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济战第四篇 元王朝：灭宋,侵日与空前的海洋帝国(1)

在蒙古灭宋的过程中，游牧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最终还是南宋还是被元王朝灭了，原因当然有很多，这里我们就先从宋朝的经济体系的崩溃来说明下南宋的灭亡。

先看下南宋和蒙古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对此，首先看一下经济实力的对比。蒙古一年的赋税和南宋一年的付税。南宋一年赋税是六千五百万贯。而南宋的gdp占当时全球的百分之六十五。而蒙古人虽然占领了大半个欧亚但很多地方都是经济落后地区根本收不到税一年的赋税也就两千万贯多一点，它的经济实力大概是南宋的三分之一。

然后我们看一下军事力量对比的，蒙古年的年产战马是十万匹而南宋年的年产战马只有三千匹左右。而按照传统军事概念来说的话，骑兵对步兵的一般是以一敌三。但是我们是想一下蒙古的战马在以江南地区为主的城池攻防战里它到底能够发挥有多大的优势，首先就是它的后勤补给问题，战马是要吃草料的。而江南地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草原来给战马提供草料当时的科技也不可能让有什么人工草皮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南宋是以打防御战为主。在蒙古人攻城的时候。骑兵能发挥的军事优势其实是很少的。而且南宋还有一个最大的军事优势。就是城池。蒙古人它攻下一座城还有十座城。,攻下十座城还有一百座城。总之有着它攻不完的城。这也更加抵消掉了蒙古人很多的军事优势。

所以说军事上的优势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大。比如说在钓鱼城蒙古人还是战败了。所以才会有了忽必烈后来的登基。

现在说下忽必烈，他作为当时汉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皇帝。（汉化程度最高也就说在清朝前忽必烈的汉化程度最高的）相比北魏的孝文帝来说它的汉化程度还要再高一点。)也就是他这么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皇帝最终是发现了南宋的弱点。

特别是经济上的弱点。

那南宋的经济弱点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南宋的货币制度（或者说是中国的货币制度）因为中国的货币从秦始皇开始就使用铜钱，到了南宋时期因为陆路交通运输几乎已经中断了。所以当时的南宋只能大量开展了海上贸易。而海上贸易的开展使得全球居然有五十五个国家通用的货币居然就是铜钱。（五十五个国家真要比现在的美元还好用的多了。），但铜钱的炼制比例是六分铜四分铁,而南宋由于经济发达使得货币发行量特别大。这也导致了武器供应的不足。特别是南宋的铜钱，海外购买力居然高于国内，而且高了很多。也就是说经济越发达对铜铁矿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由于南宋版图面积是中国所有历代正统王朝里最小的,才280万平方公里。其版图内又不盛产铜和铁。那南宋的铜铁哪里来那的呢?

其实它大多数是靠贸易得来的。也就是南宋输出茶叶瓷器和丝绸以及各种商品的时候它换回来的是铜和铁。而且几乎是和全世界在做贸易。但到了蒙古人崛起的时候他们打下了大半个欧亚。再到了忽必烈登基以后,他就和别的四大汗国的统治者一起下令:只要是蒙古版图内的军事占领国家就不得和南宋进行贸易。

这样一来几乎是断绝了南宋的铜和铁供应。供应中断以后不仅造不出货币,连兵器都造不出了。但是就在全世界都停止了与南宋贸易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国家在和南宋贸易。它就是日本。当时的日本产出的不仅是铜铁甚至还有黄金白银。而南宋从与日本贸易得到了铜铁和金银以后,大大延缓了蒙古人对南宋的战争进程。那日本人就真的不怕得罪蒙古吗?其实日本很怕。

特别是第一次击退蒙古人以后。(在见识到蒙古人高超的战争艺术面前,他们简直连蚂蚁都不是。)他们更怕。那既然怕,为什么还要和南宋贸易呢?其实还是因为国家经济问题。(特别是与南宋的贸易税)因为当时的日本随着辽和金两个政权的覆灭,日本在北中国地区已经没有了可以通商的国家。那除了南宋和高丽两个通商国以外,日本已经没有了通商国。而当时的日本对外通商的贸易权主要掌握在镰仓幕府的北条时政手上。但镰仓幕府的统治成本基本都是从对外贸易里得来的。

这么一来如果日本也断绝和南宋的贸易。那镰仓幕府的政权也很有可能先于南宋消亡。所以说日本就算得罪蒙古它也不会断绝和南宋的贸易。其实换个叫度来说当时的日本和南宋其实是维持着类似经济同盟的这种隐形同盟的关系。而随着南宋的灭亡,镰仓幕府在损失了与南宋的贸易税以后没多久政权果然被颠覆。

说完了南宋和日本最后说下蒙古。蒙古随着对南宋的战争日益扩大军费也一路猛涨。特别是1267年-1273年襄阳城保卫战的时候巨大的军费支出而同时,忽必烈还要在1271建立元朝。(开创一个国家来改朝换代没有钱能行吗?) 这使得蒙古人有可能先于南宋经济崩盘。所以就在忽必列听说日本是当时最大的黄金和白银的产出国的时候他就打定主意要攻打日本。

其实,蒙古人真的要说对日本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兴趣不大。但是当“全世界”都暂停了对南宋的贸易的时候,日本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维持与南宋的贸易。再加上日本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居然“外交侮辱”蒙古人。（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日本人侮辱美国人那会怎么样。)所以有了这几条"罪状"忽必列又怎么可能有不去打它的道理!

说到这里我们也稍微了明白了如果蒙古人侵略南宋的借口是天下统一或许还带有点政治因素。那么侵略日本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经济利益。以及对南宋的经济封锁。

但是不管怎么说，对日本的战争，忽必烈还是战败了。南宋也在蒙古的持续经济封锁下最终亡国了。随后的元王朝可以说开创了第一个贸易全球化的时代。

现在就简单介绍下这个过程.元王朝因为灭掉了南宋，得到了中国南方,蒙古作为一个出身自游牧民的国家,进而开始往海洋世界发展。这在世界史上是头一遭。蒙古帝国的历史也好,忽必烈的大元王朝也好,到了这里踏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那指的是通往海上帝国的道路,尤其是海洋上军力的持有.在南宋所培养的海上舰队中,虽然也有往南方出逃而在崖山沉没的舰艇,但剩余的皆成为忽必烈的元王朝的所有物.元王朝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得到了江南水师。这项演变所具有的意义很大。

根据史料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南宋直属舰队,很多都是以泉州为中心,在中国东南沿岸各城市进出的贸易船队。尤其是以泉州为地盘的蒲寿庚以及在其命令、管辖下的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船队。

现在简单介绍下蒲寿庚与元王朝的关系：其实,比南宋更早的时期,很多汉人的商人就展开和这些穆斯林海上商业势力的接触。在杭州无血开城后,往南方逃亡的微小“海上朝廷”也对蒲寿庚抱有期待。在丰饶且有安定税收的泉州,有南宋王室其中一族代代居住。“海上朝廷”正图以泉州为另一个都城。只是,他们对待蒲寿庚这位身为伊朗人（或者说是阿拉伯系）的海洋商人,在名义上则完全是南宋的“提举市舶”（即管制船舶与通商行政官）的态度是非常不谨慎且过度傲慢尊大。而且掌握“海上朝廷”实权的是从北方流浪而来的下级官员张世杰。

很多史书记载张世杰等人的态度激怒了蒲寿庚。忽必烈透过笼络蒲寿庚,使海上通商势力完整到手。蒲寿庚也协助忽必烈一起封锁南宋的贸易，最终灭掉了南宋。而元王朝在灭掉南宋以后开始于泉州建造大型船舰。

这个时期的元王朝也开始了内陆型的军事政权与海洋志向型“生产社会”相以联结，最后的结果就是催生了这个过去未尝有的新形式。

其实早年南宋的“江南水师”之中,大型船舰有一部分是蒲寿庚所建造的。忽必烈在随后向东南亚各地的派兵,也不能忽视背后有蒲寿庚为首的穆斯林商业势力的存在。远至越南、占城、爪哇的远征,皆是以“海上进攻”的形式来进行。进攻军团的班底成员纷呈不一。蒙古是以位于派驻前方的各支部队编组、调整、组织成远征军队。但是,运送远征军的舰队,也有同样的人员参与其中。远征相关的粮草、物资等的筹措调度也有相当程度是借助穆斯林海上商人们的力量。只不过忽必烈政权所主导的向东南亚“海外派兵”,由于炎暑与疫病,以及当地人们的“反抗”,和远征日本一样以“失败”告终。

但是从对外远征中可以看到经济层次远较军事层次的突出。甚至可以大胆说,有穆斯林商人参与的战争，并没有完全企图以军事征服陆地,更多的是为了要控制海域。在这个过程中都看得到穆斯林的商业势力的影子特别明显。所以“远征军”其实际状态则几乎是穆斯林海洋商人主导的贸易船队,其结果就是元王朝与拥有特权的穆斯林海商控制了全球海域乃至全球贸易链。尽管在元王朝时期穆斯林商人并没有完全成功，但这个过程无疑确实给了后人启发。尤其是后来的大英帝国和现在的美国。

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展”时期,在南宋时期，则没有那样的军事实力。但是蒙古人其实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与从事内陆贸易的穆斯林商人联手,延续了可以说是“共生”的关系。那关系发展至此,其军事与通商的结合也由陆地发展到海洋。

从此以后,包括击退蒙古“侵略”的各国在内,结果都入元王朝“朝贡”,相继缔结了表面上从属,实际上是通商的关系。元王朝的海商势力东从中国东海的日本，西至印度的西海岸。都成了元王朝的海域。而更往西的阿拉伯海,则早就处于旭烈兀汗国的势力下，在十三世纪末,从中国到伊朗、阿拉伯方面的海域以及所经由的海路整体就都进入了蒙古政权的影响下。

那意味着欧亚的内陆世界与海洋世界因蒙古而完全接合在一起。隔阅中国本土南北的“空白障壁”也以陆路、水路及海路重新联系。在单一的主权下,欧亚的东西方没有接痕地在陆上及海上两边连接起来了。蒙古成了人类史上首次的陆与海的巨大帝国。

与此同时,循环欧亚交通网如今已经清楚地出现在眼前。来自东方的中国戎克船和来自西方的阿拉伯单桅帆船在蒙古所掌握的海路中往来。交通、通商、政治在海上缓缓地系统化。在与世界帝国蒙古合作的蒲寿庚等大型的海洋商业资本下,中国东南的沿岸诸城市呈现。史上空前的活络盛况。特别是泉州,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贸易船聚集。并且,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力及产业力,透过以蒙古力量为背景的穆斯林商人们之双手,被带到了欧洲的各个角落。

并且在本国的商业制度上元王朝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奖励超越区域与“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无论是谁,身在何处,都可以做生意。人种或民族皆无所谓。只要支付商税与关税,就可以自由通行。到了十四世纪左右,就名副其实地出现了横亘欧亚东西的人与物的大交流。有许多人亲身为这个时期的欧亚大交流作见证。他们既有经由陆路来去的,也有使用海路来去的。

在文献上将往返陆路的史实描述得最清楚者,就是旭烈兀汗国的使节团。那最主要是因为,用波斯文等文字来写的蒙古政权历史书籍还有留下之故。他们组成以几百人为单位的旅行团,利用敷设在蒙古东西的站赤路线,悠然前来。被称作“答纳”的大珍珠以及名产“大马士革剑”、优良的“阿拉伯马”、中东的优质织金,包括香料在内的种种药材等—他们携带这些莫大的进贡品和礼品前来。

这些使节团一要经过,处在行经路上的驿传路就较平常更多地大量准备马匹与骆驼。只要事前通知即将经过蒙古的驿传负责官员就会奋力地迎接大旅行团。一直到送至下一宿驿间的接待费用是很庞大的。为此政府时常作特别支出。这样的使节团逗留在大都的特别宾馆。此事在汉文史料上留下记录。然而,由于接待过于舒适,所以陆续有使节团不思归去。由于是数百人单位的长期逗留,因此很是忙碌。其中似乎也有不少同一王族分别派遣的使节团彼此的情况。

当然,这样的事例是特别的。然而,不仅只有可和旭烈兀汗国匹敌的大势力,在其组织之下的王侯、地方君主以及在地权力者等好像也屡次个别派遣使节团,因此其数量乃超乎想象。

在《元史》若是只写到“遣使朝贡”,例如以大约三年一次的频率遣使而来的伏尔加河钦察汗国君长家的情况等,还是必须要设想到他们所来自的区域或旅程,其君的位阶等不寻常的情况。如果每个都有准备如旭烈兀家的使节团那样的“伴手礼”,就巳经不知道政治与通商到底多一个才是主要目的。

最后说下上海：作为现在上海起源的港埠,在这个时候于历史上现踪。处在松江管辖下的上海县这座沿海而立的小城镇,之所以会具有其相应意义,海运乃为其前提。他们在此也设置了市舶司。上海在蒙古时代首次具有意义。那是因为能够使之具意义的政权出现了。然后,它在以动力船进行外洋航海成为理所当然的“西力东渐”以后的近代世界,又再度显露锋芒。顺带一提,杭州在蒙古时代其实更加繁荣。

还有就是蒲寿庚，不过不仅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的相关史料，很多别的穆斯林商人在古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也都有相关记载，大家不妨多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