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在官邸前，镇压请愿的学生，死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此死难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鲁迅为此写下沉痛的悼文。中国学生都是读过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儿歌尝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次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幅篇的连续地发布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的报道“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十二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博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死难者举行万人公祭大会，时任北大代校长的段梦麟在会上沉痛的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和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应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形同虚设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的非常会议，通过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的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有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味道，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全体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执政政府就在全国上下一片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被“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尽管当年北洋政府，是军阀政府，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期间的专制，和乱想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