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懦弱屈辱的人设只是刻意安排,长袖善舞的末代皇帝了解一下

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他的一生经历了多种身份的转变,从皇帝到战犯再到普通公民。大部分人对溥仪的了解,是从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来的。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操纵、受压迫的形象。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溥仪这个人,还有伪满洲国时期的历史从中告诉我们,在伪满洲国的政治角力中,溥仪不完全是一个懦弱的受气包,实际上,他也参与到了伪满洲国的政治博弈中。

当时,伪满洲国的政治格局有三方势力,分别是日本政府、关东军和溥仪。关东军和日本政府都在追求在东北事务中的主导权,而溥仪呢,他的希望是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光复满清王朝。从这个角度来说,伪满洲国是这三方势力追逐各自利益而催生的一个古怪政权。

根据一部分关东军历史的记载,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溥仪并没有安心做一个傀儡,他和关东军之间既相互利用,也讨价还价。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有点奇怪,伪满洲国不是被日本统治的吗,为什么还分出了关东军和日本政府两派势力呢?当时的伪满洲国其实有三种势力,日本政府、关东军和溥仪,日本一方有两股势力,这是因为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

当时的日本国内,以陆军为代表的日本军部一直在谋求统帅权的扩大,追求摆脱政府、独立存在的实际控制权。军队权力的进一步膨胀会导致政府不但无法控制军队,反而会被军队所干涉。在日本军部的推动下,日本国跟伪满洲国签署的《日满议定书》里面规定:日本政府要把伪满洲国的政务指导权,全部委任给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是日本陆军中非常重要的一支部队,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东北驻扎了一段时间,在东北本来就有了很大势力。随着权力的不断扩张,日本政府驻满洲的特命全权大使也都是由关东军司令官担任的。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是武藤信义,兼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厅长官和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数职,成为凌驾于伪满洲国皇帝之上的头号实权人物。

而政府一方,对于军人干政还有关东军的肆意妄为都很不满,甚至出现政府官员与关东军长官水火不容的情况。比如,在伪满日本大使馆的官僚,拒绝陪同关东军司令官作为驻满洲特命全权大使上任。在日本政府里,有一个机构叫外务省,专门负责对国外的事务,相当于外交部,他们对军部强行发动九·一八事变非常不满。日本军队一直在强行扩大侵华的范围,但是外务省拿军部没什么办法。当时日本国内都在讽刺外务省,说他们已经成了军部的对外办事处。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溥仪是怎么卷入这场旋涡的呢?溥仪为什么会踏上附从日本关东军的不归路,他和关东军初始的合作是怎样的呢?

首先,和过去的认识不同的是,溥仪接受伪满洲国帝位并不是被迫,相反,溥仪不但是自愿的,而且他还特别为此争取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确立了在满蒙独立建国的计划,这个政权要用所谓的“以宣统帝位首领的支那政权”为名义建立。1931年10月底,关东军派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拜访溥仪。当时,天津租界的众多洋房正是各种失意政客的寄居地,退位后的溥仪,就住在天津日租界。溥仪反复追问土肥原,伪满洲国是不是会实行帝制,土肥原表示,现在正是溥仪恢复大业之时,如果前往满洲,就可以立刻当元首。溥仪被土肥原说动了,他判断复辟的时机已到,欣欣然前往关外。

然而,关东军只是兑现了元首的身份,并没有立刻让伪满洲国成为帝制国家,溥仪的身份是“伪满洲国执政”。溥仪对此非常不满,他的目的是借日本的帮助作为跳板,然后复辟整个大清帝国。于是,在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双方就伪满洲国的政权问题进行了反复谈判。

首先,对双方来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恢复帝制。当了三个月伪满洲国执政以后,溥仪的伪总理郑孝胥和关东军司令长官武藤信义进行了会见。他们会面的气氛是比较融洽的,武藤信义同意了将伪满洲国转为帝制国家。郑孝胥趁机提出希望溥仪能在北京而不是长春登基,这其实是代表溥仪委婉地提出复辟清朝的愿望。他说,如果让溥仪在长春登上帝位,会让他像南宋政权一样,偏安在东北,还会被国人指责忘了复兴满清的大业,所以,他希望日方设法帮助溥仪在北京即位。这当然不是关东军所需要的,所以武藤信义以时机未到为由委婉拒绝了郑孝胥,要求溥仪在满洲登基。这次博弈中,双方各有让步。不久之后,溥仪和武藤信义直接见面,就领导权的问题进行了第二轮谈判。溥仪想让自己的老师陈宝琛出任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但关东军和伪总理郑孝胥都不喜欢这个人,因为陈宝琛曾经反对溥仪做伪满洲国元首,反对他被日本人利用。由于武藤的反对,任命陈宝琛的事情被以暂且搁置的名义否定了。

这个阶段总体来说,双方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虽然溥仪很难在政治上争取到太多权益,但是武藤表面上对溥仪还是很客气的,而且一直保持着合作的态度。实际上,武藤个人跟溥仪相处得也不错,溥仪自己回忆武藤的时候说:每次他和我见面时,总是礼貌而周到,向我深深鞠躬、微笑,一口一个“阁下”,并且用崇敬的心情谈到我的每一位祖先。武藤对溥仪的礼遇,或许和他个人的性格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溥仪还有一些政治筹码,让关东军不得不做一些让步。但是,这个武藤一年后突然得病去世了,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皇帝溥仪可就没有那么礼貌了。

武藤死后,关东军在东北的势力越来越稳固,溥仪的政治筹码也越来越少。他为了坐稳自己的地位,为了日后能有机会复辟,又做了更多的努力,但最终还是一场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溥仪又做了哪些努力。

1934年,溥仪在漫天风沙中举行了登基仪式,第二次当上了皇帝。仪式之前,溥仪一方和关东军曾经因为仪式的程序发生过争议。关东军不允许溥仪穿清朝皇帝的龙袍,理由是溥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在溥仪的坚持下,郑孝胥和关东军协调了半天,最终才让关东军同意溥仪先穿龙袍举行祭天仪式,然后在即位仪式时穿海陆空元帅的礼服。

双方对于礼仪规程的争执,其实是对主导权和地位的博弈。溥仪没有实权,所以这种博弈主要体现在仪式礼制这些问题上。溥仪上任不久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向溥仪提出,要在伪满洲国营建两组建筑,一个是在宫中的“建国神庙”,另一个是宫外的“建国忠灵庙”。这两个建筑,都是仿造靖国神社而建的。他甚至要求溥仪将日本的天照大神作为祖神供奉,将神道教作为国教。

溥仪的内心是百般抵触的,不过他最终委屈地供奉了天皇家族的祖神。在溥仪看来,这是一种借力的方法,他希望借助日本天皇的权威,向伪满洲国内的日本人显现自己的权力,并通过天皇的加持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抗衡关东军的势力,再找到机会复辟满清王朝。为此,他甚至违心地说:日本驻满特使代表着日本天皇,而我是以日本天皇之心为我心。他还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访问日本、跟日本天皇见面这件事儿上。有趣的是,关东军对这次访问却有相反的期待,他们希望天皇可以打消溥仪复辟的愿望。

1935年4月6日,溥仪开始了二十五天的访日之旅。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亲王和翻译官林出贤次郎陪同他,会见了昭和天皇和皇后,还拜会了贞明皇太后。结束访日后,溥仪回到伪满洲国就发布了“回銮训民诏书”,希望树立自身权威。溥仪回来后变得更注重威仪形式,原来官员可以到溥仪卧室和他谈话,访日之后就不行了。

溥仪的种种努力,让关东军对他产生了戒心,双方矛盾激化,造成了1936年4月“海拉尔事件”爆发。海拉尔事件,就是日本人杀了当时担任兴安北分省省长的凌升。这个人是溥仪的妹夫,也是溥仪的亲信,他特别反对日本控制满蒙。在海拉尔事件发生后,福龄、春德、华林泰等3个溥仪的亲信也纷纷被关东军处决。这可以说是日本关东军对溥仪的警告。不久之后,溥仪的伪总理郑孝胥也死了,但是这个时候,溥仪在内阁人选上已经没有一点发言权,最后只能完全听命于关东军,彻底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关东军对溥仪的控制越来越严重,甚至开始直接干预溥仪的家事。溥仪弟弟溥杰的婚事是关东军和日本军部的得意运作,被称作伪满洲国和日本国“两位一体”不可分割的象征。原本溥仪希望溥杰跟日本皇室的皇女结亲,但是他的期望落空了,关东军为溥杰挑选的对象是嵯峨侯爵家的女儿。这个女孩仅仅是华族身份,让溥仪大为失望。这里给你解释一下华族是什么意思。1871年日本取消旧身份制度后,将国民分为了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等,华族虽然是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但是比皇族低了一等。但是,对溥仪来说最难以接受的,是弟弟最终是以平民的身份结婚的。关东军不仅干涉溥仪弟弟的婚事,连他纳妃的事儿也要插一脚。溥仪的“皇后”婉容沉迷于鸦片,形同废人,所以关东军也很关注溥仪的新妃人选。虽然在纳妃的问题上,溥仪还是据理力争,最终敲定自己选的人,但是这种反抗本身,已经说明溥仪连自己的生活都很难主导,还谈什么政治权力呢。围绕伪满洲国的这场较量,以溥仪的彻底失败告终。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为了占稳东北,决定邀溥仪来做伪满洲国的皇帝,双方虽然各有所图,也还是相对友善。但是,随着关东军在东北的势力越来越大,溥仪越来越失去了和关东军周旋的筹码,在礼仪规制、政府人选甚至家务事上都失去了自主权,最终沦为了傀儡皇帝。

那么,伪满洲国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接受中田整一的采访时说:“我们为了复辟清朝而利用关东军,关东军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们,伪满洲国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这样一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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