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处」有幸获得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副馆长吴晓丛先生同意，其出版作品《槐里杂纂》中诸多精彩文章将在「八处」平台一一为呈现，更多以中国·陕西文物为中心，发生的曲折离而又不为人知的故事将为大家揭开神秘面纱，敬请期待.....

北 大 三 子 之 殇

从 1988 年到 2006 年的十多年间，秦俑博物馆有 3 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先后亡故。令人痛惜的是，三人死时皆约不惑之年，可谓英年早逝。这种低概率的不幸事情集合起来，就使得怪力乱神的议论有了市场。有人说，秦俑馆地方邪，那是秦始皇不散的阴魂在作祟，是秦始皇在“坑儒”。北大毕业的显然算得上是“儒生”。

第一个死的是赵甄。

他是陕西乾县人，“文革”期间上的北大，属于那种“工农兵学员”。70年代后期分配到秦俑博物馆筹建处参加博物馆基建工作。1980年我调入秦俑馆时他已患精神病。常常见他赤脚靸着一双拖鞋，在院子里徘徊，样子极邋遢。见人先是痴痴一笑，瞬间又变成一副冷冷严肃的面孔。

与其对话，或前言不搭后语，或不言语，只怪异地看你，让人不免生出几许恐惧，赶紧匆匆离开。 但是，听基建科的老同志讲，赵甄刚到馆时，原本是极聪明能干的小伙子，基建施工中遇到的许多技术小难题，都由他帮助解决。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得了精神病。 有人说是失恋受了刺激也未可知。

家里后来为他定了一位农村的媳妇，人瘦小， 面黢黑，但说话做事还精干利落。馆里安排她做个临时工，以便她照顾赵甄。可是这些并不能改变赵甄的病情不断加重。到了 1984、1985 年，他的病已经十分重了，不仅乱说乱骂，甚或摔东西打人。每逢馆里有重要接待任务时，还得派专人守护着他，以防他精神病发作跑到参观区闹出事端来。

后来不得已，与其家人商量， 把他送到长安一家精神病院治疗。其间，我曾两次与馆里人事科的同志去看望。每次总觉得心情沉重。也许是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他脸上的皮肤疙疙瘩瘩，脸色呈酱紫色。神情看起来更加痴呆冷漠。到了1987 年前后，他的精神病未见好转， 内脏器官也出现问题。精神病院担心承担责任，不愿继续留治，通知单位让将病人接走。可接回单位怎么办呢，幸好就在秦俑馆的附近有家叫做“五一二”的部 队医院，与博物馆彼此有所求，算是那种所谓的“关系户”，馆里派人找了医院领导，对方不好推辞，于是就安排住下，给了一个单间。

可是这种情况维持了仅仅月余，医院就叫苦不迭，说赵甄在病房大喊大叫，不遵医嘱服药，又乱拉屎尿，弄得整个楼道都是臭烘烘的，人也日渐衰竭。医院实在没有办法了，请馆里尽快将人接走或者转院。可人到了这个时候，又有哪家医院愿意接受。考虑到这家医院毕竟不是精神病院，不好强求，无奈，馆里只好与家人商量，将赵甄接回来， 由其妻专司照顾看护。

1988年春节假日期间，在赵甄从医院回来不多日，十余年的病痛折磨，终于让他油干灯枯，命归黄泉。事后，一位当天值班的领导说 :“原来以为老赵这家伙还能扛几天呢，没想到初二晚上就不行了，还得招呼人往殡仪馆送。”那口气，有点自怨晦气。

而节后看见赵甄的妻子，似乎也未见悲戚之色。单位同事谈起赵甄之死，多数也不过淡淡地一句：“解脱了。”

那一刻，我知道，也许只有那远在乡村中苍老的高堂老母才会发出锥心泣血的哀号。

与赵甄死后的平淡不同，聂新民之死却实实在在让周围的知识分子感到某种物伤其类的悲哀。

1981年，聂新民（中）在北大读书 期间与导师邹衡先生在李固遗址

这位面色略显焦黄、衣着极为简朴的小个子青年，1982 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是著名考古学者邹衡的高足。他出身于合阳县知堡乡殿下村一 户普通农家，六岁丧父，靠母亲一人抚养他们姐弟四人，生活的清贫与艰辛不难想象。

为了求学与生计，他读过类似私塾的小学，在药铺当过学徒，又入西安第一机械工业学校就读，后在某军工企业做工。即使考入北大，成了“天之骄子”， 也没有改变他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现实。

农忙时，他要回到合阳老家，收割耕种，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种状况，让他的导师也为之伤感动容。这些生活磨难，我们或许能够从他瘦弱单薄的身体上看出一些端倪，但一旦你与他交往交谈，你就能感到，蕴椟在他孱弱身躯中的满腹才情，却犹如一潭秋水，潋滟袭人。

的确，聂新民知识面广，才华迈众。作为多年同事，或于夏日傍晚散步时漫无边际的闲聊，或于室内香烟粗茶相伴讨论文章，我们曾有过多次长时间的交谈。无论政治时局、历史典故、文章诗赋，甚或机械工业制造，数学难题解疑，他皆能侃侃而谈，显示出某种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储备，常让我无从接话，只能洗耳恭听。

从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秦俑馆，到1988年病逝，短短五六年间，他笔耕不辍，撰写了50多篇文章，其中论文30余篇。袁仲一先生曾评价聂新民“治学态度严谨，研究方法得当，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采用二重证法，进行严密的论证，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而诸如《秦始皇信宫考》、《星象与秦始皇的宫殿庙寝》、《秦俑铠甲的编缀及秦甲的初步研究》、《秦置相邦丞相考异》、《秦霸西戎地域考》等论文，为学术界关注，被邹衡先生誉为“难得的佳作”。

聂新民去世25年后，《聂新民文稿》出版

记得那天，我从袁先生处得到一本2013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聂新民文稿》，粗粗翻看 一遍，就感觉到那沉甸甸的分量，令人怦然心动。我毫不怀疑：假如聂先生今天还健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何等了得的一位考古学家啊。可惜，成就一位学问大家的路程，早在28年前的一天就戛然而止了。

当年，聂新民死得很突然。那是一个星期天，他带着孩子正准备乘大巴车去 西安参加馆里组织的六一儿童节活动，突然感觉不适，蹲下去就开始大口吐血， 旋即送往附近医院抢救，终于无力回天，于次日撒手人寰。时在1988年5月30日。

那一年，他年仅 41 岁，正处在一生中创造力最为恣肆澎湃的锦绣年华。而据医生后来分析，由于长期的伏案劳作，加之严重的营养不良，他的肝脏其实早就有了问题。

聂新民去世后，同事们时常谈起他，我也总是怀念他。然而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记忆最深的，不仅仅是他的道德文章，更多的倒是在现实生活里他迷茫、困顿与无奈的身影：因超计划而生育，他曾被迫在职工大会上检讨。那一刻，口嗫嚅，手发抖，满脸写着的尽是屈辱；去香港随展，他利用晚上时间给《大公报》写稿，被采用了 3 篇，得稿费若干，连同节省下来的零花钱，终于可以给家里买一台十四寸的小电视机。但买了电视机，囊中羞涩，只能从旧货市场买两件旧毛衣给心爱的女儿作为礼品；在他去世前一周的一天下午，他去职工食堂打饭与我相遇，他说：“你看这馍多白，六一二年时候，咱就根本吃不上。”那一刻，他笑容满面，是那样的满足；而面对当时社会许多贿赂公行、惟利是图的丑恶现象， 他则愤然慨叹：“那些牺牲的先烈如果看到今天社会这个样子，只能喟然长叹，我的血白流了……”每每想起这些，我就禁不住眼睛湿润。的确，聂新民是病死的， 但纵观其一生经历，他何尝不是因贫穷困厄而死呢。

读《聂新民文选》，我注意到，这部大书是由他的大女儿聂莉整理而成的。她所写的《后记》文笔流畅，情感真挚，毫无虚言浮词，有其父内敛卓秀的遗风。所谓雏凤新啼，很难让人与记忆中那个小丫头联系起来。想到这些，我觉得聂新民先生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毕竟，有了这本书，有了这样的女儿。

三

郭宝发是 1989 年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秦俑博物馆的。这一年，秦俑博物馆接收了包括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广州外院、西安美院等多所院校的 12 名大学生。与众不同的是，郭宝发除了北大才子这个桂冠，他的头顶上还有一圈绚丽的光环，那就1985年陕西省的文史类高考状元。如今打开互联网，查看“陕西省高考状元榜”，他的名字仍赫然在目。

大学时期的郭宝发

事实上，郭宝发这个文科状元并非徒有虚名。还在北大读书时，他就因热情活跃、才思过人、知识积累丰富而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欢，并担任班长。参加工作后，他过人的才干、超凡的精力似乎更有了用武之地。

仅仅四五年时间，就先后被擢升为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主任，后又被评为副研究馆员。他担任主任期间， 针对此前秦陵及秦俑坑出土文物管理工作薄弱、档案资料欠缺的问题，他带领部门专业人员精心开展出土文物的建档建卡，使得每件文物都有了自己独立的档案。此项工作受到全局系统的表扬，并作为经验推广。

而其后的数年，由他编撰或主 要执笔的《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博物馆里的计算机》等多种著作和研究成果先后问世。他还计划着出版《秦陵文物档案图录》，研究编撰《秦时期科技史》。

所有这些，更让他成为系统内一个出类拔萃、引人注目的人物。而随着他被任命为秦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则意味着他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馆级领导的行列。那一刻，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业内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黑马正欲昂首扬蹄，纵横驰骋。

尽管与此同时，有关他恃才傲物、自大轻狂的议论也时有耳闻。而我对于这方面负面的议论，倒是更愿意相信才高人嫉的说法。“我生若在开元日，争许人称李翰林”，从古至今，大多数才子不都是有些狂放的个性和乖张的脾气吗？

然而，从1999年6月开始，郭宝发得了一种“怪病”。他开始脱发，消瘦， 浑身的肌肉和关节疼痛，腹部更是经常胀痛难忍。虽然经过多种医学检查，或被怀疑肠胃疾病，或被认为末梢神经疾病，却始终未能查清真正的病因。而病情的进展变化也反反复复，时好时坏，颇为诡异。

记得那年，我去临潼参加李鼎铉先生的追悼会见到他，见他虽然头发稀疏些，但精神状态还好。问其病情，他说最近好多了。我听了也从内心为他高兴，认为那个肆虐的病魔已经离他而去，他终于恢复了往昔充沛的生命活力。但是，没过多久，就听说那个怪病再次复发，且来势更为凶猛。

郭宝发和女儿，摄于1999年4月17日

从秦俑博物馆《年鉴》的记载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郭宝发人生工作的最后轨迹。如果说，2001年和2002年，我们还能在一些文博业务和学术活动中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身影，到了2003年之后，他已经彻底淡出了这一切。当他的名字不得不出现在印刷品上时，后面总跟随着一个类似注释的括号，内写着“长期病休” 几个冰冷的字。事实上，此时的郭宝发已经成了植物人。

早在大学时代，郭宝发就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他与同班师妹李秀珍相恋并结为伉俪。毕业后又同在秦俑博物馆工作，夫唱妇随，相敬如宾。

在妻子眼里，郭宝发是才子，是丈夫，也是良师益友，他把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到了极致。而此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让他们的生活更增添了许多幸福与温馨。不难想象，郭宝发的患病对于这个三口之家的打击是多么沉重。

然而令所有人想象不到的是，更为残酷的灾难竟然接踵而至，降临这个本已脆弱不堪的家庭。因为人们很快发现，她的女儿也患上了这种“怪病”，症状与其父几乎完全相同。可怜这株娇嫩的花朵，来到这个世界上仅仅 9个春秋，旋即枯萎夭折，时在2001年9月。

据说，郭宝发病因的最后确诊完全是一种偶然。一位医生在听说了他的病情后，忽然联想到外地一种“铊”中毒患者的临床症状，建议对郭宝发做一些必要的检测。

而检测的结果，恰恰证实了此人的初步推测。而随后对郭宝发女儿的开棺验尸， 也证明孩子的死亡同样是由于“铊”中毒所致。但此时，医学似乎已经回天乏力。 一场本来属于医学科学与某种疑难疾病之间的角逐与较量，转眼之间，却与刑事案件扯上了关系。

他的病历档案也不仅仅是医生需要翻阅的资料，更成为公安刑侦人员案头的卷宗。因为，种种迹象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件事并不简单，他有可能是一桩刑事谋杀案件。而随着公安机关的涉案侦查，几乎所有的人在极度震惊之余，都期待着水落石出的一天。可惜，这一天却始终没有到来。

2006年5月30日，郭宝发死在西安电力医院的病床上，这一年，他刚刚步入40岁的英年。连续多年的种种治疗，花费巨大，痛苦无尽。最后的时日，人已骨瘦如柴，喉咙里不时发出痛苦的哀号，其状惨不忍睹。而多年不离不弃守护在病榻旁的妻子，其承受的内心煎熬不难想象。而在郭宝发去世的前后，公安机关折腾良久，终因无法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而宣告结案。一场很可能是人为投毒的灭门惨案，就此不了了之。

郭宝发死了，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疑团。

有人说，他被嫉妒他的人所害；有人说，他曾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或许是掌握了某些人不可见人的秘密，成为他人的致命威胁……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猜测而已。我希望这些猜测全然不是事实。毕竟，如果郭宝发真是为人所害，这岂不是意味着那可怕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过着常人的生活，甚至是一副“可爱可亲”的模样，与大家时常说说笑笑……

我想不明白，如果真有上帝和佛祖，为什么不说真相？但我知道，这一切都与秦始皇“坑儒”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