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马连良艺术上的合作伙伴、被行内尊称乔三爷的著名鼓师乔玉泉的去世。

乔三爷与马连良合作了近二十年，堪称马派艺术的缔造者之一，二人亲密无间，心有灵犀。马连良在台上的一个眼神、一个亮相、一个手势、一个台步都与乔三的鼓点配合得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一对鼓楗子即打出了人物的情绪，又渲染了舞台气氛。

他常说：“打鼓的首先要会唱，不但会还得熟，如果等着角儿在台上‘叫起’（戏班行话，对乐队示意），打鼓的才开始打，那就算误了。”

乔三爷与杭子和、魏希云并称“鼓界三杰”，名副其实。马连良本身最喜欢掌板击鼓，有时常在自己的戏前面为别人打一两出，过过鼓瘾，台底下都非常认可。只要他一见乔三爷到，立马让位，对乔三肃然起敬。

乔家以前生活非常贫困，乔三爷养成了知勤识俭、省吃俭用的习惯，可以说是不懂得花钱。加入马连良的扶风社后，日子越来越好，在琉璃街置了一所不错的四合院，平时依然不舍得花钱。

在上海天蟾舞台散戏后，他就在路边吃一碗阳春面，马连良见后心痛地劝说：“三哥，打完一出《一捧雪》多累呀，您吃点儿、喝点儿，别吃阳春面了！”他也不往心里去。戏班的人在开戏之前都有吃鸡蛋的习惯，认为补身体而且不上痰。马连良知道乔三省惯了，不舍得吃鸡蛋的，就让人买了一筐鸡蛋给他送去，乔三不舍得吃，让人卖了。他的病逝与他清贫的生活不无关系。

为了尊重乔三爷的习惯，马连良在家产倾尽的日子里，决定亲自出资为亡友办理丧事。在广安门内长春寺开吊的那天，马连良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从山门以外一路跌跌撞撞，踉跄而行，亲自为他的玉泉三兄盖上了最后一床被，抚棺痛哭，捶胸顿足。

他不断哽咽地说：“三哥、三哥，您别走啊，以后谁帮我呀？！”如此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令马连良心灰意懒、意兴阑珊，无心于氍毹之上。他深知道，艺术是人创造的，乔三走了，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他，舞台上没了默契，这戏还唱什么劲儿啊？他心中明白，一个马连良艺术的鼎盛时代结束了，我还会东山再起吗？

1947年8月30日是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六十大寿，他约请南北名伶前来上海，要办一次大汇演，杜多次派人来京约马。袁世海见马连良心情郁闷就前来相劝，他说：“三叔，咱们还是赶快去上海吧，您还没看出来这阵势，咱们一天不走，这义务戏就永远的没完！谁受得了啊？！”

马连良心想世海说得有理，只有唱戏才是自己目前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寄情于舞台上的每一场演出，才能暂时忘记那场混帐“官司”带给自己的屈辱，以及失去艺术伙伴给自己的精神上打击。加上自己身上还欠着一屁股账，必须强打精神挣钱还债。

就像《打鱼杀家》里萧恩唱的那样，“我本当不打鱼关门闲坐，怎奈我的家贫穷无计奈何！”李华亭是扶风社的经励科，问道：“三爷，咱们请谁打鼓呀？”马连良无可奈何地说：“乔三爷在，谁都不行；乔三爷不在，谁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