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俾斯麦都将奥地利视作死敌。这一认知甚至远早于他在法兰克福体验哈布斯堡朝廷的无礼。他虽然曾经是一个主和派，但这不意味着他认为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不会有一战，相反，他的全部作战计划上都写满了奥地利。

即便排除掉他们之间的政治龃龉，俾斯麦也本能的排斥奥地利——这是一个日耳曼人的本能。

作为外交官，在法兰克福的十二年里，俾斯麦审视过前后四任外交部长官，将怀疑的目光投诸除了普鲁士外的任何国家，当然，奥地利是格外被重视的对象。他一直以来都在为奥尔米茨事件难过，这种难过甚至远超过条约本身带来的痛苦。一直以来，俾斯麦都并不想避免战争，他只是希望可以将战争延缓，延缓到一个普鲁士有把握的时机。

俾斯麦并不满足于他所处的职位。即便多年后他已经学会了社交上的一套，可以装作亲密的与同事们相处。可是主席那个位置坐着别人这点依然令他耿耿于怀。他瞧不上那位主席，在他的记录里，这位主席无能又愚蠢，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被挖苦。这种偏激的看法，反而令后世如我们有些无法相信。

对于傲慢的俾斯麦而言，主席还并不是他唯一痛苦的来源。他在联邦会议上给乔安娜写信：“我所处的位置很不好，因为我的左右两位邻居的气味从两面夹击我，你记得甲的气味吗？是不干净的坏牙的臭味，再加上他有狐臭，是吃的好东西太多而无法消化所出的气味，这是外交家们所常有的气味。”

俾斯麦还是一如既往地愤世嫉俗，对一切都不满意，除了他想要接受的，这世间的一切都可以让他挑出问题来。

但是，他的这种状况在法兰克福并不特别。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个人意志，也有着极重的私心。原本普鲁士与奥地利在此称雄，可普鲁士的一度离开给了奥地利独自壮大的时机，如今，普鲁士回来的，可是地位却不再。

在议会上，奥地利握有诸邦的支持票，而普鲁士仅有北德意志四个小邦的支援。

这种情形在俾斯麦的意料之中，他来法兰克福本就是抱着要与奥地利一战的信念而来。让他有些吃惊的是，奥地利对于普鲁士的仇恨也并不比他对奥地利的小。他们的公文中写道：“或者侮辱普鲁士，或者很大方地饶恕普鲁士，其决定权都在施瓦岑堡的手上。”这让俾斯麦对奥地利的厌恶更甚。

到达法兰克福的六周后，俾斯麦发表了一次反对奥地利的演说：“奥地利现在是，将来也是赌钱的骗子，奥地利人的奢望就是推倒一切，与他们进行交往，他们的外交政策都没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引导，我想他们是绝对找不到真正的同盟的。”

这种批评很快被传到维也纳，并使得普鲁士与奥地利间的龃龉越发严重。

伺候，奥地利方更换了大使，将原本的图恩伯爵撤回，换上普罗克施一奥斯膝伯爵。这个人与俾斯麦的关系很糟糕，俾斯麦评论他，是一个从不讲实话的人。“虽然这样，我还是能够常常从他脸上看出真实的情况。”俾斯麦倨傲道。

普罗克施在一次不慎中将反对普鲁士的言论泄露，俾斯麦没有直接就这一行为向维也纳抗议，他打算使用一个更聪明的方式，让对方误以为形势对他们有利。

俾斯麦亲自进行这件事的操作，他的手法诡异，却也很有效。他的对手也无疑是一个深于世故之人，他对俾斯麦也有着自己一套颇为精准的看法：“侮斯麦宣称普鲁士是世界的中心。……他是那些想破坏我们联盟的代表人物。假若有一位天使从天而降，他若是不佩戴普鲁士的徽章，俾斯麦是不会让他进来的……，他头脑很清醒，如同马基雅弗利那么清楚，他这个人太过于麻利，也太过于掩饰自己的锋芒，他不会看不到他手中的利器，我们还必须承认他办事会一直办到底的……他就这样不遗余力地尝试，使联邦议会动不得……不惜花钱收买报馆，他太懂得如何去指责奥地利的不是。……他认为普鲁士必定会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说德意志非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不可。我生平未见过如他这般自信的人，过于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这些中肯的评价，即使是俾斯麦也不得不承认十分准确。

后来，因为德意志关税联合的事务，俾斯麦亲自跑了一趟维也纳。这个联合原本只是普鲁士与其他诸邦的联合，无疑是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如今奥地利想要加入进来，挫损普鲁士的尖峰，俾斯麦自然不会轻易答应。

这一次问题的处理非常顺利。俾斯麦只同意了一个商务条约，在其他的问题上完全没有让步。在这次维也纳之行中，俾斯麦发现自己颇为欣赏奥地利的少年皇帝。这个二十二岁的小皇帝“有火气、有威望、善体恤、爽直、坦白、毫无城府，尤其是当他哈哈大笑时。”，并不是他所讨厌的那些奥地利人的样子。

俾斯麦回到了法兰克福。在这里，他的状况有些尴尬。他被君主欣赏，却显然与长官不合。俾斯麦作为曼陀菲尔的部下时，他们之间就颇多问题。实际上，曼陀菲尔的小气和摇摆不定令很多人不满，在领导能力上，俾斯麦远比曼陀菲尔更具气势。

格拉赫为俾斯麦争取到了好的工作，这引起曼陀菲尔的不满。当阴谋降临到格拉赫的头上，这个一直帮助着俾斯麦的人，此刻反过来需要俾斯麦的帮助。格拉赫看不起曼陀菲尔，甚至在他认识的人里，他唯一欣赏的就是俾斯麦。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多年后，这个他视作弟子的人成长为了一个更大的阴谋家。这位阴谋家随风摆荡，在最后，甚至疏远了格拉赫本人，只因为摄政的威廉亲王不能忍受格拉赫。

这一时期俾斯麦与格拉赫之间的信件保留至今，极具研究价值，因为俾斯麦在信件里记录了大量自己的政治观点，在这些信件里，他多次宣誓了他对格拉赫的忠诚，表达自己的感激。他有时会对这样的自己不屑，可他不能不努力经营这座桥梁，因为这座桥梁的彼端，是他梦寐以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俾斯麦的最终目的还是接近君主。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俾斯麦就是君主十分倚重的人才。一方面，俾斯麦可以成为田地里的稻草人，恐吓一些鸡零狗碎之辈；另一方面，他对曼陀菲尔也有着有效地阻挠作用。

君主的过分倚重让俾斯麦欣喜，也让他感到疲累。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俾斯麦必须常常往来在柏林与法兰克福之间，两千多英里的路程多次因为腓特烈的神经质而白白浪费，许多公务就因此被耽搁。后来，君主派他去维也纳党大使，这更令厌恶那里的俾斯麦感到不满。

而君主这样回应他的不满：“我不命令你去，你应该自觉自愿地去，求我派你去那是对你特别的恩赐。——我这样教育你，你应当感激我才是，因为我认为只有你才值得我费这些事。”

就像中国人所说的伴君如伴虎，受君主关注的臣子，就要随时承受君主的善变。更何况，普鲁士是如此专制的一个国家，即便君主是神经病，也必须要由着神经病的性子来。

聪明的俾斯麦懂得如何和君主相处，也明白如何小心这种“偏爱”，他说：“当我到达权力顶峰时，前途一片光明，宫廷也极为善待我，大人物争相巴结我，小人物拼命有求于我，但是我知道这样的辉煌，真的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化为乌有。接着在宫廷宴会间，我会发觉许多人根本不理睬我，如同我在得意时看见许多人在巴结我一样。”

他对格拉赫有过类似的表述：“光景已经变了，若不是君主看出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常人而与众人无异，不然就会有许多人说我坏话——无论怎样，他现在用不着像以前那样常常召见我啦。宫廷的贵妇人小姐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和气地对我微笑了。男人们拉着我的手时也不如从前那样热情了。我最尊敬的朋友，你基本上没有他们那么小气，如果你现在对我的信任不如从前那样深，那么除了君主对我的喜爱少了一点之外，我恳求你告诉我其他的理由。”

那时，俾斯麦已经感觉到他受到的恩宠在减少，君主在开始冷淡他。但他似乎对此已经没有那么在乎，至少表面上显得十分淡然。

当时，欧洲最有势力的人是沙皇尼古拉，俄罗斯辽阔的疆域中从无战事，农奴制盘根错节地生长在那片土地上。沙皇的专制统治下，兵力强盛，尼古拉一直以来，都想将奥地利控制成为他的棋子。在诸国瓜分土耳其时，尼古拉傲慢地将土耳其叫作“病夫”。

1854年初，欧洲形成了两个明确的势力，一方是沙皇俄国，另一方是英法土联盟。奥地利由于担心俄国再向西发展，决心加入三国联盟，这样一来，摆在普鲁士方面的立场问题就相当严峻了。

三国联盟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联盟，他们对抗沙皇俄国，代表了历史的正确方向。在普鲁士，君主身边也有许多人主张加入联盟，与俄国进行对抗。然而以格拉赫为首的保守党却坚决地反对这一决定，他们觉得，俄国与普鲁士曾经是同盟，未来也应该有着共同的利益，不能轻率地与其开战。

三月，局势进一步紧张，威廉召见了格拉赫与俾斯麦议论这个问题。

威廉说：“你看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个相互冲突的党派，一派以曼陀菲尔为代表，另一派（亲俄派）以格拉赫与在俄都的孟士德为代表，君主召你来是想让你作个公断，你的见解会改变时局，因此我恳求在向君主发表见解时会考虑以下观点，‘俄罗斯的态度激起全体欧洲的一致反对，它必将败在欧洲手下’。只有这样才能够拯救俄罗斯。”

俾斯麦道：“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宣战，我们为什么打仗，我们打仗不过是激发一个被征服邻国的痛恨与渴望报复。由于我们害怕法国，或者说帮助英国，那么我们不就像英国的殖民地印度那样为它的大英帝国而效忠吗？”

威廉亲王对他的这一回应极端不满：“并不是由于害怕或向谁效忠的问题！”

威廉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身后那位女子的想法，那个“关心国内之事远远少于关心国际大事”奥古斯塔是俄国一直以来的反对者。

这是威廉和俾斯麦的第二次政治冲突。在之前，威廉主张与奥地利作战时，俾斯麦力主议和，如今第二次冲突，又是这样，威廉极为愤怒，认为俾斯麦简直是一个懦夫。

俾斯麦的想法很简单，在他看来，无论普鲁士做什么，都可能使得奥地利坐收渔利，他说：“将我们敏捷而坚固的战船与奥地利的生了蛀虫的战船合作，重大的时机，给普鲁士的成长带来有利之机，我们要无畏地（甚至残忍地）利用时机。……无论怎样，当事变发展的时候，帮助我们发展的动力就会越大。”他要奥地利承认了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的最高地位，他才愿意让普鲁士与维也纳合作。

俾斯麦与宫廷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多，他甚至产生普鲁士可以与拿破仑三世合作的想法。君主这时对俾斯麦已经非常反感了，俾斯麦却像看不到那种反感一样，对和拿破仑三世联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他与拿破仑三世有过四次密切的会谈。俾斯麦是一个异常冷静地人，当他做出决定之后，很难有什么事情让他改变。当他知道拿破仑三世、奥地利都开始与沙皇修好时，他为了让普鲁士不太被孤立，下定了决心要与法国联盟。

拿破仑三世说：“法兰西人善于陆战，不善海战。因此他很想通过海战而征服法国。普鲁士要发展，必定要取得汉诺威、什列斯维希与霍尔施坦，随后成为二等海权国，以便与法国联合牵制英国。既然存有这种目的，倘若我国为意大利而与奥地利发生事端，我想普鲁士应该处于中立。我想你应该就这件事来试探一下君主的意思。”

俾斯麦回答：“陛下对我所说的这些话令我十分欣喜：首先能从这件事证明您是相信我的；其次，我虽然是唯一的一名普鲁士外交官，也能回国后严守秘密，甚至对于我的君主我都不会对他泄露半点——因为我的君主绝不会容忍有这样的提议，其实让君主知道这些事情是很不慎重的，因为如果君主知道这件事情，他会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是极其危险的。”

这应该是俾斯麦首度在整个欧洲瞩目的战场上崭露头角，显然，他的表现是不凡的，可以说已经足以独当一面。

在欧洲战场上，俾斯麦唯一的一个信念，就是不让任何人干预德意志的事情，哪怕是沙皇，也不可以。他也如此做到了。

俾斯麦用他的话得到了拿破仑三世全心的信任。他回到普鲁士，将一切告知格拉赫与君主，并劝君主请拿破仑这个有点臭名昭著的法兰西皇帝来柏林。

“那个人（拿破仑三世）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很少称赞别人，容易发现别人的短处，不易发觉别人的长处，也许这正是我的弱点……倘若你是指可以推行法兰西与他的正统主义的宗旨，我必然表示赞同，我完全可以将此意置于我的普鲁士爱国主义之下。我只是因为法国会牵动我的祖国，所以我才会注意法国。我们只能与法国发生政治上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国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是一只比较重要的棋子。我在下这盘棋时，心中存有的唯一使命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君主。我为我的国家利益而进行外交活动，我认为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对于外国人都不能有个人的喜、怒、恩、怨，存有这样的喜怒恩怨就不是忠君也不是忠国。……在我看来，就连君主也不能使国家利益受制于这种恩怨喜怒之下……”

“我想问你，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内阁，有哪个会比奥地利内阁更加阻碍我们普鲁士的发展，有哪个会比奥地利内阁更能削减我们在德意志的热力？……以外国而论，除了英国和英国仆人，我一生都不对他们表示同情，这种情感我至今都无法摆脱。但是他人不接受我们的友谊，只要有人证明给我看，是否有一种可靠的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来解决这一切。假如我看见我们的军队开炮攻打法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或是奥国人，我都是同样的满意。”

“这几个国家之中，何曾有任何一国表示过什么，即使表示过，可他表示的又是什么？是停止革命？我们的办法，就好似一旦他们不危及我们，我们就会饶恕他所有的一切。如果他们不悔过，而且以为荣耀，那么我们在宗旨上也就不必太过于吹毛求疵。……我们若是要寻找革命的发源地，应该在英国找而不是法国。除非是在德意志或罗马寻找较早的发源地。…在近代的政治世界中，试问有几个朝代不是根深于革命的？试考虑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美洲的全部共和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希腊、瑞典……英国。就今日的德意志请邦侯王所取得的土地而言，有一部分是从皇帝和帝国中获得的……有一部分是从自己的产业中得到的，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来历是完全正统的，就说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是完全不靠革命所取得的。……即使以往的革命并不能说明这一切，只是使人如同《浮士德》中的女巫一样，关于这些现象，说道：‘这里有一个瓶子，我有时也自己吃几口，现在什么恶气味也没了’——但是我们还常常不够贞洁，还禁不住为相爱而拥抱。”

这封他写给格拉赫的长信表明了他由党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甚至愿意抛弃许多自己过去的决定。这些决定，直到他八十二岁也没有再发生太大的改变。

在普鲁士，俾斯麦想方设法地巩固着自己的贵族特权，但是到了外国，他的一切心思都放在为本国争取利益。而这个利益是否真的有利于他的阶级？对此，他并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在乎。

作为外交官，俾斯麦逐渐明白了在本国与在外国做事的许多不同。许多在本国理所应当的，在外国或许就是荒诞不经。俾斯麦在本国与外国的政策之间，把握着不同标准里不同的分寸，为普鲁士争取着每一分的利益。

到这里，我们或许终于可以感受到俾斯麦这个人未来的一些走向，他意志的坚定不被情感与宗教左右，忠心于自己的国家，希望可以用武力镇压住一切反对者。他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铁与血的未来。

在成为政治家后，俾斯麦的许多行为都与以前产生了很大的不同。他对自由党员和和气气，却对自己党派处处反对。他说：“宪法不再干预政府办事，而越来越趋向于变作一件空空的器皿，里面充斥着君主的人格。”他用这样的言语宣布了自己战略的改变。

在国内政事上，他开始转换自己的立场，认为总是做一个反对者似乎不是智者所为，他希望自己的行为不会成为奥地利的助益。他开始平和自己的态度，希望让普鲁士获得更多小邦的支持。他不再在乎柏林两院的民主制倾向，甚至觉得，如果他们对德意志的讨论可以使得普鲁士成为德意志领袖的观念深入人心，那也非常不错。

在他最初构划的蓝图中，普鲁士是德意志的领袖。他说：“我虽然力主在我的祖国不惜牺牲权力的政策，我却多少还有普鲁士人的自利主义，足以使我对于汉诺威的权力不受良心的谴责。”

事实上，俾斯麦非常了解德意志的状况，在他获得任命后的几年时间里，他认得了大量的德意志重要人物。

有一段时间里，他非常热衷于旅行。他习惯于独自一人的旅行，虽然他常常倾吐自己对乔安娜的思念，但实际上，一个人的状态令他更为自由。他花费了一段时间享受人生乐趣，重返少年时代。

他同样也喜欢用音乐排遣无聊生活，他喜欢乔特尔的演奏，同时也被贝多芬折服。他说：“我更偏好贝多芬，他与我的神经相吻合。好的音乐极易将我驱向两个相互反对的其中一方，不是使我预料到将有战事爆发，就是将我诱人一种田园般的乡村美景中去。”

有时，他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段乱七八糟的日子，那些曾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少女，回忆起那段时光，他心中竟充满了慈爱。他将自己的情绪倒给乔安娜：“那时少年的香槟酒冒着毫无结果的气泡，剩下的是一颗空虚的心。我在心里胡乱的猜测罗琳与拉塞尔小姐如今在何方？她们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无法明白，当一个人反省自己时，却不知道要反省什么，或不愿听从上帝的忠告，应该怎样忍受生活而不是在自轻和愁苦中死去。……我简直无法明白我从前是怎样忍受的。如果现在再让我过从前的生活，没有上帝，没有你，没有儿女们，我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来摆脱这样的生活，就如同脱去一件脏内衣一样。……我的感觉如同一个人在九月的好天气时的感觉，九月树叶开始发黄。人是健康的，快乐的，不过稍微带了点忧愁。……有点想家，想森林，想湖水与草地，想你，想儿女们，全部这样的渴望与日落、与贝多芬的交响曲混成一片。”

而现在的生活，宗教信仰和家庭信仰的交织让信仰支撑了他的生活。这种有力的充实感让他开始产生恐惧，恐惧自己回到那段空虚的日子里。他对哥哥说：“我有点害怕四十岁的时候，一个人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到了山顶，再往下走就到申豪森的坟墓中去，但是人们还是要相信眼前的生活中有许多美好而重要的东西……不承认自己还是年轻的，这是很困难的。当一个人在写自己的年龄时，先写一个三字，即使这三字下面跟着一个九字，但是还是让人有许多幻想。人生很像拔牙法，当我们实在想拔掉它时，我们会很诧异地发现它已经被拔掉了，以我在法兰克福的地位而论，更妙的比喻莫过于吃大餐，烧烤和生菜上得很早，使客人的脸上露出些失望的神情来。”

年龄的增长让他的许多观点都发生了变化。他甚至开始学着忍耐与克己——上帝知道，这多么不符合他的性格。

在他四十二岁时，乔特尔问他：“你不觉得今天的生活波涛汹涌得更高，高过你做学生的时候吗！”

他思考后回答：“不是这样的。假如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处理一些事情的话，我可能会说是的。但是最可怕的是在别人的手下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而我却只能听从上帝的劝慰而服从于他。”

俾斯麦对于信仰的深层看法就此被揭示。

后来，在议院中，他与政治上的对头芬克在一次辩论里发生冲突，最终决定决斗。决斗当天的晚上，俾斯麦问了牧师一句，他是否该瞄准后再扣动扳机，就孤身赴战了。

后来俾斯麦写信给岳母时，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一天，天气很好，许多鸟儿在欢快地唱着歌儿，我们一进入树林，所有的愁闷都一扫而空。在树林里，还有人在对他们进行调停，企图让这二人放弃这场决斗。他们事先商量好每人放两枪，现在减为每人只放一枪，‘如果俾斯麦肯说一句抱歉的话，这件事就算完了。’然而最终两人还是没有达成互谅。我开枪了但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愤怒的事，却没有打中。……我从子弹的烟雾中看见了对方，晓得我们俩人都还活着。周围的人欢呼起来，我却没有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只是有些不高兴为何减少了放枪的次数，我真想再开它几枪。，…但是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我们只好又拉起手来……上帝不想让芬克就这样死去，因为他还想好好利用他。”

这件事让乔安娜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原谅俾斯麦，她讨厌暴力，喜欢家庭和睦，家人平安健康。她与俾斯麦的母亲不同，她爱俾斯麦，对他却没有太高的期望。她不虚荣，但是生了孩子后，身体却非常不好。俾斯麦不在，她大量的精力都要用来安顿孩子。这样一个被家庭豢养的女子，实在无法接受丈夫如此的行径。

乔安娜其实并不在乎俾斯麦的梦想，也不在意他做成了什么。更多时候，比起国家的兴旺，她更希望俾斯麦可以守在他的身边。她是一个如此自然没有城府的女子，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爱俾斯麦。

他们夫妇第一次见君主的时候就讨了个没趣，当然，错不在他们。俾斯麦后来与朋友抱怨这次见面时写道：“这两位陛下却没有理她，虽然我们这几个人在船上玩了好几个小时。王后身体不适，所以对乔安娜也不甚理会而普鲁士亲王王妃却是故意地不理她。……后来亲王虽有意想弥补夫人的过失，很和蔼地对她，但她仍是差点就要哭了起来。……我的武士道精神使我感觉侮辱我的夫人要比侮辱我还要令我难过。……我自然是试着让她相信，她们并非看不起她，只不过宫廷就是这种状况。”

在这种无礼的对待下，俾斯麦在游船第一次停泊处就带着乔安娜下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