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0月，内藤湖南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开设东洋史概论与清朝史课程，开始在学术上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京都支那学”，“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便是内藤中国史学研究的两大理论支柱。

这一篇，先讲一讲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的“唐宋变革论”。

关于“唐宋变革论”，有论者指出内藤将“唐宋”作为历史分界、以“宋”为近世起点的看法在1907年的大学讲台上已经谈到，并在1909年明确提出，最后在1922年《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公开发表。

这是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反映了作为内藤史学体系的“唐宋变革论”的发展过程。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过程，“唐宋变革”的观念在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1899年）便已明确形成，主要体现在内藤对中日书法的比较认知上，在对中国南北的字体分析上:

“北方人质朴近于迟钝，凡事讨厌变化;南方人敏锐而多轻薄，凡事喜欢新异。北京、上海的店铺招牌都是院体的字，康熙、乾隆各皇帝自己也学习，并以此为取士标准的欧阳询、赵孟顺、董其昌的书法风格。到了上海则多半是秦篆、汉八分、魏晋楷行，连贴纸的声明也用偏侧奇逸的六朝风格字体。这些虽然是些琐事，却也显露出南北风气的迥异。”

内藤在上海期间与罗振玉讨论了金石拓本和书法问题，当内藤被问及喜欢何种书法时，内藤称自己欣赏六朝书法，并对罗振玉讲：

“唐人的书法，我国还能找到不少真迹，书法家中也有继承其笔法的人，应该学习。宋人多改变古法，大多不能作为依据。”

随后，内藤在旅行期间以杂感的形式发表《书法与金石》一文，文中记载内藤曾拿出唐代流传至日本的雀头笔与严复、罗振玉交流书法技巧，严、罗二人均不得要领，于是内藤认为雀头笔的运笔方法在中国已经失传，继而指出:

“中国唐代的书法范式都在我国继承流传下来。而中国自宋代以来已经失去了正传，越是后来的时代越缺乏古意，到明清则古法荡然无存了。”

其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播，即唐代文化传至日本并得到保存;二是中国文化的内部变迁，即书法风格在唐宋之际产生变革，至清代已没落。

这种书法上的唐宋变革与内藤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近世转型暗自呼应，内藤认为中国在唐宋之际形成了社会的大转型，贵族政治衰落而君主独裁政治兴起，中国自宋代开始进入近世时期，直至清朝。

内藤将这一过程比作人的生命成长史，就像人会经历幼年、青年、壮年、老年各阶段一样，中国文化也经历了幼年期的上古时代、青壮年期的中古时代和老年期的近世时代。

“唐宋变革论”的意义在于隐含着中国文化自宋代开始便进入近世，中国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也步入老年期，文化活力降低，不易接受新事物，于是至清代时中国文化逐渐走向“老衰”，呈现出“守旧”之形象。

由此可见，在内藤史学的文脉中，“守旧”之中国形象是由于中国自宋代开始“过早”地进入近世，至清代则耗尽了活力，进入垂暮之年，自然呈现出“守旧”气象。

即，“守旧”之中国形象是位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唐宋变革论”的延长线之上，而并非源自黑格尔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停滞论”，尽管其表象类似，但其文脉却是两立的。

因此，内藤在指出书法的唐宋变革后感慨道:“书法虽然是小道，但探寻它兴衰的原由之后，不能不发出千古之叹。”

来稿/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