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人才论

韩愈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他的意思是说人才的选拔,需要有伯乐的眼光,否则人才有被埋没之叹。

李商隐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夕,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为一代才人贾谊叫屈,讽刺孝文帝在未央殿北召见一度放逐长沙的贾谊,可是不问以国事、民生之计,却问鬼神仙道一类的问题。李商隐的意思是说纵有如贾谊之才,碰着昏庸的当道,其才也无所施展。

对上面说的两种人才观,从古到今可说深入人心,成为相通的感慨。至于摧残人才的专制淫威,在历史上多的是,所引起的不仅是感慨,却是反抗了,这也是有历史证明了的。

可是对人才论,却也有另一种见解,那就是宋代苏轼(即苏东坡)所发的议论,他说过:“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难”。他也以贾谊为例,说贾谊虽有“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持论与李商隐相反。

考贾谊生平,的确是有才。史评为杰出的政论家、辞赋家。汉文帝初年,他由锥阳太守吴公推荐,得到汉文帝的召见,以弱冠之年提为博士,一年之中。三次超迁,官至大中大夫。他力主改革政制,逐步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以全力击溃匈奴。强调“民为邦本”。上书文帝,慷慨陈词,抨击时政。因此受到当时权贵周勃、灌婴等排斥,贬谪长沙,终于郁郁而死。

苏轼对贾谊的怀才不遇,并不同情,批评他对改革操之过急,“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苏轼认为周勃是汉之功臣,曾亲以天子玉玺授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消灭了策划政变欲夺刘氏政权的吕氏集团。他们都是从汉高祖以来的旧臣,怎能要求汉文帝废弃于一旦?苏轼说,贾谊应该取远、有待、有忍,应该“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周勃、灌婴之属,通过深交,减少阻力,然后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然后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计不及此,却争改革于立谈之间。“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于是归论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

对于苏轼的“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的说法,我觉得有昧于实际,带有较强烈的投机气味。不错,凡主张改革,都会遇到阻力,而阻力多来自保守势力,如果没有勇气冲破保守势力的阻挠,就休想改革能获得顺利进展。就以苏轼自己的经历而论,他曾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两派政治势力之间徘徊,在政治上倾向旧党,便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可是出路呢?他没有出路,因为依违于保守与革新之间,并无勇气冲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到后来才能无可施,理想也未能实现,不过以诗词寄托怀抱,于政治抱负则碌碌无为。这就说明他也不懂得“自用”。

其实,人才的出路不是“自用”可求的,有赖于选拔运用人才的当权者。毛遂自荐,脱颖而出,毕竟不易,更多的是“不才明主弃”,以不遇而终。如果孝文帝有决心用贾谊之才,就不至于轻受权贵进言的影响。例如唐太宗,识鉴马周之才于白衣之身,重用马周的合理条陈于朝廷之上,遂令马周得展抱负,对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

当然,贾谊对改革操之过急,可说是缺点,但要贾谊取远、有待、有忍,而不涉及当权者放手用才的问题,就非有识之论。

“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之出却离不开客观条件。没有相适应的土壤,人才是冒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