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

修成并刊版《大清律》，次年颁行全国。这是清朝第一部成文法典，也是内府最早的刻书之一。此后多次修订，乾隆五年（1740）又重修律例，编成了一部较残缺的《大清律例》47卷。《大清律例》内有禁止坊肆印卖淫词小说的条款：

“民坊肆市卖一切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内政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所谓淫词小说，从此后执行情况看，包括《水浒传》、《西厢记》等。此外，《大清律例》还禁止演唱杂剧，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奸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一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又对普通演剧工夫作出限制：“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月。不行查拿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处。”此后，屡有类似禁令，理由是“伤风化”。

1652年

据魏晋锡《学政全书?书坊禁例》：“题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这是记载朝廷下令禁止印卖“淫词小说”。从顺治开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朝均多次重申对刻印“淫词小说”、“小说戏曲”的禁令。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开列查禁“淫词小说”书目，书目达267种，包括《水浒传》、《西厢记》、《金瓶梅》、《牡丹亭》、《笑林广记》以及一批弹词等。

1663年

康熙二年五月，庄廷鑨《明史辑略》案被裁处。因书中不尊清室先祖，不奉清正朔，痛斥投诚清朝的明朝将领，被告为大逆大道。主犯庄廷鑨已死，被开棺戮尸，弟廷钺和出书资助人朱佑明均凌迟处死。两家子侄15岁以上者斩决，15岁以下者充军。参加校订者18人，均为江浙名士，全部凌迟处死。刻书、印书、订书、送版者一应俱斩。卖书、买书、藏书者皆斩。计全案斩决72人，其中凌迟处死者18人，被杀者在1000人左右。这是古代出版史上直接殃及刻工、印工、售书和买书者的大案。明代以前，雕版书籍的刻工、印工多在刻本上留下姓名，以便考核劳动，计算工钱。后人可以利用刻工鉴定版本。自庄案发生后，清代前期因惧怕文字狱，许多刻工不敢在书版上留名。

1671年

苏州书坊业为了维护同行利益，成立行会组织“崇德公所”，刻字业则于乾隆四年（1739）成立“剞劂公所”。这是清代最早成立的刻书业行会组织。

1719年

据清金填《不下带编》：“康熙五十六七年，泰安州人能锻胶泥成字，为活字板。”山东泰安徐志定用磁板印成张尔岐的《周易说略》与《蒿庵闲话》二书。前者封面上有“泰山磁板”四字，后者书末有“真合斋磁板”五字。真合斋是徐氏书斋名，磁板是将泥字上釉再烧成的。

1726年

开始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时为印造此书，开始浇铸铜活字，雍正初已浇铸铜活字若干万，到是年印造64部。这是中国铜活字印字规模最大的一次，字体秀丽，纸墨精美。这副铜活字藏于武英殿，乾隆初被毁铸钱。

1736年-1820年

福建长洒四堡（今属连城）刻书业繁盛。从事刻书者以邹、马两大姓为主，集中于雾阁和马屋两村。据族谱统计，有清一代，四堡先后有书坊123家，其中业主可考的有112家。这些书坊多是由小家族运营的家庭作坊，祖辈相传。书版来源大部分在当地刊刻，一部分从外地购进或在别处请人镂版，然后带回印刷。所刻书以科举应试用书、童蒙课本、医药读物和日用杂书为主，能迎合社会中下层需求。据不完全统计，四堡各书坊刻书总数达400多种。印数较大，行销全国各地。其运营特点是依托家族力量，从事长途贩运，在外地销售，或沿途贩卖，或设点坐售，举族投入，分工合作，长途奔波，寄籍客地，互通讯息，调剂货源，步步延伸，互相照应。这种举族参加图书销售的景象在古代是不多见的。

1740年

继康熙、雍正两朝修订《大清律集解附例》之后，修成《大清律例》。共47卷、436条，附例1409条。其后各朝又有所增改。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印《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在刑律内有“造妖书妖言”条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公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戊戌维新当前，清政府又相继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规定书报管理办法。

1769年

李文藻撰《琉璃厂书肆记》。记述作者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北京琉璃厂访书、购书情况，对当时琉璃厂各书肆名称、营业及善本书运营等均有引见，具有史料价值。其后缪荃孙在民国初年追想晚清时在该地访书印象，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这是反映明清时期琉璃厂书肆运营情况的珍贵材料。

1772年

正月，乾隆帝以编撰《四库全书》的名义，下诏各省征集图书。至第二年，在各地呈缴之书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设四库全书馆，敕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同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禁书运动，将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以致毁版。销毁的办法是分类处理，分别进行全毁、抽毁和改窜。全毁即将某书全部销毁；抽毁即将书中触及清朝忌讳的部分抽出毁掉，剩下的仍予保留；改窜即将书中某些忌讳的字句加以改换。

据陈乃乾《禁书总目》考证，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止，全国被禁毁数字，计全毁书2454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这种损失是空前的，也是无可补救的。

《四库全书》的开馆纂修，直接促成了北京琉璃厂书市的兴盛。当时江浙等地书贾利用朝廷征书、纂书的有利机遇，纷纷辇书至京城琉璃厂一带售卖，在此地开设书肆。据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载，当时沿街东西二里许有书肆多家，如厂东门外路北为销售残破旧书的声遥堂，厂门内路北为唐氏嵩口堂、李氏名盛堂，西路南为郑氏带草堂、李氏同升阁，再西路北有曾氏宗圣堂、李氏二经堂，路南有二酉堂、文锦堂等等。四库馆的编修文士经常“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书肆访之。”文人也常汇聚于这一带，访书题咏，使琉璃厂一条街成为真正的文明街。

1773年

金简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内容包括按《佩文韵府》用字频率设字刻字、设贮活字设备的格式、书页行款式样、摆版、补刻缺字、校勘、刷印方法、置备预算及工价计算等，是反映当时活字刻制工艺程度的重要文献。

1777年

江西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被举报。结果，王锡侯被斩。江西巡抚海成以审案过宽获罪，并牵连到两江的次要官员，包括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罪，降两级运用；按察使冯廷丞因阅看《字贯》而未能发现“悖逆”词字而被革职治罪。《东华录》载有乾隆上谕，内云：“……及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大逆律问拟，以伸国法而快人心。乃海成仅请革去举人审拟，是何言耶？”

1787年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察干乌拉庙，在大喇嘛察哈尔格布希?罗布藏楚勒特木掌管下，建立藏文印书馆，世称察干乌拉庙印书馆。刻印有《宗喀巴圣传十一章》等藏文佛教经典，以及《育民甘露》等书。

1807年

据龚显曾《亦园脞牍》卷一载，满洲将军武隆阿在台湾镇总兵官任上铸造汉文铜活字，印成《圣谕广训注》等书。这是清代台湾地区初次出现铜活字印书。

1815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由他的助手米怜担任院长。英华书院附设印刷所，出版中文《圣经》和中西文书刊。同年8月，该院出版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马礼逊、米怜、麦都思和中国教徒梁发编印，至1821年复刊，共出80多期。内容除宗教事务外，还有旧事和新知识引见。复刊当前，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港澳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报刊，包括在马六甲出版的《天下旧事》（1828-1829），在广州和新加坡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1833-1837）等。此外还有传教士办的英文刊物，最著名的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所办的《中国丛报》（1832-1853），以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侵华材料为目的。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组织翻译外文报刊材料，编为《澳门旧事纸》每月抄报一次，以了解本国人在华动态。

1825年

福州侯官林春祺捐资兴工刻造铜活字，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竣工，历时20年，共镌刻大小铜字40余万个。林春祺字怡斋，福清人，早年曾随父宦游洛阳、广东，并在苏、杭读书。为了完成其祖父夙愿，18岁就捐资20万两，耗费巨大财力，刻成楷书铜字大小各20余万字，在全国乃至世界都罕有其匹。林氏客籍为福清龙田，因名其铜板为“福田书海”。所印有顾炎武《音学五书》和《军中医方备要》等，在《音学五书》的《音论》封面题“福田书海铜活字板福建侯官林氏收藏”4行16字。卷首有林春祺所撰的《铜板叙》，为中国仅有的铜活字文献。

林春祺《铜板叙》：“……为之实难，成更不易，两头几成而不成者屡矣。半生心血，消磨殆尽，岌岌乎黾勉成此。……岁乙酉捐资兴工镌刊，时春祺年十八，至丙午而铜字板告成。”

1821年左右

台湾府六品衔职员卢崇玉在台南创立松云轩刻印坊。这是台湾第一家印刷机构。松云轩刻印坊次要刊印善书、神佛像、诗文集。

1833年

来华普鲁士牧师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杂志。封面印有格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题“爱汉者纂”。共发行7卷，内容除宣传宗教外，兼登一些政治旧事和西洋知识。此后，外商出版的中文报刊有香港的《香港旧事》，上海的《六合丛谈》、《上海新报》等。《六合丛谈》创刊于咸丰七年（1857），封面书“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每月一册。次年迁日本，不久复刊。《上海新报》为英商所办《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的中文版，同治元年（1862）出版，为上海第一家中文报纸，每两日出一次，后改为日报。

1834年

在广州的一些英美传教士及商人成立中国益知学会。宗旨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东方的学艺和科学教授给他们”。这个组织出版了一些翻译书籍，在当时是一家较有影响的翻译出版机构。

同年，涿州卢坤刻印《杜工部集》，将王世贞、王慎中、王士祯、邵长蘅、宋荦等5人的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等色套印上版，加上注释所用的墨色，共有6种颜色，这是古代印刷史上用色最多的套印书籍。

1838年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在广州主编中文刊物《各国音讯》，月刊，以刊载旧事商情为主，石印，每册8页，只出了数期。这是现存最早在中国印制的石印品。伦敦博物馆有藏本。最早学会石印技术的华人是在巴达维亚传教士印刷所的印工梁发和他的徒弟屈亚昂。石印技术于鸦片和平后在中国国内迅速推行，从单色印刷发展为彩色印刷。光绪三十（1904），上海文明书局雇用日本技师，从事彩色石印。次年，商务印书馆也聘请日本彩色石印技师从事彩印。珂?版（即玻璃版）印刷也于光绪年间传入。最早为光绪初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用珂?版印制圣母像。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务印刷馆开始有珂?版印刷。

1843年

11月，上海开埠。年底，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从马六甲带来他在马六甲所设印刷厂的印刷设备，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次年开始出书。这是鸦片和平当前本国资本最早在上海开设的铅印出版机构，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出版机构。道光二十九年（1849）聘王韬为编辑。内设编辑、印刷两部。印刷设备有英文活字7种，汉文活字2种。印刷机用牛力转动。出书甚多，从宗教书籍到科学书籍，包括翻译出版《几何原理》后9卷、《代数学》、《重学》，以及《六合丛谈》月刊等，影响较大。同治二年（1863），墨海书馆开业。

1844年

浙江湖州知府禁淫词小说，开列禁毁书目，计有120种，包括《红楼梦》、《红楼梦补》、《绿牡丹》等。此后各地方政府屡有禁书命令。据统计，清代禁毁的小说、戏曲、唱片（即唱本）总计687部。

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开设花华圣经书房。次年迁往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设有印刷所。咸丰八年（1858），该会派姜别利来华，掌管宁波美华书馆印刷所。姜别利带来活字字模和铸字机，采用电镀法形成华文宋体铅字7种，开创了铅字排印书籍。并创制元宝式字架（俗称三角架），排字工立于两头，可以就架取字，进步了排印效率。咸丰九年（1859）迁往上海，实行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旧式出版机构。所出书籍以宗教类为主，兼出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光绪五年（1879）出版的《英字指南》是近代最早的英语读本。民国十七年（1928）开业。

同年，安徽泾县翟金生经过30多年努力，烧炼了10多万个泥活字，大小5种规格，先后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仙屏书屋初集》等书。翟金生字西园，秀才出身，教书为业。《泥版试印初编》是他的诗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书籍。《仙屏书屋初集》是他的朋友黄爵滋的诗集，封面上有“泾翟西园泥字排印”字样。北京图书馆有藏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翟金生的弟弟借用这套泥活字，印成其所著《修业堂初集肄雅诗钞》4卷，3册。书中有《题兄西园泥活字板》长诗一首，称：“朝思检检罗生徒，暮有成篇不模糊。”以诗歌题咏古代印刷，在这以前，只要五代福建诗人徐寅的“拙赋偏闻镌印卖”，都是难得的文字。

1851年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次年3月，建都天京（今南京）。开科取士，标题出自《旧约》圣经，不用四书命题，并开女科，准妇女应试。同时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凡一切妖书……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并成立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说一概删除净尽。”

同年，广东佛山镇唐姓书商造锡活字，印制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共19348页，订成120册。字大顺眼，黑白分明。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锡活字印书。从道光三十年（1850）起，这位唐姓书商即出资1万元铸造锡活字，一年后铸成大小锡活字20多万人。由于锡版难沾水墨，印刷不易，所以未能推行。

1853年

9月，香港英华书院创办《遐迩贯珍》月刊，先后由麦都思、奚礼尔、理雅谷主编，中英文对照。这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竹纸印刷。咸丰六年（1856）复刊。

同年，太平天国于南京成立刻书机构“镌刻馆”和“刷书馆”。设“典镌刻”官4人，从事图书刊刻。先后刊印《太平诏书》、《天命诏旨书》、《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规》、《太平刑律》、《天情道理书》、《资政新篇》等29种。所刻书均于书前加上“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字样。另有400人印制《旧约》圣经，80人印制《新约》圣经。对于传统的四书五经，起初目为“妖书”，严加禁止，后来经过删改，印制流通，如《孟子》称为《改本孟子》等。现存最早的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所刻的《幼学诗》，最晚的是壬戌十二年（1862）刊印洪仁玕的《太平天日》。除《太平天日》为铜版外，其余为木刻本，线装。所用文字或改简体，或称辛亥为辛开、癸丑为癸好、乙卯为乙荣等。

1854年

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南京发布《删改诗韵诏》：“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

同年，美国旧金山华侨创办《金山旧事》（GoldenHillsNews）中文周刊，是美洲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

同年，美国浸礼会在宁波创办《中外旧事》中文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先后由玛高温、应思理主编。木刻，竹纸印刷。咸丰十年（1860）复刊。

1857年

1月，上海墨海书馆创办《六合丛谈》月刊，伟烈亚力主编。这是上海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次年2月复刊。

1858年

英国教会在福州创办英文刊物“TheFoochowCourier”，中文译名《福州府差报》，以外侨为对象，引见福州、厦门的风土民情和省内外音讯。这是近代较早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

1859年

湖北巡抚在武昌创设湖北官书局，由汪其铎掌管。先后出版《读史兵略》、《大清一统舆图》等书。

1860年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悍然抢掠并火烧圆明园，纵火二昼夜，圆明园毁于一炬，园内贮藏《四库全书》的文源阁也被焚毁。文源阁本是最早被毁的一部。

1864年

曾国藩奏请在江浙等地设立书局，刊印古籍。接着在南京成立金陵官书局（又名江南书局），相继设立的官书局有：江楚官书局、浙江官书局、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江西书局、湖南官书局、四川书局、濬文书局、广雅书局、福建书局、湖北官书局、山东官书局、云南官书局等10余家。这些书局都采用传统雕印技术，质量上乘，刻印经史书籍，多少不等。光绪年间，官书局达到鼎盛时期。据《官书局书目汇编》不完全统计，到清末，官书局刻书达千余种。官书局至清末相继开办。

1866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建官书局，亦称正谊书局。设总校官1人，复校、分校等138人。聘任名儒杨浚为总校官。正谊书局订有编校人员管理的规章，从中可见当时官书局内部的管理情况。

《正谊书局规章》：“复校、分校值日必到局，不得顶替。日读二十页，校一千字，方为中程。其有才力过人，有增无减，记勤一次。年力就衰者，分校字数多少，随时酌定。不到者，记惰一次。勤惰不相抵。记惰十次者出局。顶替者即日出局。均停膏伙。每日提调设立课功勤惰册，以罚课程。”

1867年

浙江巡抚马新贻在杭州创设浙江书局。这是继金陵书局之后成立的另一个官书局。初创时曾得到藏书家丁丙襄助，此后刻书多以丁氏八千卷楼所藏善本进行校刊，质量甚佳。该书局还常用减少版式、添加行数的技术来降低成本和书价，以便读者购买。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刻书约200余种。所刊刻的书以《二十二子》、《十三经古注》、《九通》等最为有名。辛亥革命后并入浙江图书馆。

1872年

4月，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这是中国最早的日报。该报设印刷部，兼营出版事业，是规模较大的报刊铅印机构。最后以申报馆名义，后又分设申昌书局、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局等，专营出版业。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开办。据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统计，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申报馆共刊印书籍160余种，蔚为大观。出书数量多，重要缘由之一是采用铅活字机械印刷。申报馆在中国近代推行铅活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中国是最早发明金属活字印书的国家。就铅活字而言，早在明代弘治、正德间就有铅活字印书的记载。明陆深《金台纪闻》：“近日昆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可证。但铅活字本未能传上去。至清嘉庆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带来了东方的铅活字印刷术。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载：“嘉庆十二年春，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是役，虽事败受损，而华文改用西式字模铸铅，当以此为嚆矢矣。”铅字排印经申报馆采用后，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雕印，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印刷的次要方法。

1874年

为了协调出版界内部纠纷，争取出版界合理权益，苏州出版界金国琛、席威、吴寿朋等组织成立书业崇德公所。不久，朱槐庐、黄熙庭等复在上海组织书业崇德公所会议办事处。苏州和上海都是出版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这种组织带有书业公会的性质，可以说是近代书业公会的萌芽。其后，上海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先后成立了上海书业公所和书业商会，作为协调内部纠纷、争取合理权益的联合机构。在这以前，早在康熙七年（1668），苏州地区就成立了崇德书院，用以处理书商之间在业务上的纠纷，后于咸丰十年（1860）因太平天国和平而解散。

1875年

湖北崇文书局辑印《百子全书》（又名《子书百家》）。全书分9类，共收书101种，是收书最多的一部诸子类丛书。自先秦迄于明代，基本上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次要子书，有不少为少见之书，如《尸子》、《计然子》、《子华子》、《于陵子》等。

1876年左右

英商美查设立图书集成局，用特制的扁体铅字印制《古今图书集成》。这种活字被称为“美查体”或“集成体”。这套书在发行中率先实行预定的办法，当时称为“股印”，即在印书之前先印发《股印<古今图书集成>启》，言明每部定价360两，欲购者先付定金180两，待全书目录印成后，登《申报》告诉取货，并将余下的180两缴足，然后领取32张取书单，此后每出一典，即凭单取货（全书共32典）。这样，可以减少资金投入，效果较好，为此后《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型书的发行所仿效。

1877年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决议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从此开始有“教科书”的名称。

1880年

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在上海彩衣街设分号。扫叶山房原在上海棋盘街设支店，后以上海棋盘街为总店，并设木版印刷所，继又采用石印技术。印本很多，为上海名铺之一。1955年开业。

1882年

徐鸿甫等在上海开设同文书局。这是继点石斋印书局之后成立的一家著名的私营石印出版机构，也是由中国人本人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开创初期备有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名，专门翻印古籍。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共印出《康熙字典》、《子史精华》、《御批通鉴辑览》、《佩文斋书画谱》等55种。其出版工程最大的是翻印《古今图书集成》和殿本《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因成本浩大，遂采取预定订购的办法，从光绪十一年（1885）起，两年为期，认股订购，每股先交半价银180两，共订购1500部。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委托同文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历时3年，耗银48万两，按原书大小影印101套。《二十四史》也是认股订购，印1000部。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遭火灾后开业。

1885年

王韬在上海创设弢园印书局，以木刻活字印刷。

1887年

在华传教士、本国领事和商人在上海组成出版机构，名广学会，用汉文著书出版，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次要传播基督教和引见西学，翻译、编著了许多自然科学、政治、宗教和其他方面的书籍。在北京、奉天（今沈阳）、天津、西安、南京及烟台等地设专门机构，进行会务活动。鼓吹改良，对维新派有很大影响。据该会民国元年（1912）统计，自光绪十三年起的25年里，出书168种，其中宗教书籍48种，非宗教书籍120种。五四运动后，出版了《共产主义之研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等反共书刊。总计该会前后出书400余种，其中科学书籍占很大比重。

同年，李盛铎在上海开设石印出版机构蜚英馆。规模很大，内部分工较细，备有当时先进的石印蒸汽机10余部，馆内分设总账房、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抄书处、照相房、印机房、校书房、积书处等。出版过《正续资治通鉴》、《三希堂法帖》、《段氏说文》等，并大量印行科举用书。后因科举制度废除、营业衰微而开业。

1894年

孙中山（1866-1925）和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在美国檀香山组织革命集团兴中会，大量刻印明末清初崇尚民族时令的书籍，并译印东方宣传革命的书，如弥勒?约翰的《自在原理》、斯宾塞的《干涉论》和各国革命史等。这是近代在美国最早出版的中文书籍。

同年，藏族格迪?洛桑称勒（1849-1905）撰成藏族刻书规章《刻版规章》，支出《格迪?洛桑称勒文集》。格迪?洛桑称勒生于青海南部，清同治十二年（1873）为四川阿坝贡萨寺掌管。此书就选版标准、抄写、校勘、镌刻人员的职责和质量要求，以及质量检查等均有具体规定，并提出书版刊刻要量体裁衣，刻印工夫为春季法会至藏历八月一日等。其《刻版规章》是研讨藏族刻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1896年

邹代钧在上海创设地图公会，集资印行各国地图。后迁武昌，改名舆地学会，先后出版各种地图676种。

1897年

2月，夏瑞芳、鲍咸恩等人合资4000元，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初创时以印刷业为主。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编译所，蔡元培、张元济相继任所长，积极进行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业务发展迅速，至民国二年（1913）资本已达150万元。民国五年（1916）成立总管理处，由陈叔通掌管，一致管理编译、印刷、发行3所。民国十年（1921）9月，王云五接任编译所所长，大加扩充，设总编译所和国文、英文、史地、哲学教育、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物理化学、杂纂等9个编辑部，成立教科书、中西字典、百科全书等9个编辑委员会；成立《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教育、先生、妇女等杂志的8个杂志社。大量出版《万有文库》、《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各类丛书。以发明、推行“四角号码检字法”而出名，集聚并扶植了许多著名文明人士。民国十三年（1924）开办东方图书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相继在北京、天津、沈阳、长沙、香港等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分馆，并在北京、香港设立印刷厂。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0）起，商务开始采用洋装，即精装和平装，以区别于线装。民国二十一年（1932）前，企业设备居远东第一位。“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总厂及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轰炸，损失惨重。抗日和平迸发后，总管理处迁往长沙，并将部分机器运往香港和大后方，上海企业仍继续营业。太平洋和平迸发后，上海和香港企业均被日军劫占。抗打败利后，总管理处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迁回上海、恢复营业。商务印书馆是旧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在传播科学文明知识、促进教育文明事业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

1898年

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主张。6月，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紧接着，颁布了一系列新政命令，如允许民间办报等。8月，光绪帝批准梁启超提出的“书籍报纸恳免纳税”的建议，宣布“书籍报纸一概免税，均着照所请行”。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谕禁毁维新派的著作：“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学术乖谬，大悖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着将该革员一切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下谕：康有为、梁启超仍在沿海活动，“肆行簧鼓”，着各省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如尚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查销毁，以伸国法而靖人心”。所禁之书，几乎包括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全部著作，以及谭嗣同的《仁学》。

1899年

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出告示，宣布对东文学社翻译印行的《支那通史》等数十种书给予版权保护。告示云：“以此示仰书贾坊铺人等一体知悉，尔等不得将该学社前项译印书籍及续印各书私行翻印，企图渔利。敢故违，一经告发，定即提案，究罚不贷。”

1900年

商务印书馆收买上海日商所办的修文印刷局，在中国初次运用纸型，加速了印刷业的发展。

1901年

据傅增湘《嘉业堂善本书影序》载，版本学家杨敬刻印《留真谱》，开创了古籍版本记录的新方式：书影留真。所谓书影，即经过影刻和影印，再现古籍善本的若干版式，显示古籍的原貌，以便比较研讨。

同年，上海文汇书局印陆钟渭《四书五经义策论初编》，扉页反面印有“书经禀请商务局存案翻刻必究”字样。次年，少年中国学会铜印马君武译《女权篇》、《物竞篇》合册，书末有版权页，上印“翻印必究”方框标志。光绪三十年（1904），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翻译《英文汉诂》，版权页上印有“侯官严氏版权一切翻印必究”的版权印花。从此，书籍版权用语开始规范。光绪二十九年（1903），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社会通诠》，单方签订版税合约，规定：“此书版权系稿、印两主公共产业。若此稿作废，版权系稿主一切”，“此约未废之先，稿主不得将此书另许别人刷印”，“此书出版发售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此书另页须粘贴稿主印花”等。这是近代早期的稿件出版合同。

1902年

是年，著名出版家、古籍编校家张元济（1867-1959）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被清政府处以革职永不叙用途分。入馆后，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认为：“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多数英才尤为重要”。张元济先后掌管编辑中国近代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大批本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名著，组织出版各科大中型工具书，注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编辑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影印《四部丛刊》，参与编辑《丛书集成初编》。张元济关怀图书材料建设，多方访求古籍善本，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注重利用图书材料保证出版质量，开创了私营出版机构设立专职编辑和一系列的编辑制度；倡导、支持采用先进印刷技术，改进排印机，采用塔形轮转圆盘，进步排印速度；注重出版爱国进步书刊和民众教育，以出版扶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出版；注重编辑出版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以身作则，无私奉献，对古代出版事业做出杰出贡献。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张元济书札》等。

1903年

清政府公布“癸卯学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国一致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残缺学制。接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制，设立学部，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近代教育制度由此建立。新学制的确立和新学堂的创办，由北京推行到全国，引发了大、中、小学教材和课本的大量编辑出版，这是教科书编印的严重变革的开端。

同年，编辑出版家高凤谦(1869-1936)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国文部部长。高凤谦号梦旦，福建长乐人。幼承家教，后随伯兄高啸桐习作文。清光绪十九年(1893)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翌年学堂选派先生10人赴日留学，高任留学监督，率先生东渡，同时调查日本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回国后，应张元济之邀，任商务馆编译所国文部长，掌管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他制定全面的编写计划，首先从小学教科书抓起。参加编写的有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后又添加杜亚泉、伍光建、黎锦熙、任鸿隽、傅东华、周予同等人，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从光绪三十年(1904)到民国元年(1912)，相继编印了“最新”、“女子”、“简明”、“共和国”等4种小学教科书，出版后非常畅销。五年(1916)又进行修订。光绪三十四年(1908)，高凤谦与陆尔奎、方毅等开始编纂大型词书《辞源》，历时8年，于民国四年(1915)编成出版，开创了近代大型辞书的体例，不只销行甚广，而且影响很大。不久，高凤谦接任编译所所长。由于高凤谦与林纾有同乡同窗之谊，他大力支持林纾翻译本国文学作品。林纾终身和别人(包括高凤谦的表兄魏瀚)合作翻译了184种文学作品，除未发表者外，绝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在1901-1920年间出版的。民国三年(1914)，商务又集中出版了《林译小说丛刊》(100种)，开创了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当前，高凤谦深感对新文明所知甚少，不能胜任编译所所长重担。民国十年(1921)，高凤谦专程赴北京，约请胡适到上海，请胡适接任编译所所长。后胡适引荐王云五进商务馆，高凤谦请王出任编译所长，本人退任出版部部长。十五年(1926)退休。二十五年(1936)在上海去世。

1904年

3月，商务印书馆创办《东方杂志》，后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出版至第44卷第12号后复刊，是近代中国刊行工夫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是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设有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内政、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小说、丛谈、旧书引见等栏目，并附有许多图片。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教科书》的第一种《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遭到教育界欢迎。此后又陆续出齐了《最新初小教科书》、《最新高小教科书》和《最新中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畅销近10年，重印10多次。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着手筹建图书馆，名为涵芬楼。他努力网罗南北诸藏书家散出的图书，经过20多年努力，使涵芬楼成为出名于世的图书馆，民国十八年(1929)5月3日开馆，藏书达20余万册。除古籍旧书外，日本欧美名家著作和每年出版的旧书也为数不少。藏书区按千字文分为八门：“天”字为旧书，“地”字为教科书及参考书，“元”字为东文书，“黄”字为英文书，“宇”字为日报、杂志，“宙”字为地图、挂图、杂画，“洪”字为照片、明信片，“荒”字为碑帖。民国十三年(1924)商务印书馆决定将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同时聘王云五为馆长，总理馆务。在新馆三楼专辟一室储藏善本，仍用涵芬楼旧称。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事故，东方图书馆被焚，损失殆尽。

1905年

清政府根据军机处五月八日(6月10日)函文发布《查禁悖逆各书令》。内称：“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种种名目，骇人听闻。……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行查禁。”“自示之后，倘敢再售前项悖逆各书，一经查出，即饬提严办。其各学堂诸生及士民人等，务各束身自爱，不得购阅，致干咎戾。”同时查禁《革命军》、《支那革命运动》、《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自在书》、《中国魂》、《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新民丛报》、《热血》、《新小说》、《新中国》和《支那活历史》等书刊。

1906年

1月，《民报》第二期刊载朱执信（蛰伸）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引见马尔克（即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并引见《共产党宣言》的十点纲领。这是最早用中文引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3月，学部公布《学部第一次审定教科书凡例》。其中规定审定各书局所编教科书须经学部审定，初小教科图书送审皆须有著者姓名、出版年月、价格、印刷、发行所等，学部改正之处，必须照改后寄呈复核，审定后可标明‘‘学部审定”字样，并通用5年，5年后再呈部审定。高小教科书除通用期为4年外，余同初小教科书。同时公布经审定的小学和中学暂用书目表各一，列入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南洋官书局、普及书局、昌明书局等10余家各种教科书百余种，列人应予批示及无须审定表的有20余种。

7月，清政府商部、巡警部与学部共同拟订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此律分大纲、印刷人等、记载物件等、毁谤、教唆、时限等6章41款，规定：“凡以出版、印刷或发卖各种印刷物件为主”者，均须到“所在营业地方巡警衙门呈请注册”，“凡未经注册之印刷人，不论承印何种文字图画，均以犯法论”；印刷物均应“明白印明印刷人姓名及印刷所所在”；印刷物对皇帝、皇族、政府有毁谤性言论即“讪谤”者，从重从严处罚等。从此律开始，清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加强对印刷出版的管理。

1908年

1月，清政府颁布《大清报律》，对报业的办理发行进行了规定和限制。

同年，清政府接受约请，委派驻柏林的代办和商务参赞，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在柏林修订公约的大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参加此类国际会议。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辞典部部长高凤谦组织编纂大型中文词书《辞源》。此书由陆尔奎(炜士)主编，参与编写的从几个人逐渐添加到50多人，历时8年，民国四年(1915)完成正编。民国二十年(1931)又编印了方毅主编的续印本，民国二十八年(1939)出版正续篇合订本。全书收词目98994条，其中单字11204条，复词87790条，共约680万字。此书以中国旧式字书、类书、韵书为基础，兼取本国词书的长处，打破了旧词书内容分类的框框，摆脱了经传注疏的约束，开创了以单字为词头、下列词语的新体例。为顺应“研讨旧学，博采新知”的要求，既收古语，也录新词，表现了内容上的革新。出版后深受欢迎，到1949年，重印达400万册。同时，商务印书馆顺应各种读者的需求，先后出版了多种辞书。民国八年(1919)出版《国音先生词汇》，30年间重印500万册。民国十九年(1930)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发行数达200万册。中国开始构成了注重出版工具书的传统。

同年，上海文益书局出版连环画《三国志》。这是近代最早出版的连环图画。此后，这种编辑方式迅速发展。民国五年(1916)，上海出版了讽刺袁世凯做皇帝的连环画《猿政府画史》，遭到查禁。民国十年(1921)当前，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连环图画，内容最后多根据京剧及浅显小说改编，后来出现了民间故事、武侠神怪等各种题材的连环画。上海、广州等地街头巷尾出现了有数租赁连环图画的小书摊，销路很好。

1909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译《童话》一、二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童话。

同年，商务印书馆请徐锡祥镌刻字模，创制出二号楷书铅活字，并以此为起点，进行了一系列印刷技术的改进。较重要的是：民国三年(1914)，商务馆引进“汤姆生自动字炉”，每日可铸字15000余枚，每字出炉即可运用，毋须进行铲边、磨身、刨底等工作；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请陶子麟镌刻古体活字，创制一号及三号古体铅活字各一副；民国十年(1921)，商务馆购进旧式纸型机，用强力高压纸型原纸即可完成；民国十二年(1923)，张元济创制旧式排字机，既节省地面，又可减少排字劳动强度。商务印书馆所进行的印刷技术改进，对其他出版企业的印刷技术改进起了促进作用。

12月，清政府颁布第一部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分通例、权利、期限、呈报义务、权利限制、附则等5章55条。规定：“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又著作者身故，得由其承继人继续至三十年”。并规定有些著作物通行已久者，或者年限已满、著者亡故无承继人的著作物，可以任人翻印。同时，对侵犯版权者也作了具体的处罚规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版权法。有些条文为民国初年颁布的《出版法》、《著作权法》所沿用。

1911年

同年，民政部批准公布实行由上海书业公所制定的《著作权章程》，共四章一附则。其中规定：一切著作物一概归民政部注册后即享用版权，个人著作者终身享有著作权，身故后可由其承继人享有30年，以官署、学堂、公司、寺院等名义发行之著作，其著作权得专有30年；对合著、汇编别人著作、出资聘人所成之著作，以及讲义、翻译著作、法令等的著作权归属亦作明确规定。凡假冒、割裂别人之著作者，分别处以40元至400元和20元至200元罚金。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著作物版权的具体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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