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人的“神童”崇拜

□赵柒斤

所谓神童，说白了就是“超常儿童”，即古籍中所记载的“有特禀异质，迥越伦萃，岐嶷兆于襁褓，颖悟发于龆龄”、“识洞于未萌，智表于先见，心计足以成务，口辨足以解纷”的儿童。按此标准，古往今来称得上神童的就有“圣人之师”项橐，《战国策·秦策五》中有一句“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虽未交代这个10岁就凋谢的早慧儿童是怎样获取知识的，但并不妨碍后世人们对他的研究。

到了汉代，培养和开发“神童”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汉书·章帝纪》曰：“建初元年诏，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这样的顶层设计，既便于“神童”脱颖而出，也使成为“神童”的孩子受到更多关注，在入仕过程中占得先机，于是想让自己孩子迅速成为“神童”便演变为人之常情。

唐朝延续并发扬了汉代“神童”培养及选拔模式，科举考试公开设置“童子科”。《新唐书》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十岁小孩能合格地讲解经学即可当官，最不济也给一个名分。然而，人们不难发现，被誉为“神童”的“初唐四杰”之王勃、杨炯和“诗仙”李白等，除了有一定的文学天赋外，苦读和家长悉心教育培养乃是他们成才的主渠道。

历史行进入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且由文人主政的宋代，“童子举”成为国家选才制度、神童被纳入到政府体系进行培养，而且还诞生了史上年龄最小的科举及第者——三岁的福建福清人蔡伯希。那么，宋代是怎样培养神童的？首先，从法律上明确了选拔“神童”为“国家人才计划”。《宋史·选举志》谓：“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宋代学者赵升的史料笔记《朝野类要》卷二“神童”条介绍了当时“神童”选拔使用的程序：“十岁以下能背诵，挑试一经或两小经，则可以应补州县小学生。若能通五经以上，则可以州官荐入于朝廷，而必送中书省覆试，中则可免试。”“童子科及应制科人，先进呈论策卷子。如称旨，必送中书省覆试，于宰执前，同中书省官挑试。”其次，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亲自试之”。据史料记载，继宋太宗亲自选拔了身边大臣杨徽之侄孙——11岁的杨亿（杨大年）后，其子宋真宗不仅成为宋朝主持“童子试” 次数最频繁的皇帝，而且还于1015年亲自考核录用了史上年龄最小的考生蔡伯希，并授他“秘书省正字”官职。由此可见，在神童开发这个问题上，宋真宗秉承的是“没有最小，只有更小”的标准。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于是“出名要趁早”很快深入人心，社会上拔苗培育、逼迫儿子成“神童”的极端案例层出不穷。南宋叶梦得的史料笔记《避暑录话》卷中便讲述了江西饶州一些人采取摧残等极端(偏激)方式“制造”神童的事件：“自元丰末（宋神宗年号，约1085年左右）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尽管不断有孩子被摧残致死，可俨然挡不住庞大的利益诱惑，许多父母依然不顾孩子的天性，强行培养“神童”，严重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为此，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撰写了时评《伤仲永》，但愿意从王安石、叶梦得列举的事例中汲取教训的人却非常少。直到南宋，一些有良知的官员以“保幼稚良心”之名不停上书建议，延续了数百年的“童子科”才寿终正寝。

透过典籍里诸多的“神童”，不由使人清醒，世上确有天资聪颖的人，但绝大多数所谓的“神童”，都是比别的孩子更早地接受教育和训练，并在父母、“好心人”的精心安排下不断表演，吸引媒体宣传以博眼球，使人们对其产生了“神”的错觉。因此可见，古人的“神童崇拜”，表面上看是对智力的尊重，其实是对成功和名利的崇拜和追逐。这样的“神童”有必要制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