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是指：侍奉主人的仆人。奴才二字何自出， 陶宗仪《辍耕录》以为：“‘奴才’二字始于郭令公，‘子仪诸子皆奴才’一语，非也。骂人奴才盖北俗，中原无是语也。有之，自晋始，晋世五胡人中国，胡言遂载以俱来... ...”

相信喜爱宫廷剧的读者，都会记得宫中的佣人常以“奴才”自居，可是，你知道吗，“奴才”一词只是属于清朝的称呼，这在其他朝代的宫廷剧中，是看不到的。明朝之前，太监称为“厂臣”、“内臣”，大臣统统自称为“臣”，并无奴才称谓。

在原本的意思中，奴才本是骂人的脏话，但是，到了清朝，此词便成为佣人的自称。外人看出这是一种贬低，在佣人眼中，这却是理所当然，甚至，算得上一种殊荣。通过“奴才”与“臣”的称呼之争斗，也侧面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阶级分明的一面。

“奴才”之名在现代看来，无疑是低人一等的蔑称，但是，它在清代，可不是人人都可以使用。清朝就曾特别规定：只有满族臣子面对皇帝的时候，方能自称“奴才”，汉人臣子是不允许这么自称的，就算官职再高，功劳再大，都不能自称奴才。简单来说，就是只有满族之人才能当自己为奴才，汉人没有资格。

这就体现出“奴才”相比于“臣”的优越感，与我们当今看法完全相悖。在清代人们眼中，能够有幸自称奴才，皆会暗自窃喜，因，为这代表着他们与皇室更为亲密，前途也更加光明。当时，臣子向皇帝递交奏折，署名位置都会写上“奴才”二字再添上名字，这是为了亲近皇帝。但由于满汉有别，满族人称奴才倒没有关系，汉族人若要这么干，自然会引起皇帝反感。

在雍正时期，高其位呈给雍正的奏折中，便用了“奴才”二字，引得雍正皱眉，当即将“奴才”划掉，改成了“臣”。高其位是汉军镶黄旗人，在雍正眼里，算不上纯正满人，自然不配称为“奴才”。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满人对于“奴才”的看法与我们相反，我们觉得“奴才”称呼过于低贱，满人却觉得高贵许多，在他们眼中，称为“臣子”才是最为可耻的。

可以说，从这里也能看出满人与汉人的文化差异。

尽管雍正对于乱用称呼过于不满，但是，并未进行深究。在当时，整个称呼的使用还是很随意的。在清朝早期，汉人臣子自称“奴才”，旁人顶多一笑了之。发展到雍正时期，出现乱用称呼的汉臣，雍正仅仅一笔划掉，改成“臣”的称呼。直至乾隆时期，“奴才”和“臣”的称呼使用便被严格规范，任何人不得乱用，否则，违禁处置。

当时规定：满臣在奏请国事的时候，只能称“臣”，与皇帝探讨私事的时候，方可使用“奴才”。至于汉军，则享受满人同等待遇，对私奏折中可以称“奴才”。清朝初期，上三旗和包衣面见天子的时候，都是以“奴才”自称，其余旗人则只能在面对旗主的时候，方能自称“奴才”。乾隆时期进行规范后，整个八旗之人无论是旗人还是包衣，都需要向乾隆称“奴才”。

知名后世的曹雪芹所在的家族曹家便是包衣，曹寅和曹頫的呈交奏折内，也都是自称“奴才”。然而，同为包衣的李煦，却在奏折中常以“臣”自称，很少能找到自称奴才的奏请书。这里，清朝对于满、汉大臣常常是区别对待，下面这件事便很好的诠释了这点。

乾隆时期，曾经发生过一起考试作弊的案子，负责此事的是两位大臣一个是汉人一个是满人。作弊发生后，二人立刻奏请乾隆。不过，二人在拟写奏折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当时需要给给奏折署名的时候，满臣将名字写在了前面，汉臣的名字则放到了后面，读起来就是“奴才某某（满人）、某某（汉人）”。

我们可以看到，汉臣为了省事，直接在标点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再加上臣子称呼，读起来感觉与满臣共用“奴才”称呼。乾隆看了署名后，震怒不已，认为：汉臣玷污了“奴才”之称，遂对其进行重罚。此事之后，乾隆修改规范，并重新颁发称呼规定，其中要求：当满汉两臣共同奏请时，署名需要共用“臣”的称呼。

其意思便是，乾隆宁愿满臣自降身份，也不愿意让汉臣自称奴才。看到这里，您或许会问，乾隆为什么会如此在意两个称呼，难道他不觉得繁琐吗？其实这点恰好是满人统治者在意的地方。满族本身就脱离不开奴隶制度的束缚，骨子里有着三六九等的观念，自然要将人根据阶层划分开来。

清朝皇室令满臣称“奴”，汉臣称“臣”，不仅仅是为了体现身份尊贵，更为重要的是，它想利用这点打击汉臣的地位，从而，使得天下更易掌控在满人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和珅自称“奴才”，而纪晓岚始终都是称“臣”的原因。

晚清时期，满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 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

现在，“奴才”一词一般用于讽刺，贬低，极含负面意义。

参考资料：

『《辍耕录》《清代野记》《奴才的地位真的很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