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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顺治帝不尽的思乡梦

顺治帝的产房，就在沈阳故宫里的永福宫。这位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皇帝，在盛京登基，却在异乡度过了他短暂却难捱的思乡之梦。

短短18年，他统治下的清朝，以铁蹄对中原实现征服时，一种失忆的空虚悄然滋生。在紫禁城的龙椅背后，在赫图阿拉、兴京城的春深草木中。即使是在顺治十一年（1654），辅国公班布尔善代他回到盛京拜陵，也没有停止他在深宫枯柳孤月般的叹息。顺治在每年的八月时一定会记起，浑河里的水开始饱涨了，河水里定会发出那浑厚的声音：乡愁是人类最崇高、最难以医治的伤痛，乡愁是人无法融入到其他文化中的迷惘，乡愁是一种被陌生的生存分割得破碎的时光。那条浑河永远地流淌在顺治对故土的思念当中。

顺治在北京再次登基的那一天，盛京也被宣布为陪都。其应有的特殊的政治地位不变，此后与大清近300年的历史相始终。新任命的盛京总管何洛会曾随多尔衮南征北战，是多尔衮信得着的人，他在顺治元年（1644），举报正黄旗旗主豪格、镶黄旗大臣杨善等人诋诽多尔衮，更贴近了多尔衮的心。

与此同时，多尔衮设立了与中央行政机构相一致的盛京五部：礼、工、刑、兵、户部，旗籍人事由这些部门管理。与北京的顺天府相比，这个特区仅缺吏部一衙。盛京五部具有独立性，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但一般事务还要与盛京将军与奉天府尹商量。

奉天府管辖八府、五直隶厅、三厅、六州，主要处理民人（非旗籍）事物。入关后，历时近50年，清朝又修筑了一条西接长城、东抵黄海之滨，总长达三千余里的“柳条边”，以之“别内外”、“防根本”。清廷明确在盛京辖区，界划出一片特殊的禁地，严格防护着这一片被视为“龙兴之地”的禁区。从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来看，直接辖制奉天府之地的盛京城，类似于国中之国。

盛京方面拥有了发达的信息系统，其精神可以直接通向中央，但是它体社会肌体的痛苦，却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传达到紫禁城中皇帝的神经。有了盛京三旗的保护顺治帝又把盛京变成清廷流放犯人的地方，用人口回填故都，以连接他与故土的肌理。

顺治三年（1655），顺治帝下了一道谕旨，表达了对故乡的款款眷恋：“顾瞻陵寝，邈在天涯，以日为岁，每临餐废箸，中夜以兴……”

本来福临准备第二年的年初便东行盛京，但因为和硕承泽亲王等人上疏畿内水灾，南征大军尚未回归，福临不得不等到四月，又从四月推到十一月，即将东行的时候，又有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拦驾。于是决定将此事再次延期，延期到顺治四年（1657）的七月启程。

这一年，福临又忍不住自己的思念了，那个梦一直在折磨着他，每次都与父亲相会在沈阳的宫殿里，他躺在父亲的怀中，望着父亲慈祥的脸。他命人于盛京三元庙立碑，希望着盛京的三元庙给他带来好运，甚至当有大臣启奏“三元庙在皇宫东侧，有所失雅”时，他也没有迁庙的想法。“发祥命脉”，这是福临唯一不想动的原因。

顺治帝福临一天天地熬到了六月，正当准备出行时，六科给事中朱徽等人又上疏劝阻，“盗贼未靖，师旅繁兴”，这便是福临在最后几年遇到的处境。不过，福临仍在下意识地做出最后的努力，甚至北京礼部已经与盛京礼部进行了对接，朝鲜来的使臣已经来到盛京准备迎驾最后一刻，福临还是放弃了努力。听到了朱徽的奏折以后，他心中就知道：他这近一个月的努力，不过是在缓解已经绝望的思乡之痛。

顺治五年（1658），顺治借兴京显佑宫缮整维新时，又亲自撰写碑记皇太极、努尔哈赤的文字，以表述着自己的思念。同年九月，他终于迁东京列祖遗骨归葬兴京，罢东京移积庆山祀典。

在顺治七年（1660）的秋季里，福临的思念完全泛滥了，他一遍遍地在记忆的经丝纬线上编织着自己家族的神话。他甚至相信了史官们所说的：当太祖母怀努尔哈赤的时候，已看到了闪电绕过北斗星的斗柄，他的思念甚至穿过了无数的先祖，牢牢地停留在自己爷爷（努尔哈赤）的爷爷（景祖翼皇帝）的身上，他固执地说，从那个爷爷身上，已见九州六统之象。

直到死亡的阴影不停地浮现的时候，福临才知道自己渴望一生的故乡之行永远不可能实现了。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人世间还笼罩着喜庆，冬天正要向春天进发的时候，福临终于倒下了。那时那刻，在盛京城冻僵的泥土里，是刚刚苏醒着温暖温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