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躲起来的读书人”，在西方学者看来，读书本来就是一件很私人很安静的事情，躲起来读再合适不过了。问题是天朝的读书人不能和西方的学者划上等号，美国有位历史学家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所谓的读书人，其社会功能不仅仅是简单研学而已，还要承当各种社会职能，尤其是出仕为官，就算不能做官的读书人也在当地作为特殊阶级享有一定的特权，中国的读书人在任何方面看起来都是“业余的”。

中国自汉以后，仕途基本被士人所垄断，经过专业化训练的职业官僚（刀笔吏）退出了一线的政治舞台，“业余的”士人开始统治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这些士人以熟读儒家经典为第一要务，借此获得做官的资格，中国人又是个熟人社会，你推荐我做官，我投桃报李自然以后要提携你的儿子做官，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个世代做官的家族。做官之后，凭借手中的权力在地方上大肆兼并土地，掌控了农业国家的经济命脉，以至于皇权都不得不和这些大家族妥协，任凭这些大家族垄断权力、垄断经济，换取他们对皇室的忠心。这些大家族被世人称作“门阀”。

今人对“门阀”多有批评，认为这些人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实乃社会的寄生虫。任何问题都有阴阳两面，门阀从“阴”的角度去看，确实是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保全了少数精英的富贵，但从“阳”的角度去看，门阀大族集中了社会上大部分财富为其一家所用，这个家族中的子弟可以完全不用理会世俗的困扰而全身心投入到读书，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人人有书读的伟大理想，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培养少数精英。学成后，运气好的去朝中做个大官，运气不好的就散落在市井，过着无忧无虑、同时又非常无聊的生活，为了打发时间，清谈、绘画、书法这些文人雅好在东晋时代兴盛起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繁荣。

我国第一批有名有姓的名艺术家就诞生在东晋这个内部环境相对稳定，生活条件优越的士人身上，比如“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画龙点睛”的顾恺之；“卧游天下”的山水画家王微、宗炳等等，这些大艺术家说白了，就是闲出来的，只有在物质条件过盛情况下，才可能有心情搞艺术，至于这些士人创作的作品能不能换钱，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社会地位的传承依靠的是家族血统，这个血统能为他们带来一切想要的东西，门阀士人这个身份就是无上的财富。

山水画家王微和宗炳又是个半隐士，之所以说是“半”，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的退隐江湖，与世俗朝堂还多多少少有些联系，他们自己所处的门阀阵营不允许他们彻底避世，如果斩断一切归于山林，他们所有的特权将不复存在，没有财富的积累这些隐士如何在山林里愉快的生活？有几个人能做到陶渊明的地步？

陶渊明的爷爷陶侃是封疆大吏，历史上颇为知名是位能臣，到了陶渊明这代，没混出个名堂，做了个小官，那时政治环境的恶劣，让追求理想主义的陶渊明很不适应，黄老之学的避世思想逐渐占了上峰，山林是个好地方，离神仙住的又近，不用管世间丑恶。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陶渊明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隐居之路，脱离了门阀家族，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他不得不搞起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自己种田自己吃，可惜农耕水平太差，还种不出个东西来，饱一顿饿一顿，靠还在门阀里的亲戚朋友接济度日，已经算是大隐士了，可还是要依靠门阀朋友的帮忙的。就算惨到这份田地，陶渊明还是不肯回去做官，情愿躲起来读书写诗，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东晋末期政局上的动荡不安，陶的诗在当时并不出名，他得以扬名天下的是他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和结交门阀大族中同样不愿出仕避祸的文友们。陶是东晋时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典型，称之为隐士。

隐士也有派别，我们上面提到的陶渊明和宗炳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宗炳还当过京官，做官的时候就不好好上班，一有机会就溜号跑出去公款旅游，饱览了大好河山。等到老了，跑不动了，就开始把原来看过的山水美景画下来，贴在床头，自己躺床上看，谓之为“卧游”。这就是中国最早一批山水画家的起源。

就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公务员，退休隐居是最好的归宿，宗炳在家除了画画卧游之外，还念佛诵经，这在当时还算个时髦，整天鼓吹“神形分殊”，概括来说就是你家人死了，你不用难过，因为那仅仅是肉身的死亡，灵魂已经升入极乐世界。宗炳整天就吹嘘这么一套理论，还搞座谈会，邀请陶渊明来参加，陶认为“神形具灭”，人死了就死了，哪有什么的西天极乐呢？

开会开到半路，听着一帮佛教徒吐沫横飞的乱吹，陶渊明坐不住了，起身皱了皱眉头，一脸不爽的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隐士就是这么一群以开会，画画，写诗，悟禅，论道为乐趣的地主会。

东晋的灭亡，为门阀快乐的生活划上了一个“逗号”，之所以说是逗号，因为他们还不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一股积攒已久的新兴政治势力“军阀”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开始与门阀分庭抗礼。军阀的出身大抵是平民地主，上端的仕途已被门阀瓜分完毕，平民只能参军杀敌以求功名，北府军的刘裕拉开了南朝的帷幕，用不讲理的刀，登上了皇帝宝座。

门阀自然看军阀不爽，你们这些“丘八”大字不识一箩筐，懂什么叫风花雪月、吟诗作画吗？粗鄙不堪。刘裕做了皇帝得不到门阀的支持，地位就不稳，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自然要做一些政治妥协，与门阀重新达成某种协议，换取经济、政治、舆论上的拥护。东晋时代，之所以能在北朝巨大的军事压力下生存下来，主要得益于门阀大族间的团结，没人跟你唱对台戏，社会内部稳定，门阀们一心想保住东南半壁江山。而南朝时，政局陷入动荡之中，门阀与军阀的冲突、门阀与门阀间的斗争、皇室内部仇杀、北朝不时南侵的威胁。由军阀开创南朝后，南方的局势每况愈下，偶尔有个精明强干的人物，最终也会死于政敌的屠刀之下。

门阀的安全感消失了。

更多的士人投入到了隐士的行列，朝堂、市井、山林满大街的隐士，隐士的标准也是越搞越低，这个新的身份能给门阀出身的士人带来安全感，我都隐居了，世俗的权力斗争与我无关了，我不害人，他人也别来搞我，过好自己衣食无忧的小日子就可以了。闲下来的时间，怡情养性，搞搞艺术，使得自己的身心与外界的混乱隔绝开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桃花源”。

中国第一个艺术高峰就在这种动荡不安、血腥杀戮的社会氛围中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