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系列”（6）

上一篇文章，我们说到袁世凯企图把武汉革命军作为筹码向清政府施压，所以在拿下武汉三镇中的两个（汉阳与汉口）的情况下，却故意留下武昌，还主动放下强者的身段，主动找革命党求和。不料，第一次求和，革命党居然不给他面子。袁世凯不甘心，又进行了第二次“和平试探”，并吸取第一次的教训，派出了一个少年英雄，果然奏效。

袁世凯虽然老奸巨猾，但想和革命军谈判却有一个巨大障碍——不了解革命军内部情况。因此，他得找一个人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这个人必须让革命军不讨厌，还得熟悉革命军。说实话，这样的人在南方一抓一大把，但在北方还真不是那么好找。

不好找不等于没有，袁世凯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人。

谁呢？

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一个出口成章的大才子，也是一个革命党人。他之前因为行刺摄政王载沣，一直被关押在监狱。大家应该都猜到了，没错，正是那个姓汪的。

袁世凯觉得汪年轻，可以加以利用，于是把他和其他一些反满人士一起放出来。老袁身边的特务头子赵秉钧也觉得汪是个可用之才，力劝老袁将其留在身边，予以重用，这正合老袁的本意。于是，袁世凯派自己的心腹、学务副大臣杨度与汪合作，联络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成立“国事共济会”。名义上，这个共济会是调和南北关系的机构，实际上是老袁政治阴谋机关之一，目的是打探了解南方革命党的情况。

杨度

此时，南方革命党又在忙啥呢？

忙统一指挥机构。

南方各省起义是分散的，要武力推翻清政府，需要拧成一股绳而不是各自为战。因此，成立领导机构，统一指挥成为当务之急。

11月9日，黎元洪提出要成立一个临时中央，统一领导南方革命军，并致电各个独立省区，希望他们派出代表到武汉开会，商量成立临时中央之事。但是

这样的会开了，但不是在首义之地武昌，而是上海。

怎么会这样？

技术原因。

当时，电报线路不通畅，黎元洪的那个电报直到11月17日才到达上海。而六天之前的11月11日，江浙两省的都督就已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统一机构的事情。次日，江浙两省代表到达上海，大家建议在中央机构未成立之前，先推举伍廷芳和温宗尧作为临时外交代表。

黎元洪那封电报到了上海，就造成一个问题：这个会究竟在上海开还是武汉开？

黎元洪

上海的代表们觉得不给黎元洪面子不好，毕竟武昌是首义之地，于是一致决定以武汉为中央军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黎元洪代行中央职权。此后，陆续到达上海的各省代表纷纷启程赶往武汉。

11月30日，革命军各省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为避免被北洋军干扰，开会地点没有设在鄂军都督府，而是在汉口英租界的顺昌洋行。会议公推年龄最大、德高望重的湖南代表谭人凤为第一任议长，主持会议。

会议期间，很多代表都认为，清政府名存实亡，袁世凯已经掌握了整个北方的军政大权。所以，现在的革命已经不存在革命党和清政府之间，而在革命党和袁世凯之间。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应说服本就是汉人的袁世凯去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如果袁世凯愿意这么做，革命军当推举其为临时大总统，以酬其功。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根据袁世凯的意思，电令英国驻武汉总领事葛福当面向黎元洪提出，希望调停中国内战，这是袁世凯第三次对革命军进行和平试探。这一次，黎元洪没有直接回答行或不行，而是含糊表示：有话可以拿到会上去说。

朱尔典

英国领事见黎元洪松口了，于是找到会议代表和议长谭人凤，传达了北方袁世凯所提出的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很温和，又细分为两个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世凯领导的内阁代表满清政府统治下的各省区，和一个能够代表全部独立省区的南方机构进行谈判；一个是局部谈判方案，由北方军队在武汉的最高指挥官冯国璋、段祺瑞与鄂军都督黎元洪进行一场关于湖北地区的停战谈判。

第二个方案就过分多了，要求革命军完全退出武汉，到离武昌15里外的地方驻扎。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要求革命军交出所属军舰，由英国人代为保管。

第二个方案显然不会受到革命军欢迎，而第一个方案对革命军则充满了诱惑力。果然，会议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位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把推翻满清政府的希望放在了袁世凯身上。

12月2日，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来。江浙沪5路联军经过浴血奋战，打下了南京。于是，各省代表纷纷提议把代表大会迁到南京继续举行，并在南京组织成立临时中央机构。

此时，革命军内部开始陆续出现问题。12月4日，留在上海的一些代表因为武汉方面情况不明，擅自举行了一次选举会，推选黄兴为革命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15日，又再次开会形成决议，在临时政府没有组建以前，由大元帅黄兴代行临时总统的职权。

上海代表的行为，马上激怒了在武汉的代表。他们认为，各省代表达到武汉以后已经做出了职权分工，上海代表只负责接待联络，开会选举是武汉代表的职权，所以上海的选举是无效的。在上海的代表则认为，他们一直收不到武汉代表的消息，而武昌的局势又非常不稳定，所以上海的代表同样具有选举权。

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只是上海和武汉的争论，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同盟会和非同盟会之间的一场较量。上海的同盟会代表认为，武汉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劣势，被北洋军压着打，而江南形势则一片大好，连南京都打下来了。况且黎元洪要负责武昌的军事，无法抽身东来，就没有理由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武汉方面认为，这次选举完全是上海的同盟会一手包办，目的就是独揽大权，而且黄兴在汉口和汉阳连战连败，丢尽脸面，根本不配做全国革命省区的最高领袖。

带着这种争论，各省代表于12月下旬到达南京。大家商量了很久，总算想出一个折中方案：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但因大元帅忙于武昌战事，暂时不能到南京主持工作，由副元帅黄兴代行大元帅的职权。不料，这个方案两面不讨好，黎元洪不表态，黄兴更是公开通电表示自己不做任何形式的元帅，也坚决不当这个头。

这就尴尬了。黄兴和黎元洪都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其他人的资历和实力又不够。如果一把手的位置没人坐，或者坐的人资格不够，后面很多事情都无法开展。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一个重要人物突然冒出来抢果果，还把黎元洪和黄兴都压了下去。此人和黄兴、黎元洪、袁世凯一起，后来被称作“民国四大伟人”。黄兴和黎元洪可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下一篇文章，咱们来看看这个渔翁是怎么得利的。

参考资料：

1.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 何炳南：《武昌起义》

3.徐海：《黎元洪传》

“许述工作室”核心成员查佳峰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