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书局史上的工匠精神

崇文书局在清同治六年(1867)创办于湖北武昌,是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出版机构。概括起来,崇文书局史上的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选题策划上的守正出新,编辑校勘上的精益求精,刻版印刷上的精雕细琢。

清同治六年(1867)十月十五日,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在武昌建立。从此,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歇业,崇文书局开始了自己在荆楚大地上长达七十年的传奇。

在晚清众多的官书局之中,崇文书局以创办时间早、存世时间长、刻印书籍多、参与合刻“二十四史”而名闻全国,同时也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概括起来,崇文书局史上的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选题策划上的守正出新,编辑校勘上的精益求精,刻版印刷上的精雕细琢。

光绪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博物志 续博物志

选题策划:守正出新

和一般出版机构的建立不大一样,崇文书局等晚清官书局是肩负着特殊使命诞生的。

崇文书局的第一个使命,就是从大处着眼,力图挽回大乱之后的世道人心。

清同光年间(1861—1908),面对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民和云南回民等四次大规模起义,面对大半个中国几近糜烂的混乱局面,大清朝廷特别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中兴将帅们,首先是在军事上全力镇压,次第荡平,然后在政治上跟随军事进展,攻占一城一地,即迅速设官分职,重建行政管理体系,甚至在经济上也采取多种手段,全力扭转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凋蔽。然而,皇帝和中兴将帅们也逐步开始意识到:一场起义容易扑灭,一座城池容易攻占,一个省府容易治理,甚至连经济凋蔽也容易扭转,但这些农民起义本身却很难避免;而要从根本上防止农民起义“春风吹又生”,光有军事、政治、经济手段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辅之以文化的手段。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正人心”“维世道”。中兴将帅们希望,通过书局的大量设立,通过传统文化典籍的广泛刊刻,能够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挽回世道人心,避免有人再度铤而走险。

崇文书局的另一个使命,就是从短期来看,迅速填补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传统文化典籍毁灭与空白。这种毁灭与空白,在当时遭受兵燹的省份中,处处可见,非常普遍。广西“人士流离,旧书悉毁,旧刊片板无存”,浙江“自遭兵燹,从前尊经阁、文渊阁所存书籍,均多毁失。士大夫家藏旧本,连年转徙,亦成乌有”,南京“两岸房屋十毁五六,存者亦止墙壁耳。文德桥面仅存一线,文庙东偏尚有三四间壁立,余则片瓦无完者”,整个江苏省“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而受到战争影响最大、情况最为严重的,还是曾经三次陷于战火的湖北首府所在地武昌:“三次失陷,遭乱最深,士族藏书散亡殆尽,各处书板全毁,坊肆无从购求。”可见,当时的武昌,官府、学校、书肆、民间所有藏书,无一幸免,以致造成了读书之人竟然无书可读的局面。

崇文书局,正是肩负着上述两个使命,应运而生的。这两个使命也决定了崇文书局建立之后的选题策划方向。当然,清朝建立的崇文书局,还没有今天我们选题策划的概念,但书局要刻什么书、先刻什么书、不刻什么书,书局的主持者如李瀚章、胡凤丹、黄嗣艾等,肯定是早有定见并且一以贯之的,其基本思想是“守正出新”。

首先是“守正”。即崇文书局刻书,以经、史、子、集四部为主。从整体来看,崇文书局出版的382种图书中,经部有50种,史部有54种,子部有98种,集部有82种,占比达74%。

在建立的第二年即同治七年(1868),崇文书局即首先开刻《四书》《十三经》《钦定七经》《御批通鉴辑览》《说文文选》《资治通鉴》《百子全书》《正觉楼丛刊》等28种图书。同治八年(1869),崇文书局更与金陵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淮南书局等一起,参与了合刻“二十四史”的出版盛事。崇文书局在合刻中负责《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明史》等3种书的刊刻,共556卷。就品种而言,排在并列第二位,从卷帙而言,排在第三位。

崇文书局刊刻的《新五代史》,采用毛氏汲古阁本为底本,《旧五代史》《明史》则采用武英殿本。此次合刻结束之后,版本学上有名的“二十四史五局本”形成,崇文书局也由此名闻全国,跻身全国“五大官书局”之列,“因此而立于不朽之域”。

此后,崇文书局每年都会有数种或数十种经史子集类书籍问世,很好地履行了书局创办者们赋予的使命。

其次是“出新”。崇文书局在刊刻经、史、子、集书籍的基础上,还在多个方面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特色。

第一个“出新”,是子部刻书成为崇文书局最大特色,所刻诸子之书位居各官书局之首,“为他局所不及”。刊刻图书包括儒家22种、道家15种、兵家10种、法家6种、农家1种、术数2种、杂家28种、小说家13种,合计有近二百种子书和三部大型丛书。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崇文书局刊刻的大型子部丛书——“百子丛书”,分为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医家、农家、兵家等诸多门类。该丛书规模宏大,第一批诸子典籍刻成于光绪元年,全部刻版告竣则在光绪晚期,持续时间竟然长达三十多年。

第二个“出新”,是在正统史籍之外,崇文书局还致力于保存乡邦文献,刊刻湖北名贤著述,刊刻全国及湖北的舆地、地图书籍。在湖北名贤著述方面,刊刻有汇编湖北地方名绅贤士著述的“鄂局丛书”78册,汇编湖北各府州生员科试的佳作《江汉炳灵集》5集,还有《湖北历代名贤著述》。就连湖广总督张之洞自著的《辋轩语》,也是由崇文书局刊行的。在全国及湖北的舆地、地图书籍方面,刊刻有《清一统舆地图》《清一统分省舆地全图》《乾隆府厅州县志》《清内府舆地图缩摹本》《湖北通志》《光绪湖北舆地》《鄂省营汛州县驿传图说》《长江全图》《鄂省全图》《武汉城镇合图》《省城内外街道图》等。特别是崇文书局还刊刻了《黄鹄山志》12卷、《鹦鹉洲小志》4卷、《大别山志》10卷,首开湖北山水志书的先河。

第三个“出新”,就是崇文书局刊刻了一些原版已经毁失的珍本和未刊稿本,此举被学术界公认为崇文书局最大贡献。比如,章宗源所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向无刊本,经崇文书局于光绪年间刊刻之后,才得以流传于世;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在刻入《连筠簃丛书》后其版即毁,经崇文书局重刻,“海内始得见桂氏之书”。

第四个“出新”,是崇文书局还很重视教育用书的刊刻,出版了大量的新式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如《经心书院集》《经心书院续集》《湖北武学》《图画临本》等。其中,《湖北武学》曾被清廷兵部兵学馆选为教材,《图画临本》则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选清廷学部审定的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为全国小学广泛采用。

编辑校勘:精益求精

在编辑校勘方面精益求精,其实是崇文书局从草创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不懈追求。

清廷颁布设局刊书的谕旨时,湖北巡抚还是曾国荃。这位以“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而著称的一介武夫,在湖北设局刊书之初,首先就想到要延揽精通编辑校勘、精通出版的人才。同治六年七月,曾国荃写信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想从哥哥那里挖人:“鄂中现拟开设刊书局,经费尚易凑集,特难于延聘主持之人。小宋、申夫意欲请张啸山文虎来鄂,总持大纲,未知兄可允许否?祈示知。”八月十二日,曾国荃又写信向曾国藩挖人,这次还加了码,要多挖一个人:“鄂中书局,现拟筹经费每月千余两,为绵延长久之计。因经费集于司署,议由司署主持。至于刻书,悉由局中做主,此外各官皆不妄出主意。如啸山、惠甫二君子愿与筱帅、小宋、申夫为宾主,则兄可请其来鄂主持书局,嘉惠后学为无穷也。”

曾国荃信中提到的“啸山”,指的是张文虎,当时有名的校勘专家,也是曾国藩金陵书局的骨干和中坚;“惠甫”,指的是赵烈文,曾国藩多年的机要幕僚、左膀右臂。这样的两个人才,虽然是亲弟弟要,曾国藩也没舍得给。曾国荃不久离任,为崇文书局寻找编辑校勘人才的任务,落到了继任的李瀚章身上。李瀚章选中了时任湖北候补道加盐运使衔的胡凤丹。

清同治八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国语》

胡凤丹(1823—1890),字月樵,浙江永康人,崇文书局第一任负责人,也是崇文书局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还在北京为官时,胡月樵在他的朋友——清朝著名学者、藏书家孙衣言的眼中,就是一个将来会成为“能吏”的人:“月樵方以驾部郎居京师,好客喜造请,士大夫官京朝,往往多月樵相识。月樵日从诸公贵人,歌呼饮酒,门外车常满,尤强力喜事,遇事愈剧愈心开,诸贵人或有宾祭期集,即以属月樵,月樵咄嗟立办,予特谓月樵年壮气盛,它日当为能吏。”就在崇文书局设立的前一年,“能吏”胡月樵从北京到湖北任职,并在次年因缘际会,成为崇文书局的第一任负责人。在胡月樵受任崇文书局之际,他实际上还主持着湖北厘局,那才是他在湖北的本职工作。但是,他一人兼理厘局、书局,总有“顾此失彼之虞”,于是“具禀力辞牙厘坐办”,得督抚允许转为厘局会办,从而兼职变专职、副业变主业,得以专注于自己深爱的出版事业。

从胡月樵留下的诗作来看,他本人在崇文书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校勘,如“奉诏开书局,琐屑招手民。旦暮雠亥豖,日与古人亲”,“刊书惠士林,雠校不停手”。甚至到了晚上,他也加班进行编辑校勘工作:“兀坐,漏三下,童仆倚屏鼾睡久之,间研箧铿然,始就寝。手抄诸书累积一二尺许。”

胡月樵对于校勘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一字一画,引据商榷,务求考证严苛,“考证宜确也,不确则贻羞”,“每购善本必探其源委而校勘之”,“手自校雠,无倦容”,“每一书成,校勘精核,有诸本不一者,必加按语,衷于一是”,“遇有传写之伪、附会之谬,必博稽群书,确有依据而悉衷于至当”。为了提高刻书质量,他还经常与孙衣言、莫友芝、张之洞等人讨论刻书中的问题,“钩校书史中疑义讹字,至漏下数十刻无倦色”。

张之洞作为胡月樵的上司,对于他的编辑校勘工作,也颇为肯定:“月樵胡君,以观察需次湖北,领武昌书局,校刻善本经史小学之书数十种,丹黄铅椠,日不去手。”在胡月樵的招揽和罗致之下,王柏心、彭崧毓、张凯嵩、刘维桢、王子寿、傅旭初、张鹿仙等一大群学有专长、精于校勘的出版人才,逐步集聚到了崇文书局的大旗之下。按照一直关心崇文书局的曾国荃的说法,是“校阅皆择谨慎恬静之人”。

事实上,当时崇文书局的校勘队伍十分庞大和完备,举一例以说明:崇文书局所刻《明史》,前有参校名单,计开列候补州县官十二名,省、州、县各级学校的训导、教谕、学正六人,举人、拔贡生、附生各一人,阵容相当整齐。而且对于史书中的天文、律历各志,必须“延请精于历算星学者一二人专校”,以求规范严谨。

在胡月樵重视编辑校勘的带领下,崇文书局的刻书质量大大提升,海内称为善本:“督书局十余年,复竭其研校之瘁,刊布善本书,不可偻指数。”崇文书局刻本质量,获得了广泛好评。

首先,得到了倡议设立书局的中兴将帅们的充分肯定。曾国藩“手书宏奖”,“鄂局刻书,愈出愈精,为各局所不逮”;张之洞也称誉其“追长兴之精研,刊麻沙之讹夺”。左宗棠任职陕甘总督时,曾专门定购崇文书局刻本,“派员赴鄂省购置经史子集各书七十二种,共计五百套之多”。

其次,得到了外省督抚的陆续承认。“同治十年(1871)七月,江南盐巡道孙公衣言以江宁士子寒酸者多难于得书,请予总督曾文正公取江宁、江苏、浙江、湖北四书局新刊经籍每部藏于惜荫书院。”云南巡抚杜瑞联于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上奏,“稔知鄂省设局最久,刊书较多。其地水陆交冲,四通八达,故各省寄存善本,卷帙尤为浩烦”,因此希望从湖北崇文书局购买“钦定经史,御选诗文,以及有益身心、有关经济等书”数十种,分发到书院,“藉资讲习”。同时“择其尤要者,饬司酌筹经费,陆续校刊,分发各学。仍遵旧例,听坊间印售,以广流传”。

第三,得到了文人学者的青睐。在藏书、校勘、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都堪称一代宗师的傅增湘,曾评价胡月樵所编辑校勘的图书“校定精审,出江浙诸局刻上,退补斋之名,至今学子多能道之”;民国大学者胡适,在其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特别说明《论衡》《抱朴子》两书,要看“湖北崇文书局本”;另一位民国大学者黄侃先生的《文选平点》是“选学”的一部力作,采用的底本也是崇文书局翻刻的鄱阳胡氏刻本;崇文书局辑刊的《子书百家》普遍受到读者的欢迎,1919年获上海扫叶山房重印,1984年又获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这当然也是对其编印质量的肯定。

第四,得到了图书市场的认可。黄嗣艾在《湖北公藏版刻提要》中曾简要记录崇文书局的图书销售盛况,“相传初时民间购读官本者,门无停轨”;崇文书局的图书,“除在本地批发与零售外,还销往全省及上海、天津、吉林、河南、四川等地,是我国内地出版和销售的中心”;当时的直隶通志编纂局也销售崇文书局的图书,该局共发售江南、江苏、淮南、湖北、浙江、江西六个官书局图书454种505个版本,“按内容子部最多,按省份湖北最众”。

史料表明,在崇文书局内部由胡月樵所首倡的在编辑校勘上精益求精的精神,得到了代代传承。1904年,清政府第一次派团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在向全国征集展品时,就从湖北崇文书局的图书中遴选了包括《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在内的190多种用书参展。展后,清政府又将全部参展图书作为礼物悉数赠予美国政府,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崇文书局所出图书,早在1904年就成为中国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毫无疑问也是对崇文书局图书质量和工匠精神的充分肯定。

刻版印刷:精雕细琢

在雕版印刷的时代,图书的雕版质量,是工匠精神的直接体现。

崇文书局创建伊始,就非常重视熟练刻字工匠的挑选:“刻工系挑江西、扬州、湖南好手,写手亦求其精者。”同时,书局还为这些刻字工匠专辟工作场所,“构矮屋数十间,为手民刊刻之所”。

光绪十五年(1899)张之洞督鄂后,进一步扩充湖北官书局,由善后局每年拔款4000两银充作经费,湖北官书局常有数十名工匠刻印书籍,进一步壮大了书局的印刷力量。由于崇文书局对雕版质量高度重视,并舍得投入,所以其书籍刻版有精雕细琢之称:“镌工精雅,为各省官书之冠。”这充分说明,当时崇文书局在雕版印刷方面,走在了各省官书局的前列。

清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精刻本:《意林五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大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从同治八年(1869)开雕《汉书》开始,到光绪四年(1878)刊刻《史记》结束,前前后后共进行了将近十年。当时参与这项出版盛事的各省督抚——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等人商定,所有的书雕版完成之后,版片全部运往湖北,由崇文书局集中汇印。不得不说,此举是这群既是封疆大吏又是饱学之士的中兴将帅,对崇文书局印刷能力的一种肯定。

崇文书局图书的印刷质量,同样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上得到了充分展示:“送展书籍,虽不以展示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和装帧艺术为主要目的,但就所知送展书籍而言,还是兼顾版刻技艺的展示。即送展书籍,以内容为主,以版刻技艺为辅。因此,在送展书籍中,同一部书籍,便有多种版本送展。兹举两例:《圣御广训》两种,大字本、小字本各一;《御制劝善要言》三种,满汉文本一,大字本一,小字本一。”

据不完全统计,崇文书局刻字工匠们先后所刻的图书版片,共有144700片。这些版片,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乱播迁之后,到今天已所剩无几。而那些精雕细琢图书版片、在崇文书局默默刻字的工匠们,则几乎没有人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他们同样值得我们追思与怀念。没有他们,崇文书局史上的工匠群体将是残缺不全的;没有他们,崇文书局史上的工匠精神也将是空洞无物的。

结语

长期以来,关于崇文书局的图书,常有“行距过密、字体扁平、行多字多”之讥。殊不知,这正是当年所有“局本”的特点之一。而“局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战火之后书籍奇缺的局面,为了适应贫寒读书人大量购买、扩大图书流通范围的需要,因为这种形式可以达到大幅降低纸张成本、降低销售价格的目的。

这可以举出具体的例子。比如48卷的《礼记义疏》,浙江书局版行款为每页11行每行24字,小字双行同,将这部书缩印为32册,光绪七年的售价为3000文;江西书局版行款为每页8行,每行18个字,小字有单行也有双行,每行21个字,将这部书缩印为48册,因用纸不同,光绪七年的售价为3880文;崇文书局版行款为每页8行,每行18字,小字有单行和双行,每行22字,将这部书缩印为48册,光绪七年的售价为6660文。又如《书经传说汇纂》一书,浙江书局版行款为每页11行每行24字,小字双行同,将这部书缩印为12册,同样的用纸,售价为1720文;江西书局版行款是每页8行每行18个字,小字有单行和双行,每行21个字,将这部书缩印为16册,同样的用纸,售价为2080文。

由上述两例可见,在“行距过密、字体扁平、行多字多”方面,以“底本选择审慎、编辑校勘精审”而著称的浙江书局,比崇文书局做得更甚。

至于有学者指责崇文书局个别书籍校勘不精,存在较多错漏,此亦为出版行业所难免。我们一方面要承认个别错漏书籍的存在,采取措施防止再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妄自菲薄,以偏概全,因为一本或两本问题图书而全盘否定崇文书局史上的工匠精神。

历史上,崇文书局的名称招牌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多次变更。但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初创时期的“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还是发展时期的“湖北官书处”“经理官书处”,工匠精神作为这个出版机构的精神内核,一以贯之,如丝如缕,代代传承,从未断绝。

作者章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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