痛击德军，从而保住了大革命的成果，四个月后之后法王路易十六就上了断头台。在德军撤退的途中，歌德感慨旧帝国的消逝，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从现在起，从这里开始，世界历史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你们可以说，你们曾身在那里。”

这句话成了他流传后世的名言，但是，它那深受赞许的雄浑气魄，究竟是这种表述本身所具备的，还是歌德这个名字所赋予的呢？

他肯定知道自己的书信、日记日后都会变成收集、整理、研究的对象。当艾克曼找上门来的时候，歌德心里一定清楚：就是他了。这样一个年轻人，死心塌地地追随，俯首帖耳地效力，同时毫无私心，也不奢望像席勒一样青史留名，而甘愿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伟人言论的一个小小旁注。他曾如试炼一般，长期住在歌德宅邸边上一个逼仄的小屋里，只为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私人秘书，不会被歌德所解聘。

哪个文化人都期待有这么一位秘书。艾克曼的追随和陪伴，对于歌德成为举世公认的大文豪，德意志文化中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和拜伦、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法国的蒙田与巴尔扎克彼此齐名的人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歌德谈话录》在1836年出版第一第二卷（此时歌德已去世四年），十二年后又出了第三卷。因为此书的流传，歌德的名声完全走出了德语领域，被欧洲其他地方的人所知。

最关键的是，“谈话录”中的歌德如此完整，其谈话如此高质量，没有人能够找出证据证明艾克曼有任何的夸大和虚构。那么萨弗兰斯基呢？他是一个符合歌德期待的传记作家吗？

他是合格的，在全书的结束语中，他说歌德的生活信念是“成为自己所是的人”，这肯定是“解人之语”。然后，萨弗兰斯基给这个断语做了一系列详尽的说明，尤其是他说到，歌德并不只是自主活动，他也是受到外部所推动的，“许多事作用于他，他接受，改变，对此作答。此外，还有事物下意识地影响他……创造性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一种个人与大众的联系。”他还说到十九世纪以来，“新时代”对歌德的种种负面评价，这就更加凸显出艾克曼“谈话录”的意义了。

可是，遗憾也正在此处，萨弗兰斯基太规矩也太保守，他对歌德有一种稍微的仰视态度，一种让他“完成”，变成一座雕像，而非变得更多义也更有趣的渴望。歌德是有极其世俗的一面的，尤其是后半生，上升的年岁带动着他的春心持续荡漾，他写下的艳情文字也是成堆成捆，可是书中所援引的歌德的文字，特别是他的诗作，怎么看都有着一股“主旋律”的气息。因此，我很期待在歌德的下一本传记里，这样的诗能够尽量地少一些：

“爱人啊，唉！自由的歌/却被关进了僵硬的书本中，/它们曾在纯净的天空，/快活地飞来飞去。/时间将毁灭一切，/只有诗歌可以保留！/每一行都要永垂不朽，/就像爱情一样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