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论道】朱京生 | 陈半丁与海派诸问题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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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京生先生为陈半丁研究之首席专家，同时又是京派研究之专家。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为中国文化之中心，美术之中心，当时北京画坛诸大家无不与海派有诸多联系。就连齐白石变法亦从吴昌硕研究入手而成功。京派中坚直接为吴昌硕入室弟子者，就有陈师曾与陈半丁。但陈半丁与海派关系，除吴昌硕外，竟与蒲华、任伯年、高邕之、陆廉夫、倪墨耕……几乎与海派各家都有关系。这是有点出乎意外的。朱京生先生此文对陈半丁与海派诸家的考证，让我们大开眼界，也让我们对海派与京派关系研究，另辟若干线索。

陈半丁由海派弟子成为京派后期的领袖，在他身上浓缩着20世纪的中国美术南风北渐、南北互动的历史。因此，厘清其早期与海派的几个问题，对于研究京派、海派乃至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陈半丁抵沪的缘起及地点

陈半丁在《学历与经历》中说：

（从兰溪）歇业回来，祖母也死了……住房也归了别人，只得借亲戚家住了几天，决计专心学画。其实正逢巧合，吴石潜（隐）在上海接到严小舫原拓《七家印谱》，正需人帮忙，我藉此做了他的伙计，似半工半学，抽出时间来学画……

又，《陈半丁档案·自传》：

不久适逢表叔吴隐由上海回来做事，正缺人用，于是带我至上海虹口严信厚家拓图章为业……

再，陈半丁《手书自述》：

在上海十年，为慈溪严氏小长芦馆刻石昭代尺牍，及西泠印社之古今楹联汇刻，并拓各家印谱藉以习画为活……

陈半丁去上海，“吴石潜在上海接到严小舫原拓《七家印谱》，正需人帮忙”是一个因缘，中间人是吴隐，雇主是严信厚（小舫），地点是上海虹口严家的小长芦馆，这清晰没有疑问。

青年陈半丁

二、陈半丁抵沪与离沪的时间

陈半丁初到上海的时间，其本人的说法有矛盾不一之处。《陈半丁档案·自传》：

到十九岁（从兰溪）回来，老家已让叔父搬走，只好仍寓到舅婆家……以后仍要回店，不想为舅婆看重，将孙女许给我为妻，至二十一岁回来结婚，不久适逢表叔吴隐由上海回来做事，正缺人用，于是带我至上海虹口严信厚家拓图章为业……后来严家聘请了吴昌硕……时时得深切指使……并且时常领我到任伯年处补习禽兽人物……惜乎其未及一载而亡。

陈半丁《手书自述》：

幼年读书不多，性嗜书画入骨饥饿尤不顾也，苦无师承，力绝摸索，难期进境。十九岁去上海，得蒲作英先生之助，介往同里任伯年先生指示，不久又遇吴昌硕先生之同情，旦夕得同室深研有十年之久，获益匪浅。在上海十年，为慈溪严氏小长芦馆刻石，昭代尺牍……

陈半丁，1876年5月14日生。依《陈半丁档案·自传》所说“二十一岁回来结婚”推算，他到上海的时间至少是1897年或以后，这与《手书自述》中“十九岁（1895）去上海”不仅自相矛盾，而且相差有两年之多。因此《陈半丁档案·自传》所说“（吴昌硕）时常领我到任伯年处补习禽兽人物……惜乎其未及一载而亡”，这段文字就显得至关重要。任伯年去世确切时间是1895年12月19日，[1]因此，陈半丁到上海从任伯年学画应不晚于这个时间点，且从“不及一载”这种表述来看，时间应在半年以上才合乎情理，即1895年的上半年。如果再考虑到陈半丁是先由吴隐带到小长芦馆，后来严家才聘请了吴昌硕，再由吴昌硕（或者蒲华）带到任伯年处学习，这些举动和环节都需要一定时间来磨合，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那陈半丁来上海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1895年的年初。

陈半丁离沪到京的时间，虽然有几种不同说法，但综合考察以1906年一说最多最为可靠，应无疑议，只是更为具体的季节、月份尚不明确而已。至于《手书自述》中“十年之久”“在上海十年”的表述，应是一个约数（事实上是十年有余而不及十一年），而不能用1906年减10年的办法推出其1896年才来上海这样的结论。

陈半丁，《吴昌硕先考妣图》（局部）

1906年，吴昌硕后人藏

三、陈半丁海上的交游

由前引可见，陈半丁接触到的海派艺术家以吴隐最早，其次是蒲华、吴昌硕、任伯年。《学历与经历》云：

之后得到吴缶老帮助，确实获益不浅。先后承（吴昌硕）介任伯年、蒲作英、高邕之、吴榖祥、吴伯滔、陆廉夫、倪墨耕、黄山寿、顾麟士等诸前辈之指导后，自觉有进步，在十年中总算得了一点基础，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与吴缶老分手到了北京。

《陈半丁档案·自传》又说：

后来严家聘请了吴昌硕，相见颇得厚爱……

任先生是与我同乡，又与吴昌硕是最好的朋友，一见到我甚是快乐，又承他真切的教我，惜乎其未及一载而亡……

只有一位蒲华，约有八十余岁，妻子早死，又无儿女。每早在茶馆内洗脸吃茶点，常约我去吃饭陪伴，饭后各自回去。此老一身还算健康，就是始终不愿说出自己真实年龄。能画竹石等，善书好诗，对我独厚。

《手书自述》也云：

而平时又得海上名人吴榖祥、吴石仙、金吉石、金瞎牛、高邕之、胡菊鄰、杨伯润、陆廉夫、费余伯、黄山寿诸辈多方评论，方知笔情墨趣用意立法，超逸枯润与气味神韵，虚灵巧拙之奥，甚之，心领神会紧要只在一笔，成败得失都在毫厘之间，是非寻常学者所能领悟。

可见当时的海派四大家，除了虚谷（1823—1896）无缘亲见外，吴昌硕、蒲华、任伯年三人对陈半丁的影响最大，而且关系也最为亲近。从学于海派三位大家的同时，又得海上诸多前辈多方评论，“方知笔情墨趣用意立法，超逸枯润与气味神韵，虚灵巧拙之奥”。真可谓是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为其后来在北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何幸如之。

此外，从叶舟为陈半丁仿汉官铸印“陈年长寿”，缶翁次子吴涵游宦期间还为半丁刻“静山”看，陈半丁与沪上同辈上下的艺术家也有所交往，这背后应该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待挖掘。

另，陈半丁每到上海，都要住在严惠宇家里，曾在这里应邀为吴湖帆治印。他的学生陆小曼、江南苹、尤无曲、潘然，也都先后回到上海。

吴昌硕，《梅花》，1915年

四、陈半丁从学任伯年介绍人问题

前引有两说，一说“十九岁到上海。得蒲作英先生之助，介往同里任伯年先生指示”，一说“（吴昌硕）时常领我到任伯年处补习禽兽人物”，两说看起来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应该有以下几种可能：其一，时间长记忆颠倒。其二，可能两人都带他去过任伯年那里，而将先后顺序混淆。蒲华、吴昌硕、任伯年三人私交很好，陈既得蒲、吴二人的喜爱，轮流带他去任伯年那里学习也不无可能，或者分别造访时带他一同前往也顺理成章。其三，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吴昌硕的大名在海内外如日中天，而蒲华其名则在显隐之间，难以等量齐观，陈半丁的表述是否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目前尚无证据支撑。不做结论，留待将来。

陈半丁，《花卉册》（1-6），28× 38cm× 12

纸本设色，1957年，荣宝斋藏

五、陈半丁与上海西泠印社

1904年，吴隐与丁仁、王福庵、厉良玉、叶为铭等创设“西泠印社”于西湖孤山，后自设分社于上海，经营他研制的潜泉印泥和出版业。陈半丁在《学历与经历》后面注曰：“吴石潜(隐)是上海西泠印社主人，我也是社员之列。”说明陈半丁1895年已由小长芦馆的“伙计”成为上海西泠印社的“社员”，抑或是同时一身兼二任也未可知，不过这与前述“为慈溪严氏小长芦馆刻石昭代尺牍，及西泠印社之古今楹联汇刻”倒很吻合。很显然陈半丁参与了这部1900年刻竣的《古今楹联汇刻》[2]的刊刻工作，但并不为世人所知，这是有待研究的一个问题。

陈半丁，《花卉册》（7-12），28× 38cm× 12

纸本设色，1957年，荣宝斋藏

据陈半丁后人讲，半丁老人书画所用印泥均为自制。笔者曾经试用此印泥钤盖数枚印章，感觉虽经百年仍细腻鲜艳厚重，非市面所见之物可比。这自制印泥的技艺，应该是早年在上海西泠印社时期得吴隐的真传，理应纳入相关的研究之中。

注释：

[1]龚产兴，《任伯年综论》，合载《任伯年全集》（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5页。

[2] “他（吴隐）从严信厚的《小长芦馆集字帖》中得到启发，暗下功夫，借机收集了古今名人的对联缩刻于石上，为日后《古今楹联汇刻》问世提供了条件……《古今楹联汇刻》是将明清名贤296人的楹联367幅，用照相技术缩小再刻于石，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这些碑刻每块碑长76厘米，宽32厘米，厚6厘米，正反面都有对联，现存于杭州碑林。”详见：“百度百科·吴隐”。

声明：本文原载于《中国美术》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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