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宝战争”的失败，沉重打击了唐朝的统治政权。而且不久之后安禄山、史思明等在北方发动了“安史之乱”叛乱，导致了唐朝日益衰落。

“天宝战争”的根由是发生在唐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唐设在滇西的姚州都督府，南诏王阁罗凤率妻女赴成都会议，途经唐设在滇西的姚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张虔陀侮辱阁罗凤的妻女，又向朝廷诬告阁罗凤谋反。引起阁罗凤极大愤慨遂举兵攻陷姚州，诛杀张虔陀，并举兵北上，占据了越嵩都督府管辖下的三十余个州县与部落。这就是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天宝战争”起因。

第一次天宝战争的主帅就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鲜于仲通，名向，字仲通。鲜于深得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赏识，引为采访支使，委以心腹重事。唐天宝初年，鲜于向剑南节度使章仇推荐杨贵妃兄杨国忠。杨借章仇之力，得以觐见唐玄宗，拜为朝廷参政命官。

唐朝初年，有关云南地区的事务，由剑南节度使统管。天宝年间，权倾朝野的“天宝宰相”杨国忠，任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越嵩都督张虔陀改任姚州都督，负责监视与控制南诏。这些封疆大吏大多数是心术不正之徒，他们肆意干涉南诏的事务，有心挑起事端。

当南诏王阁罗凤发动“姚州之役”，张虔陀被杀，实属罪有应得。《南诏德化碑》列举了张虔陀的六大罪状，可以看出，张虔陀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挑衅倾向，目的是激起南诏的反抗情绪，离间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唐朝宰相杨国忠集团一贯的手法。

天宝十年，唐玄宗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8万进攻南诏。唐军兵分三路，一路由鲜于仲通率领，由越蒿一带沿清溪关道南下，由今天的滇东北地区进入云南；一路由大将军李晖率领，从会同路进攻，进入姚州地区，迫近洱海地区；另一路由安南都督王知进率领，从步头路北上，进入滇中地区。三路大军从不同的方向直奔南诏腹地。

面对严峻的形势，阁罗凤派出特使杨子芬、姜如之到曲靖鲜于仲通军中，向鲜于仲通陈述“姚州之役”张虔陀被诛的事实经过，说明事情的起因与过错在张虔陀而不在南诏，南诏愿谢罪请和。特使对鲜于仲通说，虽然吐蕃早已对南诏威逼利诱，但南诏不为所动，仍然一心向唐。吐蕃已是虎视眈眈，依据情势，如果唐军执意要进攻南诏，唐南双方交战，吐蕃将坐收渔翁之利。鲜于仲通不为阁罗凤的真诚求和与谢罪姿态所动，继续率大军向洱海地区进发。当鲜于仲通兵行至白崖时，阁罗凤再遣使者请和，鲜于仲通不仅不允和，反而扣留了南诏的使臣。大战一触即发。

鲜于仲通亲率主力，直抵龙尾关(江口)。此时，阁罗风第三次派出使臣求和，鲜于仲通仍不予理会。他心想，8万唐兵已包围了苍山洱海之间的南诏腹地，又有奇兵从苍山西坡突袭，大军由西洱河东岸从水道向西进攻，同时由陆路猛攻龙尾、龙首二关，东西夹击，南北协同，可一举而下，直捣南诏太和城，成就非凡伟业。

对南诏来说，唐王朝大军在南，吐蕃大军在北，形势万分紧迫。南诏向唐王朝请和无望，只好向吐蕃求援。当时吐蕃御史论若赞正率领大军驻守在洱海北部浪穹(今洱源)一带，即命军队从浪穹急驰洱海之滨。南诏与吐蕃军队联合，奋力御敌。阁罗凤长子风伽异、大军将段全葛率军队，在苍山西坡“丘迁和”即今天漾濞石门关一带，与唐军的精锐部队展开生死之战，唐军惨败，主将王天运战死，唐军“腹背夹攻。王天运被悬首辕门，唐兵远远看到，无不心惊胆颤。

与此同时，阁罗凤亲自披挂上阵，率南诏和吐蕃大军与唐军奋力杀敌，经过洱海东岸的鲁川(今双廊)、鲁南(今海东)、江口(今下关)等战役，全歼唐军于洱海两岸，唐军主帅鲜于仲通“逃师夜遁”，只身逃离。

第一次天宝战争，以唐军全军覆没，只有主帅鲜于仲通一人幸免而告终。

然而，唐军惨败的消息，却被唐朝宰相杨国忠谎报为空前的军事胜利；南诏被逼应战的事实，被歪曲为南诏勾结吐蕃，联合反抗唐王朝的谋反行为。唐玄宗一方面为鲜于仲通设宴庆功，攫升他为都城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另一方面责令杨国忠积极备战，征集士卒，调集军队，再征云南。这真是“西洱全军败没时，捷音犹自报京师。归来设宴甘泉殿，高适分明为赋诗。”战死在洱海边的唐王朝军士，成为枉死的冤魂。

双方反目以后，唐王朝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南诏。南诏则联合吐蕃军队，在西洱河两败唐军。因其均发生在唐天宝年间，史称“天宝战争”又称“唐天宝战争”。战后，南诏归顺吐蕃，唐王朝则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