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解玺璋

这本《张恨水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全方位地再现了张恨水的一生，从家庭给予他的影响、少年读书求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上北京、*初的办报生涯，到《春明外史》轰动京城、以写作为生、承担养家责任、成为北方*有影响的小说家，再到抗战爆发引起思想“左”转、独守南京、在重庆《新民报》的激进形象、毛泽东对张恨水的关心和期望、北平《新民报》时期……一直写到1949年以后的生活和写作，同时写出张恨水的情感历程以及他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中、新旧时代的更迭中权衡折冲的心路历程。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晚景”部分。

张恨水是以有病之身进入新社会的。他在中和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直到病情稳定，脱离危险，才回到家里。周南怀着三个多月的身孕，住在医院里，昼夜陪侍丈夫，终于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出院后，张恨水的病情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已能“牙牙学语”了，记忆力也在慢慢恢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陆定一、陈伯达等中共领导亲临大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或做重要指示。周恩来在讲话中将这次盛会称作“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所谓两个地区，即指解放区和国统区。张恨水作为正式代表被邀请出席大会，但他因病未能参加。会后，周恩来派人专程来看望他，送去了大会文件以及刚刚出版的《大众文艺丛书》。看到过一个材料，说张恨水最初曾被推举为正式代表，但资格审查时，未能获得通过，后考虑到他的社会影响，故列为特邀代表。其根据就是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将他作为黄色文艺的代表，提出过批评。郭氏此文原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一九四八年三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文章中确有一节谈到了黄色文艺，他认为，凡“色情、神怪、武侠、侦探，无所不备，迎合低级趣味，希图横财顺手”的，都属于这个范畴。文中没有提到张恨水，事实上，张恨水的创作与作者所说的黄色，没有任何关系。以此为理由推断张恨水代表资格未获通过，显然是一种臆想。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的“代表名单”，张恨水名列“平津代表第二团”，其中并无“特邀代表”的说明。

开会期间，老朋友张慧剑来家里看望他，回到上海，又与朋友们谈到张恨水的病。老朋友卢冀野（前）撰文记述了这件事：“慧剑从北京参加文协回来，说到恨水这一次的病，是在一天晚上，灯下课子的时候，忽然感觉头痛，便有些支持不住了，这情形类乎‘中风’，大约还是脑溢血。写作小说，平常绞脑汁未免太多了，文人和贫病老是分拆不开的。北望燕云，使我深深的怀念。”老朋友惦记着张恨水，读者也惦记着张恨水，一九五○年二月十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晚会》发表了署名“燕上寄”的短文《张恨水的病》，文中特别提到他的经济状况：“他和梅畹华（兰芳）一样，他们的经济情况常常被人们误解，以为他们很有钱，其实都是干一天吃一天，在过去，家庭的负担很重，不可能剩下什么钱，在今后，他们自信有劳动力，也就有生活的把握，也无须乎去考虑那些问题。可是一病倒，情况就不很好了。现在恨水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的病使淋巴结发肿，正由他好友某医生全心替他诊治中，他家里的妇孺，除了上学的，都已从事劳动生产，太太是织线袜子的高手。”生病前，张恨水对未来的创作也是有所考虑的，作者写道：“北京刚解放后，周扬副部长曾找恨水去谈话，希望他加强文艺生产，恨水非常兴奋，预备了四五个小说题材，其中一个是专写转型后的北京社会的，他需要多接近现况多学习问题，下笔以前是相当审慎。阳翰笙、马彦祥诸先生都很鼓励他。他的写作方法在一定的对象上可以说是成功的，在配合工农兵读力这一个条件上，他很能有所发挥，可惜他刚要开始写作就病倒了。”

文代会后，七月二十三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后改为中国作协）在北平成立，张恨水被吸收入会。这期间，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看书虽有困难，他便先练习写字。张伍还记得：“父亲让母亲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地读帖，认真地写。只见他那不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的写，那样认真，那样专注，上午定时写，下午也要定时写，终于，他能灵便地书写了，而且字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平。”年底，张恨水最小的儿子张同降生，人逢喜事，心情舒畅，病也好得更
快了。

十二月九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以召开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会议的名义，扣押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胁迫他通电起义。余程万表面接受，私下里却盘算着如何摆脱卢汉的控制。他手下的二十六军，则以解救余军长为名，向昆明发起进攻。这时，不知是谁想到了张恨水和余程万的“交情”，请他出面劝说余程万，不要与人民为敌。抗战期间，余程万任国民党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指挥常德保卫战，以八千官兵，固守常德，与城共存亡，赢得了最后胜利。张恨水所作长篇纪实小说《虎贲万岁》，写的就是五十七师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余程万因此名扬天下。他很感激张恨水，曾派人送来一笔非常丰厚的酬金，被张恨水拒绝了。抗战胜利后，他驻守南京，恰巧张恨水东归，路过此地，他要请张恨水吃饭，也被婉拒。因此，张恨水在他心目中是有些分量的。张恨水尽管说话还很吃力，仍然口述了一封信给余程万。这封信由张小水笔录，整理成文，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也不知余程万听到没有。上海《大公报》于十二月中旬以《张恨水函余程万，希望他走向人民》为题，报道了此事。

张恨水生病之后，张家的财政很快陷入了危机。家里人口多，八个孩子，只有长子小水考上大学，不靠家里供养了，剩下的，五个读中小学，张正两岁，张同还在襁褓之中，都要家里负担。张恨水养病吃药，补充营养，也要花钱。但他既不能写作，也就断了财路，过去的一些版税也拿不到了，又没有积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将北沟沿的大宅院卖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又以一百四十五匹二丈五幅布的价格，买下砖塔胡同西口四十三号（后改为九十五号）一个小四合院住了下来。这里距原来那个院子的后门只有百余米，张明明曾经写道：“小院有三分地，院中有方砖铺的小径，比土地略高，下雨天，院里略有存水的时候，在小径上走路不会湿鞋。北房三间，一明两暗，中间是客厅兼饭厅，靠西的一间是卧室，靠东一间是父亲的书房兼卧室。南屋及东西厢房都是家中其他人住用。”此前，胡秋霞已经带着小水和张正搬走，在白塔寺后面的大茶叶胡同十九号租了一间半西房，另住了。

卖了大院子，张家的困境有所改善，生活暂时得以维持，但水准是大大降低了。张恨水不能不吃些营养品，周南还要给他开“小灶”，自己和孩子则吃窝头咸菜，喝小米粥。这让张恨水很难为情，他看着孩子们吃窝窝头就咸菜，心里极不是滋味儿。于是，吃饭的时候，周南就不给他留座位，“赶”他到胡同口的同和居、砂锅居去吃馆子。为了减轻家中负担，三子张全初中毕业便考取了长春电力专科学校，孤身一人负笈远游。不久，上海华东戏曲学校来北京招生，经过紧张的初试、复试，四子张伍最终也被学校录取，幸运地成为一名戏校学生。那一年，他只有十四岁。

在张恨水最困难的时候，朋友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当时，马彦祥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他来家里探望，看到张恨水的生活如此窘迫，回去后马上向上级领导反映。很快，文化部研究决定，聘张恨水为顾问，每月补助一百五十元，给他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上海《亦报》将他的旧作《开门尚飘雪》找出来，改名《贫贱夫妻》，于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二十一日再次连载。这是个中篇小说，约二万字，表现了中共建政前夕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这时，他开始尝试着练习写作，最初的作品都是寄给上海《新民报》的。十二月十三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晚会》发表了他病后写的第一篇散文《梦中得诗》。编者在文前加了按语《小说家张恨水病后所写第一稿》：

以下是小说家张恨水先生病后所写的第一篇稿子，老远地从北京寄来，希望编者发表。这篇稿子，诚如十日本刊淡严君所说：“很像他四十年前的处女作。”而且含意晦涩，不易理解。因为恨水先生大病以后，关心他健康的很多，这篇稿子写得文从字顺，至少已可显示他的健康是有了进步，故为发表，以告慰于恨水的朋友与读者。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时候，恨水先生在北京一定有更深的感应。我们切望以写爱国小说获得千万读者的恨水先生，能早日恢复健康，迅速作老将复原的准备，面对当前的顽敌，为我们的历史与我们子孙的历史而战。

两年当中，张恨水给上海《新民报》写了十余篇短文，这期间，他加入了北京文联，经常参加市文联组织的一些活动，结识了金寄水、陶君起、崔蓝波、徐京绍、刘毓萱、刘肇霖、萧豹芩等一班新朋友，他的文章也开始在《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一九五三年初夏，张恨水逐渐恢复了健康，在儿女的搀扶下，他遍游北京，最远到了西北郊的颐和园。北京的新气象深深触动了这位老诗人那颗敏感的心，他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写下一组《冬日竹枝词》，抒发自己对新北京、新生活的感受。比如写到长安街：

长安街上地常平，万点灯光不夜城。

安步当车街树下，夕阳西落路边情。

比如写到西郊新开辟的大学区：

西北郊区大学村，新添平路转乾坤。

今朝已毕星期课，车子迎人到校门。

还有写北海的：

溜冰队子去如梭，十里平铺太液波，

独立五龙亭外望，夕阳群岛彩云多。

太液湖边一镜悬，湖边洗眼梦如仙。

群阴岛上登高望，万里长空月正圆。

再看写市场供应丰富的：

扶梯竞买气如流，百货堆山任指求，

新妇笑言语夫婿，花标更上一层楼。

鸡鸭鱼虾异样装，香蕉川橘广柑黄，

公司陈设江南味，不觉忙年在客乡。

他还注意到小孩子服装的新样式：

几束梅花护短瓶，一番年味闹家庭，

小儿扮出英雄样，新制蓝衫号列宁。

这组《冬日竹枝词》共十八首，这里只选一小部分。一九五四年二三月间曾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过。养病期间，张恨水始终没有放弃过恢复小说创作的努力，一九五○年四月四日，《亦报》就曾报道，张恨水正在创作一部名为《万象更新》的长篇小说，然而，到底由于他的病情，这部小说未能完成。不久，他又开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半年之间》，意在通过一个小院的生活情态来表现北京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最终仍因他对新生活的隔膜而作罢。张恨水对于抒写新生活是抱有浓厚兴趣的，而且他固执地认为，表现社会生活是他所长，他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熟悉市井人物，怎么不能写呢？有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九五五年春节，他参加全国政协团拜会，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起为什么这些年不见他的新作。他回答，一来自己一直生病，二来对工农兵的生活也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过了些天，周扬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致意：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那些天，他和儿子小水也就这个问题有过多次讨论与争执，尽管他还不能完全理解儿子所说的那些道理，但他接受了儿子关于题材的建议，转而以民间传说或历史人物为小说创作素材。

取材于民间传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他恢复小说创作后第一部成功之作。这部作品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至同年五月三日结束。这是他熟悉的领域，但创作前他还是认真做了准备。结果，反响不错。香港文宗书店六月便推出了单行本，十一月，北京宝文堂书店又推出了该书的内地版。在单行本序言中，张恨水向读者说明了自己生病和写作的过程：

我自一九四九年一病，到今年六月初止，已经是五整年了。病是脑充血症，当时突然发生，就不省人事，立刻送进医院，在医院里卧倒，前后治两个多月，才稍微好一点。好一点的程度，是能起坐，能牙牙学语，但是不能看报，吃喝便溺，也很不方便。要好成一个完全的人，还须要时候呢。

一直到去年冬止，除步行，除谈话，其他方面渐渐和好人接近。有几次朋友集会，都劝我试一试写作的能力已否恢复，我当时为朋友之言所激动，就答应试试看。想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题目。但梁祝故事，虽词曲里很多，而散文里很少。因此，就从当时起，在朋友方面加意搜罗。搜罗也有两个多月的光景，共得三十多种词曲和笔记，其中有《民俗周刊》一种，提供资料尤多，我看看还可以，就动起手来了。

由一九五三年八月到十月下旬，稿子算作起来了，不过自己看了一看，还不甚满意，前后共作十多次修正。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一对男女，不得婚姻自由，誓死作正义的斗争。

这没有成熟的原稿香港的报纸刊出后，据说反应良好，华侨报纸转载的很多，这简直是一种不虞之誉了。现在要把这部稿件印成单行本出书，出版者约我作一篇序，我就把害病的经过，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稿件之由来，写在上面。当然，还望读了这本书的诸公，看到有不妥之处，在工夫稍暇的时候，加以指正，那实在是一件最荣幸的事。

这本书的成功使张恨水备受鼓励，在此后的七八年里，他陆续写了《牛郎织女》《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逐车尘》《荷花三娘子》《重起绿波》《翠翠》《男女平等》《凤求凰》《卓文君传》等十余部以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以及一部准自传体的长篇《记者外传》。他的这些小说多是先在海外报刊上连载，然后由北京出版社或宝文堂出版单行本。其中只有《孔雀东南飞》和《记者外传》，是在上海《新闻日报》副刊《人民广场》连载的。后者是以张恨水的生活经历为素材，通过安徽青年杨止波到北京求职谋生，做了新闻记者的经历，反映民国初年北京的社会情态和众生相，详尽描绘了当时北京报界的形形色色，“是与《春明外史》遥相呼应的篇外篇，不仅可当作民国初年的野史看，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民国新闻史的翔实资料，供我们研究中国新闻界民国初期兴起的形象教材”。

一九五八年四月，张恨水在写给《人民文学》的《我的规划》一文中提到了这部正在创作中的小说：“我写了一个长篇，是《记者外传》，全篇大概六十万至七十万字之间，现在写了将近一半，还有一半，据我估计，夏天可以完。”此前，在接受中国文联访问时，他也谈到这部作品的情况，陈澂莱在《张恨水访问纪要》中写道：“他写的《记者外传》每日在上海《新闻日报》上连载，现在已经刊载了约二十万字，第一集已完。这本书共有六十多万字，分成四集，他现在还在继续写。《记者外传》从他在1919年到北京时开始写起直写到1933年左右他离开北京时为止。”可惜，这部作品并没有按照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完成，连载到中途，就被报社“腰斩”了。当年在《新闻日报》做副刊编辑的陈诏曾在《腰斩张恨水〈记者外传〉》一文中讲到当时的情形。据他讲，先是《新民晚报》副刊开辟连载小说，效果甚佳，《新闻日报》紧随其后，也觉得这是争取读者的一条绝好途径。但能不能启用张恨水，会不会有“沉渣泛起”之嫌，最初，报社内部是有争议的，几经讨论，总算统一思想，打消顾虑，副总编辑郑拾风是张恨水的故交，便由他写信约张恨水写个中篇小说连载。

张恨水先寄了《孔雀东南飞》过来。小说是根据古诗《孔雀东南飞》改编创作的，写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故事。编辑部认为，小说写了对不自由的婚姻制度的反抗，突出了反封建意识，是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可读性的，便于一九五六年八月二日开始连载，每天刊登千字左右，历时三个多月，至同年十一月十三日结束，读者反映也很不错。于是，“第二年十月，张恨水又寄来一部长篇——《记者外传》。这一次，他不是寄来全稿，而是只寄开头的几回。我记得很清楚，他寄的是复写稿，笔迹是他自己的，但模糊不清，看起来很吃力，加上他的文字拖沓，疙疙瘩瘩，读起来很不流畅。我有些不耐烦，就拿起笔来擅自妄改。后来郑拾风同志知道了，忙来劝阻。他说：‘这是他的文风。你一改，就不成其为张恨水的小说了。’”

但是，他继续写道：“这篇连载小说节奏极慢，故事又不曲折动人，加上写法上犯了平铺直叙的毛病，没有悬念，抓不住读者。登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大家觉得陆陆续续的来稿，不知道下文如何，如果旷日持久地登下去，很容易浪费版面，失去读者。所以到一九五八年六月，决定停止刊登，‘腰斩’《记者外传》。”虽然连载不能继续，如果有哪家出版社肯出单行本，也还不错。很快，这部小说就到了作家出版社，张恨水因此又得到一线希望。但这部小说最终还是被出版社拒绝了。一九五九年年初，他在接受中国文联访问时说：“去年一年写了一部《记者外传》（上册），预支了三千多元的稿费。现在已由作家出版社的许正因（武侠小说家）退还给我，不预备出版了。据说是作家出版社的领导，批评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不强，没有出版的价值。不出版也就算了，我也懒得再写。本来今年开始写第二部，因此也就不再动笔。”

不过，这几年，张恨水过得还是比较舒心的。病情有所好转，写作能力逐渐恢复，新作既为读者所接受，旧作也不再闲置，《八十一梦》《啼笑因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夜深沉》等先后再版，这使得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他从来都是靠卖文为生的，现在既然还能写，有稿费，他就不肯再拿政府的津贴了，于是他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写了一封信，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不久，北京曲剧团的魏喜奎将《啼笑因缘》搬上了北京曲剧的舞台。那时，她刚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金质奖章，为了安排到各地巡演，需要准备几台大戏，有人就想到了《啼笑因缘》。对魏喜奎来说，唱大鼓是她的当行本色，民国时，她在平津一带就是名角，由她出演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沈凤喜，相当于自己演自己，她对沈凤喜这个人物和她的遭遇都有深切的了解和体验。改编前，他们先到天津看了天津市评剧团演出的评剧《啼笑因缘》，然后才根据曲剧的特点，以小说为基础，自己改编。曲剧的渊源本自平津一带流行的曲艺唱腔，以鼓曲和单弦牌子曲为主，因而，曲剧改编《啼笑因缘》比评剧更有优势，可以将一些牌子曲和鼓曲直接用在或化用在唱腔之中。首演那天，魏喜奎请了张恨水去看戏，张正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随父母看戏的情景，她还记得，剧团负责人向张恨水征求意见，张恨水表示：“刺刘一节应该加上，以便在舞台上突出戏剧冲突。”后来，这个戏南下演出，从新乡、郑州、武汉至南昌、九江，一路受到观众热捧，“原定两个月回来，结果延长了一倍的时间，整整在外边待了四个月”。第一站到新乡，当地文化部门领导便建议：“往下再演，不论到什么地方，也就这两出（另一出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就够了。”

张恨水由此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新生活正在向他招手呢。这些都使他坚定了重新融入社会生活的信心。他在回复老友安徽芜湖张九皋的来信时甚至表示：“为人过旧，所作文体自知太不合时。思想上非彻底改造不可！”所以，他很希望能走出去，到各处看一看，感受一下新的生活。一九五五年初夏，他只身游历南方，先由北京至合肥，再由合肥到安庆，然后经南京、上海、济南返回北京。在合肥，住在堂兄张东野家。巧的是，六月十四日（旧历四月廿四日），正值他六十整寿，张东野为他举行家宴表示祝福。回京后，他补作了三首诗，以记此事：

南下杂感（三首）

乙未六十只身南下，路过合肥，在东野兄处过旧历四月廿四，吾生日也。回来，六月初一因补记之。

遍传六十忽然来，单影孤征笑口开。

尚有老兄将弟唤，且由阿侄背人猜。

因缘乱植相思豆，文字难成锦绣堆。

淡泊不多春意在，窗前几朵是残梅。

六十年前是此天，举家拍手笑窗边。

像龙伏浪云何淡，如月追弓影不圆。

南下青山安寓好，北来白手暮烟连。

回头无限缠绵意，一幅沧波梦里缘。

卅年前发陇头枝，偏觉东风得意吹。

浪写官僚牛马走，眼看金粉夕阳时。

偷生病愈方辞药，伴读兴来偶作诗。

若问衰翁老去意，化云孤鹤或相知。

来到安庆，大妹张其范和妹夫桂惜秋到车站迎接。妹妹发现：“大哥发有银丝，面皮皱褶，显然衰老了。”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见此形象，我不禁暗地落泪。”安庆是他青年时代寻梦的地方，如今他已垂垂老矣，徜徉在街头巷尾，感受着家乡的变化，不禁百感交集，于是，在《安庆日报》发表了《长日绵绵话安庆》一文，抒发自己的喜悦之情。在这里，他还到迎江寺拜访了老朋友月海方丈，二人一起探讨佛学，研究振风塔的历史。一周后，张恨水与大妹一家话别。张其范还记得：“大哥走的那天，惜秋拎着他简单的行李，我尾随在后面。至近圣街口，大哥回头对我说：‘你回去，我有机会就回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好频频点头，痴立在街头，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怅然回家。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了。”

张恨水原想回潜山的，毕竟那里有先人的庐墓、故居，还有他儿时读书的老屋，他很想去瞻仰、探访。大妹看他身病体弱，劝他打消回乡的念头。他便去了南京和上海。这里有许多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他与张慧剑、张友鹤、赵超构、姚苏凤、程大千相见，几位老友轮流作东，与他举觞话旧。他曾打算从上海转往杭州，因离家太久，周南放心不下，去信劝他早日回京，他便取消了游历杭州的计划，取道济南回北京了。在这座著名的泉城，他不仅兴致勃勃地逛了大明湖，见识了趵突泉，还探望了老读者宋韵冰女士。南游归来，张恨水为家乡的变化，以及沿途所见各地工农业的发展而激动不已。于是，他欣然命笔，将途中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写成中篇游记《京沪旅行杂志》，陆续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副刊《新野》上。

一九五六年初夏，他又应邀参加了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行。同行者有冯至、朱光潜、钟敬文、常任侠、孙福熙、周怀民、周怀亮、陶一清、张文新、李寿民（还珠楼主）、李红、姜燕等，沿途访问了西安、铜川、延安、兰州、玉门、敦煌、酒泉等城市，历时一个半月，行程一万七千里，他称之为“豪举”。这一路，像西安和兰州，是他二十二年前来过的地方，前后对比，让他大为感慨。当年，西北的贫穷、落后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曾写了《燕归来》和《小西天》两部长篇，以及旅行散文《西游小记》，书中记述了他亲历的艰难困苦和内心之痛，而抛弃锦衣玉食，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女青年杨燕秋，则寄托着他对西北未来的梦想。而当他重新来到这两座省会城市的时候，其变化之大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在他眼里，“今天的西安真是人间天上了”，而兰州的变化也让他大为惊叹：“兰州在我上次到的时候，人口不满十万人，现在已有六十万人了。从前兰州没有马路，现在已是马路如网了。那时所谓街，也是极短极短的，几家小店铺，在十字街口摆着几种零碎东西而已。现在十字路口有好多条街，百货公司都是几层大楼，商场也是像北京西单商场一样，两边全是各式各样的商店。”

在此期间，兰州市当局要请此行中的画家，在五泉山下一座大殿的走廊壁上作画，“陶一清画的是《长江堤影》，一带绿色的堤，在帆影绿波之间。周元亮画的是《云汇天都》，所画为黄山主峰，在奇松怪石的里面，是一峰兀立。孙福熙画的是《稽山红叶》，为红树数株，石桥压水，近处是湖水涟波，远处是禹庙露影。周怀民画的是《太湖秋晚》，为苍松入云，秋波散翠”。张恨水自称“不会画画”，由于周元亮所画黄山是他的家乡，他便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诗，诗曰：

豁然天成万山图，

怪石奇松盖世无，

看毕诸峰三十六，

白云深处是天都。

张伍说，父亲的西北行日记还提到一件有趣的事：那天大家出去游览，很晚才回宾馆，误了吃饭时间，便相约到附近一家饭馆吃饭，谁知饭馆正要打烊，已经不营业了。正在大家扫兴之际，饭店经理得知是北京来的客人，便问道：“哪一位是张恨水先生？”张恨水应声答道：“我是。”经理说：“我读过您的《燕归来》，张先生来了，有饭吃，有饭吃。”马上吩咐后厨生火做饭。大家哄笑：“还是恨老有办法，不用饿肚子了。”这次西北行，张恨水最感到满意的，是终于到了敦煌，了结了一桩几十年的夙愿。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和佛像，真让他叹为观止。几年后他补作了一首诗，表达他的感受：

碎石干泥不染尘，窟门棋布画奇珍。

偶逢绿影竟言岛，久赏黄沙少见人。

面貌多朝分汉魏，威仪百世塑天神。

此间桃李无消息，只著袍已送春。

他在酒泉还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夜光杯，是用当地出产的一种质地很粗的石头制作的，没有玉的晶莹剔透，而淡淡的绿色，仍给人一种古朴、稚拙的感觉。为了那句久负盛名的唐诗，张恨水买了两个酒杯。张伍写道：“回到家里，父亲向母亲显示这播之于诗的夜光杯时，不想母亲的回答是：‘只有你这种读书着了魔的人，才会买这么两个破石头杯子！’”

西北之行给张恨水带来的感受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使他受到强烈的震撼，不能不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归来后，他写了系列散文《西北行》，抒发他的感慨和喜悦之情。这组文章先在上海《新闻日报》副刊《人民广场》陆续发表；随后又被香港《乡土》杂志转载。这几年，他表现得较为活跃和积极，除了常有诗文在海外和国内的一些报刊发表，还参与了文联和作协的一些活动。一九五七年春天，北京市文联筹备出版《大众文艺》，他参加了北海庆霄楼的筹备会，还做了题为“关于如何写通俗文艺”的发言；六月十六日，他又和老舍、赵树理联名邀请文艺界有关人士举行座谈会，进一步讨论繁荣大众文艺创作的问题，并拟创办一份全国性的文艺杂志。会上，推选老舍、钟敬文、张恨水、赵树理、张友鸾、王亚平、徐懋庸、李季、萧也牧等二十二人为该杂志筹备委员，并准备由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还有年前，章士钊、叶恭绰、张伯驹先生曾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希望成立中国韵文学会，发行韵文学刊，得到周总理的赞同，毛主席也表示支持，年初，发起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会，讨论如何落实，张恨水也参加了。可惜，几个月后，风云突变，鼓励“鸣放”变成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些计划中的事遂成泡影，不知所终。

一九五六年一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在北京召开，张恨水受邀列席这次会议。会上，他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其间，周恩来见他还穿着多年前送给他的延安呢缝制的中山服，询问他的生活是否有困难，他“笑着说：‘没有，没有，现在很好。’”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又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我们无法想象张恨水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有些什么感想和体会，不过，在一份《文联旧档案》中，我们能看到他在听了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报告后，接受文联采访时的谈话纪要。他讲了两点意见，其一他说：“我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政策提出后，使人非常感动，特别使我感动。正像他所讲的‘百花齐放’，无论那一朵花怎么好，也不会繁荣的。现在既然肯定文艺作品可以写新人物，新社会，也可以写旧人物，旧社会，这样政策我是非常赞成的。过去，我的作品是属于写旧人物，旧社会一类的，可是被别人骂得一塌糊涂，甚至否定这类作品的存在，我实在也无力辩白，只好默不作声，任他骂去。”他还表示：“这次，提出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是过分尖锐了，向大家来解释一下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俞平伯先生并不是反革命呀！是可以采取更温和的办法，同他商量，求得改正的。”他的这种看法，在中国作协小说散文组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表达得更加直接，他说：“文艺作品的题材范围应该是无限宽广的，既可以歌颂新社会，也可以批判旧社会。这样才可以让作家各尽所长，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不久，他还先后写了《章回小说为何遭遇轻视？》《我们不能走偏了》《不管它是否悦耳》等文章，在《文艺报》《北京日报》上发表，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四月一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仅仅半个月，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由此拉开大幕。此时的张恨水还很难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无论哪里请他开会，他都愿意参加。他把开会当成了与外界交往，新老朋友相聚的机会。五月十四日，他应邀参加了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召开的通俗文艺作家座谈会，会上，他对出版社不尊重作家的劳动表示不满。他有几本书，出版时，序言和小诗无缘无故就被删掉了，也没给他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他说：“上海文化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我的《魍魉世界》，原书名叫‘牛马走’，我认为这个名字很好，没有改的必要。不仅改书名，还竟给我删掉了十多万字，事前并未征得我的同意，这样做实在不太好！”五月二十二日，中国作协党组邀请部分作家帮助整风，提出批评意见。张恨水在会上发言，对作协只吸收他一人而拒绝其他章回小说作家参加，大为不满，他问道：“为什么不邀请像张友鸾、陈慎言这样的作家呢？”

五月十六日，他带病参加了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得知有些报社编辑记者多至几百人，他很吃惊，不知如此多的人，何以竟办不好一张报纸？他听说，有些记者一个月也不写一条新闻，很觉奇怪，这些记者都干什么去了呢？难道没有人管管他们吗？他还讲到自己的经历，有些新闻单位约他写稿，稿子拿走了，却不看，一放几个月，最后把原件退回来，还说什么已经失去时间性了，真让他哭笑不得！六月二十七日、七月四日，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继续召开，会上，张恨水宣读了他与赵超构、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的联合发言，他还表示，他已脱离新闻工作岗位七八年了，身体又多病，学习也不够，对新事物认识不够，但他相信，任何事离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会犯右倾和“左”倾的毛病。

张恨水没有成为“右派”，也许得益于他的无党无派无职的身份，以及他淡泊无争的性情。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沈慧代表中国文联访问张恨水，他就曾表示：“我已是六十岁的人了，没有什么可争的。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对我很好。我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什么都能反对，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我是不赞成的。不要共产党来领导要哪个党来领导？”他甚至提出想离开北京，搬到安庆或南京去，以度晚年。他说：“现在我住的这所房子太挤，书也没地方放，明年二儿子也要结婚，回来连个安居之地都没有。爱人又害乳癌，大家挤在一起决非长久之计。”

一九五八年九月，张恨水的原配夫人徐文淑在安庆病逝。他的身体此时已不便远行，就派了长子小水远赴安徽奔丧。虽然未能亲自前往为这个跟了他一生的女人送行，但他心里还是牵挂着故乡和亲人。一九五九年春节，他写了组诗《潜山春节》（十首），借以抒发他的思念之情。诗前有序，写道：

屈指卅年，在潜山度春节。潜山，不仅是潜山，还是潜山四周，大概都是一样。不过年月已远，山河又新，此种春节，当然变化更多矣。诗以志之。

诗中写了潜山旧时的年俗，并有他的自注。此诗难得一见，故全录于此：

廿四①风晴好晚天，家家坟上响千边②。

灯笼燃烛门前挂，迎接先人③过小年。

注：

①二十四，谓过小年。是日须家家迎接祖宗来家过年。

②边，即爆竹也。

③“先人”即吾乡所谓祖宗也。须办三牲并备爆竹，向附近坟山迎接。若是过远，是则不请。但悬起灯笼迎之。家中祖先堂上，只办三牲，放“边”一挂焚香礼拜。

黄豆打成瑞露浆，作来豆腐①与千张②。

“茶干”③咸菜冬菰炒，淡酒三杯口味长。

注：

①黄豆几升作成豆腐，不论贫富过年一致也。

②“千张”即以豆腐压成薄片。

③“茶干”即五香豆腐干。

“盖网”①横池一亩余，成筐分得几多鱼。

姜葱煮熟银梭味，真觉仙人也不如。

注：

①“盖网”立在塘内，长可一亩，犹如篦子，鱼虾蹦跳鲜能逃也。此鱼隔年夏季，买苗长成，乡人此时不费钱买。

洗清笼屉作糍粑，炒熟亲藏玉米花①，

分罢儿童言吉庆，团圆结果是农家。

注：

①玉米花，即北方所谓苞谷熟炒开花。

门神对字与花笺①，贴了高墙就过年。

等待烧香齐下拜，先人接到在堂前。

注：

①花笺以红纸刻花为之。以前门神对字与花笺，贴上门框方为过年。

先查“日历”①哪方成，顺着弯塘去“出行”②。

等到天明高兴极，迎人喜鹊两三声。

注：

①“日历”，安徽潜山民间风俗，多数人家在年前必购有此书。

②“出行”，此以为第一次外出也。

年饭酒阑没事情，堂前赌博闹纷争。

吾人只靠“桩兜”①坐，闲话年成谈到明。

注：

①桩兜：松树所砍树兜。都是夏日为之，晒干冬日用之。

儿童喜气打灯笼，辞岁高呼小院中。

压岁无钱抓豆算，识他南北又西东。

云开初一艳阳天，初四初三好拜年。

清磬一声先拜祖①，高呼相好到堂前。

注：

①拜年先拜祖。香柜置有铁磬，轻敲一声，然后下拜。

村前正唱采茶歌，百副花灯未算多。

狮子蚌精相对舞，一班刚到一班过。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久患乳癌的周南终因不治而亡。弥留之际，周南与张恨水诀别，嘱咐他照顾好只有十岁的小儿子。张恨水深情地俯下身去吻着周南的额头，哽咽着说道：“你放心去吧……”周南便合上了双眼。毕竟，在三个夫人中，周南是张恨水倾注情感最多的一个，也是最能与他琴瑟和谐，心心相印的一个。他们之间积淀了太多、太深、太浓厚的感情，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无法接受周南离去的现实。张伍写道：“母亲的逝世，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他在送母亲的寿材出门的时候，失声痛哭，并且像孩子般地喃喃自语，重复着：‘你走了，我怎么办……’父亲亲自为母亲立了碑，并且让三家兄和我，去请左笑鸿叔写碑文，他几乎一星期去一次母亲的墓地，坐上门口熟识的三轮车，直到暮色苍茫，倦鸟归巢，才返回家。父亲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了，总是独自默默地坐在书房里，思念着母亲，他把母亲所有的照片挂在床边，似乎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张恨水沉浸在丧妻的悲痛之中，寝食不安，心乱如麻，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一时诗也作不成，直到大约两个月后，心上的创伤稍稍平复，才把笔为诗，写下《悼亡吟》二十六首（一说二十七首）。诗前有序：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六时差五分，妻害癌病逝世。精神错乱，不能拿笔。今为十二月三日，把笔为悼亡吟。只恐诗有时不能达意也。

二十八年学画眉，一双游履合欢枝。

而今踯躅秋坟里，八宝山前日暮时。

杭州一片水云晨，游履忘劳月作邻，

画舫断桥今尚在，眼前缺少倚栏人。

二次闲游细柳村，轻车肥马出晏门。

于今怕过苏州路，只剩青衫拭泪痕。

老少相逢握手欢，蜜柑笑斗水晶盘，

低头莫过南京路，不见人来共倚栏。

细泥缝出碧波澜，海上新装晕月寒，

二十五年人注目，于今只作画图看。

驰车快上万人场，龙跃珠跳引兴长。

今日野田何所寄，纸钞一束一壶浆。

随园说在小仓山，寻墓问诗半日闲。

摘朵菊花斜插鬓，何年忘却旧时颜。

蔷薇乱落点苍苔，细剥荔枝笑口开。

这次玉钗敲又断，窗摇竹影没人来。

不辨啼痕与血痕，相传一点入诗魂。

新闻吾业归来晚，风雨灯窗候打门。

一现昙花二十年，夕阳爱看碧波圆。

长江依旧垂天汉，细语何人白水边。

逼真山水足徘徊，十里荷花锦作堆。

玄武湖滨痴久立，谯楼三鼓盼卿来。

一日思卿十二时，烟枝仿购似金丝。

知今痴坐茶烟淡，斋冷人亡几个知。

杨柳长堤任意栽，豆花拥户对江开。

桃源若有重逢日，不见旗衫随后来。

两番轰炸过江行，乱后相逢笑语生。

我尚平安今似昔，呼卿万遍没回声。

川橘嫣红似蜜甜，纱柑细剥手纤纤。

至今买得珊瑚种，夕照无人怕卷帘。

深山日永绿松阴，卿发豪吟我佐琴。

十七年前闺里事，对灯细思到于今。

碧水青山锦句收，川黔湘鄂忆同游。

可怜故里他年约，莫再驰车上贵州。

小舟风里浪花飘，天际迢逍水一条。

渡到武昌回首谢，依然无影是今朝。

泪看黄泉月作邻，身轻千里走风尘。

故乡料是卿先到，二字平安告母亲。

驴蹄踏叶过山桥，真个游仙伴小乔。

莫再碧磨崖上望，云沉雁落影都消。

搓粉揉脂姊妹行，含颦共启女儿箱。

如今花落无人问，只有杨薇梦一场。

来今雨畔牡丹时，把茗临风玩柏枝。

寂寞自行花下路，每弯必顾望云思。

玉堂铜柱爱故宫，珊瑚尤爱落霞红。

年年花柳山前路，多少啼痕泪雨中。

含笑狂欢竹马童，遇人遥远给春风。

几多邻右无穷意，都在临床一哭中。

驴蹄健足踢飞沙，人赞轻绸护浅霞，

遥想白云观里事，平生一梦似昙花。

潜山万笏又清虚，烟树人家绣不如。

他世故园身后约，卿攻图画我攻书。

这些诗作，倾诉了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可以视为张、周爱情的诗史。张恨水几乎事无巨细地回忆了他们生活中那些令人陶醉的瞬间和场景，以及他的相思之痛。一九六○年十一月，周南去世一周年而有余，张恨水又作《悼亡吟》（十一首），以为纪念：

十月十四日妻哀逝。又照阴历算，忌日为九月十三（今年六月逢闰）然均过一年矣。又作此吟。

凄风筛树过重阳，榻冷加衣着意凉，

突出仙人镜里影，忽遗花朵枕边香。

双修老伴归宜早，闲话童年夜不长，

只是一场春梦破，青衫泪拥哭坟旁。

停笔鸡鸣太觉忙，归来犹读在灯旁。

笑摩笼袖肌何冷，屈指茶铛水尚香。

游览莫偕狂士伍，欢呼仍效女儿妆。

回头二十年前事，只有菊花弄影黄。

卜居小壑一窗幽，携手斜阳拾翠游。

涉水登山方信健，折枝插鬓未知愁。

谁言青屋栽红豆，我怪苍天不白头。

哭煞黄泉无路到，黑云高过十三楼。

漏尽梦醒似断蓬，旧欢百虑一场空。

细音静听歌声歇，爱像徒描画槛中。

冷月引魂来树底，悲风渡影过墙东。

夕阳我已坟前去，漠漠淡烟夜色笼。

摄影当年好比肩，如今哭倒在坟前。

思量落叶谁同扫，凄对黄花我可怜。

友辈慢多民外史，人间太少笑因缘。

云封怕过西山路，杨柳凋零怨月圆。

封碑无语尽情啼，墓对西山日又西。

流水化冰终入海，落花沾土已成泥。

誓盟今夕人空愿，缘结他生局易迷。

若是归来还识路，幽魂试听满城鸡。

不学庄周赋鼓盆，无情事铲有情根。

柳枝细响疑莲步，画像双瞳出泪痕。

花果一盘供素影，心香三炷吊芳魂，

书声断续何人理？小院窗闲昼掩门。

梦破迷胡别泪倾，犹思私语忆多情。

休订职业归深夜，愿听终身唤小名。

山径四方来寻我，波航千里可怜卿。

生平好处无从记，只记双飞未计程。

绿鬓插将一朵斜，晚香阵阵落名花。

三分秋扇排圆月，一幅流云映浅霞。

轻服巧裁知好女，淡装微抹近诗家。

山川空说金陵美，断线风筝暮色遮。

春容浓淡咏苏州，几日悠闲镜里游。

人笑阿娇多腼腆，我言此客少风流。

慢跨绣市夸工细，竞学吴音觉语柔。

四次约来听不得，哭将花落暮云愁。

踏花拂柳浙西湖，山外斜阳映坦途。

三竺多情神女梦，两堤快作卧游图。

古屿旧约魂飞到，今夜重来客影孤。

尚记月明卿笑问，茶香新沸有诗无。

这一组七律作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之间。如果说前一组《悼亡吟》偏重于纪实，直抒胸臆，那么，后一组《悼亡诗》则更加深沉，情感表达得更加委婉曲折。周南病逝后，张恨水因精神陷于苦痛之中不能自拔，病情再次变得严重起来；由于约稿越来越少，出书又一再受阻，再加上稿费太低和身体原因，一度恢复的写作也中断了。他曾在接受中国文联访问时说道：“这半年来很少创作，间或兴之所至也写写旧诗。但这些旧诗只不过是个人抒发感情的吟赋，却毫无发表的价值。对中国新闻社的约稿倒是有求必应，始终未间断。主要是为了照顾到海外影响，使海外华侨知道我仍在从事创作活动，不然也真没有再创作的必要了，我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他还提到稿费问题：“现在的稿费太低，一千字只给四五元，而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又怕发表后有什么问题，会受到批评，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劳动花得太多，报酬给得太少，索性不写算了。”他谈到那一段的生活：“在我的生活方面仍旧是老样子。天天在家砸砸煤，扫扫地，生生炉子，有时还去排队买买菜。我爱人去年又开了一次刀，因为癌又发展到了肺部，把肺部切除了一叶，在医院养了几个月才能走动，花费了五六百元。家里还有四个孩子正在念书，需要供给，感到自己有责任，死不得。可是身体又是这样坏，半边身子勉强对付，手脚都是肿的，血管都硬化了，人老了，一切都完了。”

代表中国文联数次访问他的沈慧，感觉到他有一种悲观情绪，曾在一九六○年二月二日的《访问纪要》中对其原因做了简单分析：“在这次访问中，我感觉他比过去更消极了。主要原因是没法写作，稿费来源也枯了。生活虽刻苦些，还不是他的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去年他拿出他的旧作《记者外传》来，我替他转送通俗出版社，他们认为不适合出版，但因要慎重处理这问题，再请领导上审阅后决定，所以至今未给予回音。我们已向张先生说明此事，他似乎不很满意，他说：‘随他吧。’”她还建议：“对于像张先生这样的人，还是帮助他改造（通过学习，参观访问），鼓励他创作，或给予他一点事做，或者可以使他积极起来。仅仅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是不够的。但帮助他，是不容易的。”实际上，文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作品的冷嘲热讽，甚至把他列入“另册”，给作家的头上戴上一顶“通俗”的帽子。这对张恨水这样一位名满天下，创作了数千万字作品的小说大家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也使得他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之后，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许多文学作品遭到无情批判，张恨水头上那顶“鸳鸯蝴蝶派”的帽子也越扣越紧了。他的小说《啼笑因缘》被说成是黄色小说遭到封存；即便是《五子登科》这样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也被戴上了怀念旧社会的帽子；近年来创作的《记者外传》更被认为是替旧知识分子涂脂抹粉，是厚古薄今。疾病缠身、年过花甲的张恨水一想起这些便不寒而栗。

一九五九年九月，张恨水被聘为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习仲勋、齐燕铭签发，周恩来审拟了给他的聘书。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的初衷，为的就是使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年学者得到救济，免得老人缘门乞食，因此，“馆员标准为文、老（六十岁以上）、贫（生活困难），三者皆备才能加入文史研究馆”。创建之初，馆员薪资标准规定为：“每人每月暂定由三十万元至一百万元，馆员医药丧葬等费亦应适当照顾。”一九五五年人民币币制改革后，相应地改为三十元至一百元。张恨水就说，他“每月拿三十三元薪金”，不久，一律调整为八十八元，北京市文联也补助他每月生活费一百元，聊补生活的不足。

这时，中国已进入物质供应极度匮乏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张恨水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他对来访的沈慧说：“从我爱人死后，丢下几个孩子和琐碎的家务，通通由我承担起来。早晨从生炉子、打扫室内外，直到洗洗刷刷……一天也很忙。前些天我的高血压曾达二百四，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粮食不够吃，找不到保姆，没办法躺下来休息，还要每天劳动。现在什么吃的都买不到，街道上分的一点白菜早已吃完，吃稀饭找点咸菜都不容易。现在亲戚朋友来往很少，到谁家都饿着肚子回去。这年头，日子不好过。我几十年来是习惯喝茶不吃早点的，现在连一两茶叶也买不到。每月中央文史馆分给几盒一角左右一盒的烟，还没抽都碎了。听说杭州的供应情况好，饭馆里可以吃到鱼肉之类，市面上也可以自由买卖。北京有个天桥自由市场，一只鸡要卖几十元，这真是骇人听闻，我看没人吃得起，至少我是吃不起。我现在仍要负担八个人的生活费，每天吃窝窝头都感到紧张。”

按照中央文史馆的安排，每周学习、活动各一次，他都尽可能地参加，从中得到不少乐趣。一九六一年夏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文史馆老人学习、工作情况的专题片《老人的青春》，还给他一个伏案写作的特写镜头。平时则很少出门，稿子写得也不多了，整日坐在屋里看书。他有一套两千多册线装本的《四部备要》，对他这样一个热衷于历史掌故的人来说，这倒是很好的消磨时光的材料。他计划着要在有生之年把这套书读完，还想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当他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时候，浩瀚的典籍史料让他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在离开北平《新民报》之前，他写过一篇《吊故纸堆》，声讨当时把大批古书送到造纸厂，化成纸浆的人，说他们是“犯罪”，是“吃孔孟的皮骨”的“犯人”。在张恨水看来，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来换钱的，譬如这“故纸堆”，有时是宁肯忍饥挨饿，也要为它“守
节”的。

老朋友来此相聚，给这个有些萧索的小院带来了欢笑，也给哀思中的张恨水带来一些安慰。常来的老友有吴范寰、季迺时、张友鸾、万枚子、左笑鸿、张友鹤，加上张恨水，恰好为“七老”。而“七老”中，又以张恨水最年长，由于他久病行动不便，故聚会常在张家。据张明明回忆：“他们凑在一起就是研究古典文学中的问题，讨论学术问题，各抒己见。左叔诗才敏捷，随口就来，而且满口的戏词；张叔是妙语连珠，听他们谈话包你不会闷。时间很易过去，总是不能尽兴，于是就商量着早点聚会，在我家吃一顿便饭，边吃边聊时间从容一些。又因为家中没有主妇，怕给父亲添麻烦，所以每人带个菜来聚餐。到时揭开饭盒，湖北味、安徽味、四川味，各地风味聚在一起。”

一九六○年冬天，“七老”又在张家小聚，新买的梅花正吐着幽香，窗外飘着雪花，左笑鸿当即填了一阕《临江仙》：

戊子冬小聚即席呈恨水兼示同座。

白发萧疏人望重，卅年笔走龙蛇。至今妙句尚笼纱。更欣逢盛世，文治日光华。 座上七翁都健寿，杯中酒注流霞。窗前六出正飞花。梅花三五点，春到千万家。

词的上阕写张恨水，下阕写环境，朋友之间几十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深情厚谊融入词句之中，马上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万枚子当即依韵奉和：

大地春回机运好，天空舞漫银蛇。锦团玉簇散轻纱。十三惊美曼，举世望新华。 回首燕山留几老，尚能以醉红霞。卓然挺立耐冬花。门庭雏凤巢，克己正传家。

凄凉、寂寞中的张恨水，很期待这种诗酒畅怀、纵谈阔论的日子。他对前来访问的沈慧说：“很盼望朋友们常常来看我，你今天来看看我，我晚上可以多吃半碗饭。这半年来，过去的一些老朋友们，不断来看我，带给我很多安慰。他们都是过去《世界日报》《新民报》时代的老人，我们谈起话来显得格外亲切。”当时，常来家中看望他的老朋友还有陈铭德、邓季惺、方奈何、施白芜等，另有几位北京的老报人，如马芷祥、老宣、张慎之等，也喜欢来找张恨水叙旧，聊聊新闻界的“旧闻”。一九六四年，张恨水七十大寿，陈铭德召集老友，假座四川饭店，为他祝寿。他高兴得不得了，不仅取出多年不穿的西服，还特意让张伍上街买了一条领带配上。这天，他穿了西服，系了领带，让张伍陪同，前往四川饭店。大家见了都说：“恨老真漂亮，年轻了二十岁！”张恨水嘿嘿地笑了。

饭后，大家回到张家，万枚子拿出集张恨水小说名所作对联，并用大红纸写了，挂在书房的门口，联云：

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画因缘堪啼笑；

喜新燕归来，望满江红透，唤醒迷梦向八一。

大家都说集得巧，对得妙，字也好，张恨水更是含笑拱手，连声称谢。不过，他的病仍是时好时坏，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曾经再患中风，半身不遂，不能讲话，情况很严重。夜里送到阜外医院抢救，住了一个多月，才稳定下来。生日宴会过后，他又二次住院，情况也很严重。沈慧在《访问纪要》中记载了他的自述，他说：“今年已经整整七十岁，实在治不好，死了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现在家里适当的治疗和休养，再也没有别的好条件。像郭老和其他老前辈，岁数都比我大，但都是生龙活虎一般，我很羡慕。当然，他们的条件比我好，另外，也是他们的革命意志比我坚强。我是属于旧文人，赶也赶不上。我写了一辈子书，到了老年得这样不死不活的病，老伴也死了，孩子们都住在学校……实在是凄凉、寂寞的晚年。”

一九六五年，张恨水再次住院治疗。不久出院，身体更加虚弱，手亦颤抖不止，难以握笔，记忆力也大为减退。据张伍介绍，他的最后诗作是写给周南的一阕《浣溪沙》，他错写成了《浣沙溪》：

化为鹧鸪引兴歌，这山歌那山和，化为鹧鸪叫哥哥。 化成鸪啼浑是血，人间碧落有银河，人莫奈何奈情何？

这是一篇勾抹涂改，模糊不清，且有丢字的诗稿，张伍写道，此时此刻，张恨水“写字已是相当困难，但他仍是艰难地一字一字地写下来”。在这里，文字已不是最重要的，恰如张伍所言，这是“一个病弱的头发斑白的老人，用颤抖的双手”，将其“最后的绝唱”，捧给他珍爱的女人，倾诉着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张恨水的那些老朋友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揪”了出来，或进“牛棚”，或挨批斗。不久传来消息，老舍先生在太平湖赴水自杀了。家里人不敢把这些消息告诉他，恐怕刺激他引起情绪上的波动。一天，张恨水又因脑血管痉挛，昏迷不醒，再度住进阜外医院。虽经医生抢救，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活了过来，但行动和说话都更加困难，儿女都不在身边，孤寂病弱的他，郁郁寡欢，只能终日在书房闷坐，守着他的《四部备要》。他常常思念远在四川参加“四清”的大女儿张明明，以及在河北邢台参加“社教”的二女儿张蓉蓉，给她们写信，读她们的来信，成为他晚年生活中最感快慰的事。如果有一段时间收不到女儿们的信，他便辗转难眠。他在给张明明的信中写道：

明明吾儿：

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知一切，我非常的挂念。……

说起来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着，半晚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你工作还没有了，工作了时同我写封信来，千万千万。

张恨水此时的心境可想而知。而家里的情况也并不让人心安，因为抄家的红卫兵，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闯进来。张伍所在的工作组就是此时中断了甘肃的“四清”，回到北京的。到家后，他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妥善安置张恨水的那些藏书。他的藏书太多了，真是藏无所藏，尤其是那套《四部备要》，装了满满一书橱，转来转去，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最后只能仍旧放回书橱，外面贴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在那种形势下，这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只有听天由命了。而张恨水的手稿和著作，则装进一个行李袋，由张伍保存。张伍言道：“从此，我和父亲的著作便形影不离了，不管我是到干校，还是在大地震期间，我都带上这上百部书。这是父亲留给我们子女最宝贵的手泽，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财产’！”

不过，张恨水到底躲过了“文革”这一劫，既没有被当面批斗，也没有被“抄家”。其中的原因，首先是他早入“另册”，已经淡出公众的视野，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其次是他生性淡泊，为人低调，风光的时候尚且如此，何况是在失意的时候；再有就是他长期患病，很少抛头露面，并不在风头之上。据张伍介绍，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他的母亲周南一向乐善好施，危难时自然会有“贵人”相助。他讲到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乡时，其夫在我家做厨师，在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回家接李嫂出来。而且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新衣，买了礼物，好让他体体面面地回乡。李嫂到了北京，母亲让他们夫妻住在我家前院，还不收房租。解放后，母亲又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可以开个小店为生。当‘红卫兵’要来抄家时，上面已有规定，需‘三结合’，就是经单位、派出所、居委会三方批准，李嫂在居委会对前来的红卫兵说：‘张先生家我知道，他们是好人，除了书，没有别的！’由于街道的保护，我们的家居然成了浊浪袭来中的避风港，父亲才得以‘安全无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离家两年半的张明明回家结婚。张恨水欣喜地给爱女操办了一个简陋却体面的婚礼，享受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快乐。婚假结束后，张明明要回四川去了，分别的时候，张明明写道：“父亲蹒跚地追到院中，老泪纵横，斜倚在哥哥的身上，向我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这句话真成了一句谶语，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差十分七时，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他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没有起来。他是因脑溢血发作而致命的，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一声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安详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多难而辉煌的一生，享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