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楼台 红楼梦境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欧丽娟

■张玉瑶

虽然欧丽娟在内地“红迷”中已有相当人气,但她去年从台北来北京做《大观红楼(1、2)》的宣传活动时,还是有很多人悄悄问,欧丽娟是谁?她今年再来时,携了一册新出的《唐诗可以这样读》,人们又会心一笑:哦,是那位标新立异解读《红楼梦》的女学者了。于是赶紧再重新认识一下她:原来《红楼梦》以外,唐代文学才是她在学术研究上的“根据地”。

在网上查到的欧丽娟的介绍极为简单:1963年出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台大中文系教授。接下来就是密密麻麻的论文和专著,李商隐杜甫们的诗论等等,与一般的书斋学者无二。逐渐“走红”是得益于台大《红楼梦》和《唐诗新思路》的公开课视频,或许是女性学者的特质,她擅长从极细微处发现问题,寻根究底,常常给出颠覆既成文学史常识的创见,“干货”充实,讲得又极有趣味,这令她很受欢迎,点击率一路暴涨,颇有“学术明星”之势。

就像这一天坐在北大中关新园1898咖啡馆里采访,她像在课堂上一样侃侃而谈,时而抛出令我们倍感新奇的观点,譬如唐代女性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般“肥胖美”啦、白居易是个大俗人啦、《锦瑟》最后一句的意思人们一直以来都理解反了……等等。听者起初难免心中有疑,但她娓娓谈来,引经据典,皆能自圆其说,令人不禁点头称是之余,心下也暗自琢磨:对哦,这首诗读了那么多遍,怎么从没意识到这一点。结论正确也罢,还值得商榷也罢,像她这般咀嚼来,本身却是有意思极了,一千多年前的唐诗仿佛也在这不落窠臼、不拘一格的含英咀华中,焕发出新的光彩来,像一件并非古旧而是神秘的器物,重新打开现代人的感官和兴趣点。

欧丽娟本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话语间时而流露些软糯的台湾腔,多数时候却敏思果断,眉宇间满是自信。但当你说话时,又会少女般笑眯眯地看着你,等你说完最后一个字。近身交流之下,不难体会到她为何会在网上受欢迎——她的妙语常常启人深思或逗人捧腹,即便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也不至于令人涣散了注意力,然而当告诉她“听您说话很有趣”时,她又仿佛从没意识到一般,有些天真地睁大眼睛,认真问:哈,真的吗?

去年有媒体采访报道提到她“对环保有一种信仰般的执着”,这回也算是见识到了:其间北大出版社编辑送来新出的《大观红楼(3、4)》,我们都毛手毛脚地扯掉塑封,胡乱团作一团,只有她异常仔细地沿着接缝撕开一边,慢慢将书褪出,再把塑封折起来,放在包里收好,说带回台湾还能当个小口袋装东西——“你们这样都撕坏了”,她嗔怪道,又从我手中接过书去,再次做一遍演示。

如同所有“走红”的学者一样,关于欧丽娟的学术观点,网上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其中最被树为“公敌”的是,不少读者认为她对《红楼梦》的解读有“扬钗抑黛”的嫌疑,引得一众“红迷”尤其“黛粉”难以接受,上网“讨伐”。此外,还有诸如大至白话文学的成就水平、小至李白《清平调》的思想感情等等,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欧丽娟笑说,挑战人们成见,重新解读经典,这里面有很大的风险,做起来吃力不讨好,但,“我的个性大概就是专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就挨骂了”。接着,却又认真地说,其实归根究底是现在很多读者读古典作品过于“单向化”,她的解读其实也都是基于文本,只是被怀有成见或后设立场的读者“选择性忽视”,不接受而已。她希望借从书斋走到台前的机会,去继续实践这样一些“无畏的勇敢”,一点点更接近作品更深、更真实处,将学术引渡到大众面前。

“我是冷血无情的人吗?”

在《唐诗可以这样读》的自序中,欧丽娟写到自己幼年初次遇到一本“校对脱误、注释简略、书页破损、制作漫不经心”的《唐诗三百首》时的感受:

我永远记得乍然相遇的当下,翻开扉页后简直光芒万丈,如获至宝。周遭是年节夜晚的爆竹喧阗、笑语盈耳,父执长辈家的门庭内外,同辈的小朋友们都在玩耍嬉闹,我则因为那小小的书架而独留室内,并且从零落的几本书里发现了稀世奇珍……当时并不懂什么叫作印制精良、装帧精美,只清楚意识到,在凌乱的画线间、缺角的页面上,分明映现了一个和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意境,那些字句虽然看不懂却又迷人至极,宏大、深沉、优雅、精致,和这个白话的世界何其不同!

缘着这近乎一见钟情般的启蒙,欧丽娟日后选择了中文系,并选择了唐诗作为研究方向。在大学中文系的学术架构中,《红楼梦》所属的清代文学和唐代文学是两个专业方向,在欧丽娟这里竟能交会起来,除却她对古典的热爱,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拜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大量写诗所赐。有多年唐诗研究给予的学术训练,进入与小说主旨息息相关的《红楼梦》诗歌研究,再进入《红楼梦》研究,这是欧丽娟找到的一条属于她的独特蹊径。

从爱好古诗的小女孩,到专业的学者,中间经历年岁的增长、知识学问的精进、人生阅历的丰富,无疑有着宏阔的距离,但欧丽娟谈起一路学术经历来,仿佛总忘不掉那颗童年种下的种子,里面藏着“连自己都不想蒙混的那一种执着”。这大概是她作为学者的一个与众不同处,早年阅读时感到困惑的地方,能够放在心里几十年,等到多年后,学术积累足够,便可能会因一个偶然的契机而得到解答。

譬如《琵琶行》里的琵琶女,欧丽娟说,小时候学这课时,老师同学们都很为琵琶女的不幸遭际黯然神伤,觉得可怜极了,唯独她没有这种感觉,这让她竟有点恐慌,担心自己是“冷血无情的人”,“所以当时就留了心,虽然还没能力解读它,但这个疑惑一直放在心里面”。当做了专业研究者后,尤其有了女性研究的经验后,欧丽娟再看到这首诗时,突然理解了自己小时候为什么没办法同情琵琶女,并且也不以为忤逆——除过她的浪掷光阴贪慕虚荣,文本还有一处重要的细节承接:即便经历了“弟走从军阿姨死”这样生离死别的人生最惨痛的经验,她还能“暮去朝来颜色故”。这让欧丽娟在人性层面上感到凉薄和不可理解。

话题一旦蔓延到唐诗来,欧丽娟便有滔滔不绝之意,从被访者瞬间变成了讲台上的“欧老师”。从琵琶女说开去,《琵琶行》里还有许多不为人留意或在意的问题,她却都付了很多工夫心力去思考。比如白居易为什么会用“沦落”这样不堪的字眼来形容自己?他从琵琶女那里所真正感应到的是否果真如人们所说,是理想的破灭,还是只是失去世俗地位后的不平?按说年老色衰的琵琶女嫁给大茶商,在风尘女子中已经是很好的归宿了,她为什么会哭?——以及反过来,大茶商为什么要娶一个“过气”歌伎,而不娶一个更年轻更当红的?欧丽娟兴冲冲地讲她的种种疑问和设想,一二三地分析可能性,学术研究变成一座五光十色的迷宫,而她看起来陶陶然乐在其中的样子。

当然,与这种剖析相伴随的一个问题是,一首诗是否禁得起这样的解读?是否有“过度阐释”的嫌疑?对此,欧丽娟认为,阐释会随着学界、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积累发生变化,不变的乃是提醒自己,从文本出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成一家言。譬如关于李商隐《锦瑟》最后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执教之初,她也是按照传统释义讲给学生,后来在通读了李商隐诗集之后,发现在李商隐那里,“可待”应作“岂待、何待”而非“可以待到”解,而在中古词汇里,“只”的意思乃是“就在、就是”而非“只是”,这样一来,对这句诗的解释就与原先完全相反了,但却更贴近李商隐的性格特质。多年后,有曾经教过的学生再来听她讲《锦瑟》,惊讶道:“老师,这和你当年教我们的不一样。”欧丽娟哑然失笑,只好说:“真的很对不起你们,我的老师当年就是这么教我的,我自己那时还没研究到这个程度。”——可是,“现在发现了,为什么还要坚持?我就要调整”。

对于如此类新解,网上难免有异议之声,甚而认为她是“自以为是”。对此,欧丽娟淡淡地说,“我觉得我是对的,有发现就应该分享出来,但并不强迫别人接受我的看法”。“诗歌确实不同于叙事文学,不会提供你那么多东西,但它的开放性或者解读空间就更大了,这个时候要很自觉地节制自己,只能一一提出各种可能性,然后去看哪一个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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