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旗山陕会馆的院子里矗立着两根高高的铁旗杆，“铁旗”在某种层面上与“赊旗”二字有着说不出的暗合。在我看来，这两根铁旗绝不是当年铸旗工匠们的“冲动之作”，而是有一定寓意铸在里面的。铁旗者，铁的纪律，高高在上的统帅也。

一个“赊”字，一个“旗”字，联系在一起，使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跟“赊旗”有关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

刘秀身上就有太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汉光武帝刘秀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中兴之君”与“定鼎帝王”（即开国皇帝的意思）两项头衔的帝王。可以说，他是很有本事的皇帝，也是血肉丰满的人。

国学大师南怀瑾认为，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大概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

这个观点很有味道。刘秀具有西汉皇室血统，是正儿八经的“官二代”，但命运阴差阳错，后来竟成了“下乡知识青年”。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愤青”，当年白手起家时，穷得连一面像样儿的旗帜都没有！

怎么办呢？

《社旗风物》中是这么说的：西汉末年，外戚王莽毒杀了汉平帝，自己当了皇帝，建立新朝。他为了斩草除根，带领十万大军追杀皇室后裔刘秀。走投无路的刘秀从方城向南跑到南阳东北九十里的兴隆店。这兴隆店就是当年仪狄与水婴造酒之地，此时已发展成为中州有名的大镇，整个镇内是酒店林立，酒香扑鼻。人困马乏的刘秀正在望天兴叹时，突然眼前一亮，只见一家酒店门外高杆之上悬挂的一面鲜亮亮的酒旗迎风飘摆，“刘记”两个大字格外醒目。

刘秀盯着这“刘记”两个字，不由灵机一动：要是自己打着这酒旗，不就成了我刘家的招兵旗了吗？于是，他满心高兴地伸手往衣袋里掏钱，要买下这酒旗，谁知却猛地一下愣住了，兜里连一个铜钱也没有了，甭说买旗，连酒钱也没法儿付了。正犹豫，有人大喊“王莽来了”，惊魂未定的刘秀只好携旗带人而奔。路人见他扛着的那酒旗上写着“刘记”两个大字，都想着是先皇的后代招兵哩，纷纷跟着他造起反来，不长时间就招了好几万人马，还在南阳方圆接连收了马武、邓禹、岑朋、吴汉等二十八员大将，号称二十八宿。

昆阳（现河南叶县）一战，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很快就把王莽的新朝推翻了，恢复了刘姓江山。刘秀在洛阳登基做了皇帝。

做了皇帝并没有忘本，他想着要不是当初赊那面酒旗，自己咋能招来兵？又咋能成就这帝业呢？为此，他一登帝位，就派大臣到兴隆店宣读圣旨，御笔亲封改“兴隆店”为“赊旗店”，封兴隆店龙泉酒为“赊店老酒”，作为皇宫御宴用酒，“王莽撵刘秀”的故事，自古至今在社旗民间流传很广。清朝咸丰年间诗人尚志亭写有《咏赊旗店命名》一诗，诗中有“白水真人起义师”句，就是记的这件事，因刘秀的家乡在新野白河之畔，为此而被民间称为“白水真人”。足见这一传说的影响力。

段玉裁注《说文》：“买物缓偿其价曰赊。”赊，不是讨要或施舍，而是一笔生意，是赊者和被赊者都认可的事后付款的买卖。

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规范是诚信。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份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这一份精神遗产，某种程度上比拥有万贯家产都重要。

它是一个有志者前进的动力、奋斗的理念！

刘秀在赊店酒家赊来的这面帅旗，无疑成了他人生的转折。

当然，也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

古往今来，在社会转型期，能从一个卑微书生成为天下雄主的人有几？

偏偏让一个连喝酒钱都付不起的“愤青”给赶上了。

可见，一面旗帜对于一个正处于创业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笔者顺便补充一句，我在这里强调的“旗帜”，其实质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可以引申为一种远大理想或壮丽事业。

二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是谁说的话？年轻时刘秀的肺腑之言。

尽管身陷困境怀才不遇，却不坠青云之志，其实在刘秀未到赊店之前，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了。

等做了皇帝，他也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得陇望蜀”。而且，还破历史纪录地创造了“疾风知劲草、有志者事竟成、乐此不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等成语，供后人表达心声。

所以，我觉得刘秀身上有太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一个不起眼的“乡野愤青”，身逢新莽乱世，在风云际会中历尽坎坷终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实在不易！

千百年来，人们对他也是“缤纷身后名”。有人认为，他是由草民而致万乘之尊，咋说也是创了一把奇迹，皇帝当得很好，把乱世拾掇成“光武中兴”而功垂千古；也有人认为，他虽然流落乡野，但毕竟祖上都是官僚豪强，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好皇帝看待，放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看到他身上的人格魅力和历史价值，对他的评价也日趋客观真实。

东汉开国名将冯异就这样称赞自己的领导：“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掳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

《贞观政要》：“朕之主，皆年逾四十，惟汉光武年三十三。”

《资治通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梁启超是这样评价的：“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励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毛泽东也曾说过，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皇帝、最会用人的皇帝、最会打仗的皇帝。

这样的评价应该算得上中肯。

历数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像刘秀这样相对“英明”的统帅确实没几个！

客观地说，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单纯就他所做的某件事来看，而要从他对历史所做的贡献、所处的地位或时代背景多角度来评价。要论成就，秦始皇、汉武帝、李世民、成吉思汗、康熙都可以说是伟大的，但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并不都是具有进步意义。

总体上看，这些皇帝还是推动了历史发展的，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要说“好”字，着实牵强！

我个人认为，汉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绝对不是唯一，其他有作为的皇帝也不是唯一。他在爱惜百姓、偃武修文、礼乐教化方面，甚至比李世民还要好一点。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是这样下结论的：“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武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至其能致治平强盛，乃“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这话应该是有来头的。

总之，像他一样武功这么强的不难找到，武功这么强还博学多才、温文尔雅、诚实可靠、纯情痴心的，真的很难找。“初，光武长于民闲，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衡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后汉书》）。可见，他的卓尔不群。

三

光武帝刘秀实在该是赊店古镇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的出现，不仅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改变了赊店小城的命运。

我虽不赞成有些学者的“英雄创世论”，但我确信一个精英对一个时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战旗猎猎的时代，必然是一个英才辈出、风起云涌的时代。历史的画卷因此而大放异彩。人民群众固然是历史创造者，但一个团队、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组织乃至政治集团的兴旺发达，其“带头人”的作用决不容忽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

所以，在我看来，一个王朝的颠覆，大概不是“刁民”太多，而是“精英”太少。群众眼中的领导，基本上都算是“精英阶层”。说好听点，是上层建筑。上行下效——试想，你一个集团的最高统治者就开始腐败透顶了，谎言连篇，胡作非为，还能指望你的“下属”效仿什么！不就是“你坏，我比你还坏”的群丑表演么？

《论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层领导的道德好比风，平民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古代中国以道德立国，推崇道德是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一个“大传统”，探讨这一传统，在现时代将不仅有助于理解古代文明，而且也将有利于开掘和整合传统道德资源，当然这也会为我们构建新时代的道德文明提供一种历史借鉴。

在对道德的认识上，古代文化不仅从日常社会规范的角度上来把握，更从本体的存在意义上来解读。这表现在：道德一是被看成人性的规定性和前提，即“德者，性之端”（《礼记·乐记》），同时被视作一种普遍而超越的宇宙精神，“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时之调，览乎阴阳之交，寒暑不能动，四时不能化；敛乎太阴而不湿，散乎太阳而不枯，鲜洁清明而备严威。”（《韩诗外传》）

故此，道德也就被视为具有某种绝对价值的存在：“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周子通书·慎勤》）

那么，古代社会为何如此重德呢？这可能是受“人治”的影响。历史语境中的所谓“人治”，其核心是要求“治人者”（具言之即天子、帝王），应像古代传说中的圣人一样，爱民如子，举止可典。

孟子的仁政思想尤其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治人者”理当像个为民父母的样子，决不应自己花天酒地（厩有肥马、庖有肥肉）的“独乐”而不顾人民的饥寒，应像文王那样，与民同乐，爱民如子，看到人民转死于山谷，就那样，心里感到愧疚而难过。

后世魏征在劝谏唐太宗时，也是从此角度立意的。他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贞观政要》卷二）

史称唐太宗以“积德、累仁、丰功、厚利”自期许，看来，“人治”也自然会拉动统治阶级自身尤其是社会对道德人格的追求。

而当下社会，一些利欲熏心者的道德底线屡屡被突破，从官场、商场，再到学术，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都有权力的影子，“逐臭之夫，长袖善舞”，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

而普通人呢？为了博得基本的生存权，在已被既得利益者挤压得不能再挤压的所剩无几的生存空间中，只好铤而走险！

因为，现实教育了他们：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社会流动频繁，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人们的身份制土崩瓦解，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一些人靠拉关系、钻法律、钻政策空子投机倒把，尔虞我诈，大捞不义之财，最后发家致富竟不知羞耻！

四

毋庸置疑，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经济与多元道德观念并存的时代，这是社会开放的必然过程。但在我们这个转型期的社会里，仅仅承认多元化是不够的，面对复杂变化的社会现象，更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价值取向，坚持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不让精神沉沦、道德蒙尘。

那么，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团体或政府机关，要像一面旗帜那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凝聚力、向心力，靠什么？

我认为，主要靠这个团队领导的优秀品格、宽阔胸怀、诚信态度、决策智慧、非凡能力、执着精神和严谨作风。

有了这几样“法宝”，旗帜一挥，所向披靡！

解放军出版社《辛亥革命》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她（中国）具备一切构建伟大国家的因素，唯一缺少的是意志和引导的力量。有了这一东风，你会发现中国早就万事俱备。中国多的是能人，他们拥有完美的执行能力，高度计划的头脑和勤劳工作的双手。”

话说得很结实。我仔细看看作者，是一个叫阿瑟·贾德森·布朗的美国人。

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旁观者清”啊！

是的，中国自古不乏像刘秀这样的“能人”，但拥有“意志和引导的力量”者实在是寥若晨星。做一面时代的旗帜，谈何容易？

人无信不立——在中国历史上，刘秀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因此成就了他的“光武中兴”！

刘秀真不愧是东汉王朝的“火车头”！

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自己做到，而且还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别人自然会敬他服他跟他——在古镇赊店，山陕会馆那两杆高高矗立的铁旗，何尝不是对诚信理念的高蹈与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