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是唐朝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权衰落，藩镇坐大，尤其以安史降将控制的魏博、成德和幽州三镇（时称河朔三镇）实力最为雄厚、最不受中央政府控制。

当时三镇历任藩帅（节度使）皆力求“以土地传之子孙”，维持世袭地位。到唐朝灭亡为止，河朔三镇先后57任节度使里面，只有4人是由唐朝中央政府任命的。这三镇不但节度使世袭，还自署官吏，自置户籍，不向朝廷上缴赋税。这三镇独立性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兵强马壮。

以最具代表性的魏博镇为例，第一任节度使田承嗣至少拥兵10万，他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牙兵，就是相当于节度使的精锐亲卫军了，是藩镇割据的核心军事力量。当时不但河朔三镇拥有牙兵，其他大多数藩镇也都拥有数千乃至数万人的牙兵部队。

为确保拥有一支忠诚于自己的亲卫军，节度使往往都会以丰厚的赏赐笼络收买人心，因此牙兵的军饷待遇要远高于普通的藩镇军队。

而牙军也深知节度使需要倚靠自己割据一方，所以渐渐演变为了骄兵悍将，“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犯法令，长吏不能禁。”同时，也正如河朔节度使职位世袭一样，彼此之间联姻结盟以对抗朝廷，牙军也渐渐往这方面发展了，尤其是魏博镇的牙军，他们多是本地人，也“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姻党盘户”，形成了盘根错节、以丰厚军饷赏赐为主要诉求的地方职业军人利益集团。

当时，任何藩帅如果威胁到了牙兵的利益，不管是削减赏赐军饷，还是长期率兵于魏博之外作战，亦或是企图控制和削弱牙军，都会遭到牙军的诛杀，之后他们再推举一个能维护牙军利益的将校为新的藩帅。至于中央政府，很少能够左右魏博内部的叛乱，只能是在事后确认下牙军拥立的藩帅，并给予节度使官职。

时人有云“长安天子，魏府牙军”，可见当时牙军势力有多强悍。

搞得最后，在各藩镇内部，这些个藩帅不得不自己重新组建私人兵力来克制牙兵。

我们还是以魏博镇为例，公元886年，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乐从训聚集了500亡命之徒以为心腹，称之为“子将”，结果招致魏府牙兵的不满。在经过一系列的军乱和冲突之后，极具野心的牙军下级军校罗弘信抓住机遇，与宣武节度使朱温勾结，干掉了乐彦祯父子，当上了新任魏博节度使。

后来，他的儿子罗绍威继任节度使之后，又经历了牙将李公佺的叛乱，愈发的惧怕牙兵，纠集了数百奴客作为护卫兵。

那么这些私兵部队，就比原是藩帅近卫军的牙兵可靠吗？未必。公元887年，拥有千余名私兵的镇海节度使周宝，就遭到了手下将领率军的攻袭，其麾下的私兵也随之反叛。不过在有些朋友看来，牙兵是正规军，而私兵是家奴、亡命之徒或是流散于中国的异族人，没有社会地位，多与藩帅结为义父子关系，一般只能无条件服从藩帅。

在牙兵与藩帅对立时，私兵是值得后者信任的。

不过到了唐末五代时期，经过一系列的藩镇厮杀，作为正规军的牙兵以及藩帅的私兵，其实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各地节度使亲卫部队叛变更是层出不穷。牙军追随的军阀如果成了皇帝，他们往往也就成了中央禁军。比如李存勖和石敬瑭称帝后，都将当年的帐前亲兵升格为了中央禁军，前者作为皇帝更是直接控制禁军。

后周世宗柴荣整顿军政，禁军战斗力大大加强，但他并没能建立起根除武将（节度使）和禁军（牙军）叛乱废立主帅的体系和制度。后来他死了，禁军统帅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才成功避免了上述历史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