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战争是一个政治受精卵的话，那么在她产下的所有痛苦和灾难里，就有一种令其不快和恼羞的沉重物：战俘。显然，战俘是战争的直接后果之一，哪里有厮杀，哪里就会有战俘，这是胜负任何一方都无法避免的尴尬。但在不同的价值理解和人文背景下，对战俘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杀身成仁”，似乎永远是英雄的一个标志。也成了考核一个人对某种信仰、团队或首领本人——勇敢和忠诚程度的最极端最彻底方式。作为一记鲜红的甚有点儿“辉煌”的符号、一幅“专利形象”，它已牢牢铭镌在人们的日常心理中，更被古往今来的历史朱笔一遍遍地添描和强化着……有了这种结实的印象，“被俘”一词也就立马变得灰暗可疑了。无论是在影视剧里，还是在历史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侵略的一方将数量众多的战俘押解到一个地势开阔的地方，然后用步枪或者机枪等枪械执行集体枪决，不多久一批又一批的战俘应声倒下。



其实，任何一个军人的命运都不外乎三种可能：凯旋者、烈士或战俘。对于投身伟大卫国战争的一名苏联士兵来说，能有幸成为最后的“凯旋者”，或许是世界上最荣光最值得骄傲的事，而一旦沦为了“战俘”，则就成了世上最不幸最痛苦的人了……即使被释放，他的余生亦将陷入黑暗与困顿之中，非但得不到抚恤和呵护，反而一生背负沉重的象征耻辱的“红字”，倍遭歧视和人格伤害。就像哈姆雷特那个著名的抉择：生，还是死？这确是让苏联军人痛苦不已的两难困境。看到这，很多人会心生疑惑，战俘数量众多，而执行枪决的就那么几个人，为什么不殊死一搏，进行反抗呢？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还的机会。关于这一点，我们翻阅历史资料，鲜有看到这样战俘们集体反抗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

战俘之所以沦为战俘，一般是没有有效逃生或者组织反抗能力的一批人。换言之，被执行枪决的战俘是在残酷的条件下的筛选过的一批人。相反，战争中被集体枪决的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平民。日军在南京屠杀我30万同胞或许能给我们很深的启示。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战俘中有斗争精神和反抗能力的人的存在。但面对敌人形成的残酷形势，他们的反抗似乎也是多此一举。这从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其次，集体枪决多半使用机枪等现代化重型枪械。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二挺重机枪就能屠杀成千上万没有武装的战俘，战俘没有反抗余地的。换言之，一切在重机枪下的反抗是绝少有生还机会的。再次，敌人组织的枪决是一般是分批执行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采取诱骗、误导的方式将战俘分批集中起来，然后带到预设好的场地实施屠杀。由于对求生存在幻想，战俘也会相信敌人的说辞，而期望与敌人合作，并选择顺从。等枪决真正执行时候，一切似乎都已太晚了。



最后，战俘数量众多，很多人都有从众和委曲求全的求生心理，在这种心理下，一切反抗似乎是多余的，有组织的反抗更是不切实际。也因此，很多人被执行枪决时，从众心理随即被绝望情绪所取代。一个幸存的西伯利亚劳役的日本人回忆到“我曾经看见几个日本兵就杀死了成片的中国人，那时候我总认为他们是低等的，是猪，然而当我们也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这叫绝望，一种生的绝望和苟且的奢望。”

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奢望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战俘自然地采取像对待英雄那样的态度，都是困难的。这从历史文化、人性心理和精神分析的角度都可以找到答案。亦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像苏联那样极端的几乎视战俘为叛徒的例子，则不仅是单靠文化成因就可替之辩解的了，它远远偏离了“朴素”，远超出了人性的正常理解和行为范畴……说到底，这是极权路线酿就的，乃悖人道反理性的畸形政治心理和粗野信仰所致。



在大家眼里，“人质”显然是被当作“受害者”和“弱者”来看的，我们也很少犯这种偏执：为什么这些人质宁肯老老实实作人质——却不去反抗，不去和歹徒誓死一拼？如此一来，也算替政府省了麻烦不是？其实，战俘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质”和“受害者”，而且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正在忍受委屈、肉体和精神正在服刑的受害者。在理性的眼里，被俘固然是一种“失败”，但这只能算是一种物质效果和临时意义上的失败，是一种按战争功利计算方法得出来的“负数”结果，但它不能作为对人的一种最终的人格价值和生命力量的评价，准确和公正地说，“被俘”本身亦是一种有力的存在，它并未失掉精神上的硬度和顽韧，它有尊严，有值得敬重和感谢的地方。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权说：“是的，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付出的——不应以不顾理性的绝对方式、随意地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生命去换取……从单纯的军事职业角度说，这称得上世界上最有力量和尊严、最让指挥员满意与骄傲的军队了，每个政治家也都希望部下有这样一群“视死如归”的士兵，但从人道和生命良知意义上看，其实际罪孽、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他人的伤害反而是最残酷、最令人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