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上将坐拥姐妹花双妻贪腐成性,居然活了90岁

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国民党政府军委会首批授衔时,被授予中将,后来加上将衔。其婚姻很传奇,风流倜傥的他,竟然同时博得了名士欧阳耀如的长女欧阳丽藻与三女欧阳生丽的芳心,娶为大小夫人。美貌的姐妹花共事一夫,堪称民国奇闻。钱大钧的婚姻,引来了同时代许多人的艳羡。

钱大钧的岳父是民国名士欧阳耀如,江西吉安人,一直在上海从事银行业。欧阳耀如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江西独立时,被推举为江西省议员。孙中山组织南方政府,他又赴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工作。欧阳耀如一妻一妾,生有6个千金。长女欧阳藻丽很漂亮,早年许配于钱大钧。

1928年,钱大钧在上海任警备司令期间,夫人欧阳藻丽突患重病,经上海多家大医院中西医进行治疗,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而且一天天危重,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下了一次又一次。欧阳藻丽眼看自己病入膏盲,知道来日无多,想到自己儿女的年纪都很小,自己死了,丈夫必定要再娶,幼小的儿女一定会受到后娘的排斥、虐待,她越想越放心不下,便把丈夫叫到病榻前,口述遗嘱,交待后事。她表示,她死后支持丈夫再娶,但不准娶别人,只能娶她的妹妹欧阳生丽。这样,她既是姨妈,又是继娘,亲上加亲,一定会善待她的未成年子女。接着,她又向父母和妹妹欧阳生丽表达了自己的遗愿。父母见女儿病成这个样子,束手无策,对此也只好默许。

欧阳生丽这一年才17岁,面容姣好,身材修长,时尚靓丽。她性格活泼开朗,又受过良好的教育,颇具才华,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南国女子。钱大钧对这位美丽的小姨子早已垂涎三尺,如今妻子立下这样的遗嘱,真是天赐尤物,正中他的下怀。而欧阳生丽呢,也对姐夫很崇拜,姐夫虽然比自己大18岁,但还尚在壮年,加之他文质彬彬,十分儒雅,对情窦初开的她颇具吸引力。尤其是姐夫那显赫的政治地位,高官厚禄,对她的诱惑极大,所以,她没有拒绝,爽快地答应了姐姐。

于是,为了关照身患重病的欧阳藻丽,姐夫小姨子两人常在一起,过从甚密。钱大钧的百般温存,以及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快使欧阳生丽很快堕入爱河不能自拔,神魂颠倒地爱上了这位姐夫,只等姐姐眼睛一闭,自己就是名正言顺的钱司令夫人。

命运往往喜欢和人开玩笑。谁知,病得奄奄一息,已经准备后事的欧阳藻丽,几个月后,居然奇迹般慢慢的好了起来,而且恢复得光彩照人,美貌依旧。但此时,欧阳生丽与钱大钧已情深似海,且早已有了夫妻之实了。欧阳藻丽此时想食言也来不及了,也认了与妹妹共夫的局面。岳父欧阳耀如眼看生米已煮成熟饭,亦无可奈何,只好同意钱大钧与妻妹欧阳生丽正式订婚结婚。钱大钧就这样又讨了年轻漂亮的小姨子,两美俱占。这样,欧阳氏家中便出现了两女同婿的奇特状况。

1929年,蒋介石将桂系残留的武昌军官学校学生改编为武汉军官分校第七期,委任钱大钧为教育长,实行一整套所谓的新式教育。钱大钧,躯干修长,一贯沉默寡言,平素服装整洁,在他的部下和学生面前总是装出一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样子,对学生们的训话也总是强调厉行蒋介石所提倡的什么“新生活”运动,要求大家“注重礼义廉耻”,“注重军人风纪”,发扬所谓的“黄埔革命精神”。但钱大钧的两个美貌妻子引来了大家的非议,同宿姐妹花还讲什么所谓的“新生活”呢?有胆大者还写了几句话公然贴出:“湖上有园,园中有风景。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姐妹成双效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历行新生活男盗女娼”。

此事令钱大钧很尴尬。武汉军官分校经理处第三科科长钱仰周因欲巴结钱大钧,便找教育处长赵锦雯要求追究此事,说:“教育长的家事,也要别人来管吗?老百姓讨三妻四妾的多的是,教育长有两房家眷,这算什么稀奇?”赵锦雯旋即派人进行调查,但那个写诗的人杳如黄鹤,始终未查出,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陆军大学第17期毕业的中共地下党员段仲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时,与顶头上司钱大钧私交很不错。据他回忆,在侍从室的那段时光,他常常去钱家吃饭,每次都和钱大钧及其两位夫人一起就餐。大夫人欧阳丽藻生性比较沉默,话不多,给人一种沉稳厚道的感觉。二夫人欧阳生丽性格开朗,比较活跃,打扮得也年轻入时,平时陪钱大钧参与社交活动也较多。但姊妹俩亲情融融,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体谅。段仲宇一次也没有看到姊妹俩有什么龃龉,或者闹什么争风吃醋。

钱大钧除好色外,还十分贪财。他在上海、南京、苏州均建有豪华的私邸,尤以苏州之私邸为最。当时有人形容钱府院子之大时曾说,从钱府门口至客厅,即使是汽车,也要行驶15分钟。如此豪宅,令人无法不叹为观止。

1932年春,钱大钧调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麾下有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和孙元良的八十八师,驻防武汉。其时,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方略、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而且他所辖的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也是“围剿”苏区的主力。接着,蒋介石又派钱大钧充任河北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处长,从十三军军长,一跃升为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指挥五个军的部队,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可谓其人生辉煌之至。

此时的钱大钧又露出了贪图享乐的嘴脸,他在北京、保定两地都置有豪宅,经常乘用特备专车,偕其二夫人欧阳生丽(钱大钧妻妹)来往于北京与保定之间。嗜钱如命的他,常以馈送河北有关将领为名,在行营开支特别费,每次都是数万元。据记载,钱大钧仅在特别费一项内即贪污10余万元。杂牌队伍总指挥孙殿英到保定述职时,钱大钧也曾接受了孙馈送的名贵貂皮多张。其他各将领对钱大钧的“孝敬”,更是不在话下。

有趣的是,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为“钩”,讽之为“钩大钱”。钱大钧贪得无厌,让时人很反感,于是就有人向蒋介石告密,罗列了钱大钧贪腐的种种事实。蒋介石听到之后大怒,对钱甚为不满,下令将其撤职查办。后经何应钦说情,才免去查办。国民党当年反腐是对人不对事,只要有过硬的关系说情,往往就能法外开恩。

1944年11月,钱大钧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是时任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顶头上司。

1949年,钱大钧携二夫人欧阳生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他的晚年很不得志,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基本上都是虚职,不受台湾政权所重用,于1982年以90的高龄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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