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耳曼民族属性“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大不列颠反客为主，并且开始融合出“英格兰”民族时，原本为西方文明核心区的西欧地区，同样在经历一场改天换地式的地缘变革。既然“英美文明”是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次生文明，那么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地缘政治示意图（公元480年）

这场变革在政治层面体现为“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内部矛盾进入了爆发期（史称“三世纪危机”）。为了更高效的平息内部矛盾，帝国在3世纪末推出了“四帝共治”的政治制度，并逐渐形成东、西分治的局面。从地理层面来看，这种做法有其必然性，毕竟作为一个“地中海帝国”，单一的政治中心很难兼顾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不过，这种内部分而治之的做法，也仅仅让罗马维持到了公元5世纪。公元410年，在最后一名罗马军人离开不列颠，回到欧洲大陆两年后，日耳曼人中的“西哥特人”，由巴尔干半岛方向攻入意大利半岛和罗马城，并随后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西哥特王国”。

东、西罗马帝国地缘结构图

公元476年，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雇佣军发动叛乱，夺取意大利全境。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一事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终结。随后，日耳曼人中的东哥特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等部族，相继入侵西罗马故地，并纷纷建立日耳曼人属性的国家。欧洲从此由罗马文明时代进入了“中世纪”时代，一直到15、16世纪相交之际，在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以及宗教改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视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才宣告结束。

准确地说，黑暗的中世纪所指向的是“西欧中世纪”。历史学家们曾长期认为，中世纪的西欧，在文明进程上是停滞甚至倒退的。被后世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在文明层面则一直保持着延续性。并且在保留罗马文明特点的情况下，融入了部分东方文明色彩。

在人类历史中，文化落后的“蛮族”，入侵文明先进地区并取得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不同之处在于，大多数所谓蛮族很快会安于以统治者的身份，享受先进文明及生产力所带来的成果。比如中国历史上，北方马上民族入主中原，几乎无一避免的遵循了这一规律。

日耳曼人对西罗马的入侵却并没有导致这样的结果，而是选择了在罗马的废墟上，以自己的方式和价值观为主导建立国家。以至于当西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希望摆脱中世纪的黑暗形象进行文明升级时，需要回过头去以“文艺复兴”之名，从希腊、罗马文明留下的文化、艺术遗产中吸取养分。

只是不管日耳曼人，多么为自己的原始传统而感到骄傲，罗马的遗产还是对中世纪的西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罗马帝国的成功，使得“罗马皇帝”的桂冠成为了一笔无法舍弃的政治遗产。从以法国为核心的“法兰克帝国”，到以德国为核心的“神圣罗马帝国”，无不将加冕成为罗马皇帝，视为取得最高权力的象征。

查理曼帝国地缘结构图

神圣罗马帝国地缘结构图（公元972年）

更加深远的地缘影响则体现在语言的影响上。今天，德国、奥地利、荷兰，以及北欧等罗马帝国未能征服的日耳曼人地区，在民族语言上属于“日耳曼语族”；而原本属于罗马核心区的地区，虽然在政治文化上日耳曼化，但在语言上表现为拉丁化。以至于：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被归类为“拉丁语族”（又称“罗曼语族”）。至于曾经被罗马征服，后来又被主动放弃的英格兰地区，则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成功，在语言进入了“日耳曼语族”的阵营。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分化进一步加深了英国与法国的隔阂。时至今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出访中国发表演讲时依然会喊出“在接下来的30到40年时间里，让法语成为世界第一语言”的豪言壮语。与法语的拉丁语背景不无联系。最起码法国人会认为，比之原本处在文明边缘的德国和英国，他们语言才是真正优美和有历史的，也更有资格成为世界第一语言。

梦想总是要有的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即便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人如此推崇古希腊、罗马文明，但漫长的中世纪还是让“西方文明”，深深的烙上了日耳曼印记。准确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西方文明”，核心是由：日耳曼文化、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化三者共同作用而成的。

那么，日耳曼人的征服，为西方文明注入的究竟是哪些特征呢？不同的视角，可以总结出很多特点来。不过追根溯源的看，这些特点的源头都指向一点，那就是“自由主义”，再具体点说，则是“个体意识高于集体意识”。这与世界大多数文明所体现出来的“集体意识高于个体意识”是截然不同的。

人类由原始公社进入文明阶段的一大特征，则是通过某种意义形态的指导，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将部分个人权力交出统一管理，以形成合力促进共同进步。从这点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源动力来自于认识到集体协作的必要性。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根本作用，便在于弥合集体内部的个体差异。然而这并不代表“个体意识”的不重要。相反，个体意识所带来的“多样性”，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的选择。如果片面的抹杀个体意识去强调集体意识，或者说没有一套正确的机制，遴选出最优的方案，那么由此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日耳曼蛮族统治下的西罗马帝国（公元507年）

与成熟的罗马文明相比，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日耳曼人，要显得自由散漫的多。由于选择了野蛮生长，而不是融入罗马文明，日耳曼原生文化中的这种散漫性或者说自由性，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在这里，我们先不探讨社会价值观的天平倾向于“个人”还是“集体”，更有利于民族和社会的进步，而是先来看看日耳曼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其中最为显性的一个表现，应该是“习惯法”的延续。

一般来说，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拥有了系统、成文的法典。如刻在石头上的，古巴比伦人 “汉漠拉比法典”；刻在铜柱上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等等。以此来说，日耳曼人在入主罗马故地之后，也应该很快拥有自己的成文法典。不过摧毁西罗马的日耳曼人，却拒绝这样做。在他们所统治的土地上，采用的是“属人原则”，日耳曼人依旧遵循自己的习惯法，罗马人则被允许按照罗马法典行事。一旦一个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发生纠纷，那么采用日耳曼人的习惯来判定是非。

虽然最初的日耳曼人，拒绝采取罗马人的方式来约束自己，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欧大陆还是在罗马成文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成文法体系。其中代表性的，就是以法、德为核心的 “大陆法系”；与之相对的，则是以日耳曼习惯法为基础，用传统、判例和习惯为判案依据的“英美法系”。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法律都是社会价值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的这种本质性区别，也使得我们在技术上，更容易将“英美文明”从“西方文明”中提炼出来单独审视。

单从法律属性来看，英格兰甚至比长期以“日耳曼”天然继承者的德国，更有资格认定自己，是日耳曼文化的继承者。这当然与其地理上的边缘性有密切关联，作为欧洲最重要的离岸岛屿，不列颠虽然在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从欧洲大陆吸收各种元素，但却能够因为这种地理独立性，一直保持自己的特色，并且借助在海洋时代的扩张，将之发展成为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文明体系。比较而言，不断参与欧洲中心争夺的德国，则和法国一样，认定自己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由此显露出更多的罗马化特征）。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英格兰和“英美文明”也不是突然崛起的。在英格兰开启自己的全球化时代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到中世纪，看看进入“七国时代”，奠定民族基础后的英格兰，又经历了些什么。到底还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英美文明”的产生。就英格兰民族形成这个问题来说，并非没有遇到过挑战。因为在七大王国的内部竞争接近尾声，有望建立统一王国之时，可怕的维京人来了。

维京时代的不列颠（公元9~11世纪）

公元8世纪末——11世纪中的将近300年时间段，是西欧历史上著名的“维京时代”。来自北欧的维京海盗，沿西欧海岸线一路向温暖的南方侵扰。从波罗的海一直到地中海的沿海地区，都处在“维京人”的攻击范围内。对于这种来自北方的压力，中央之国应该是很有感受的。区别在于，中原王朝所承受的压力，源自于游牧/渔猎民族的战马；而维京人依仗的，则是他们特有的“龙头战船”。

维京人当下的族群标签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其核心政治成员为：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其中瑞典和挪威，分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西两侧；丹麦的核心之地则为日德兰半岛及其左近的：菲英岛、洛兰岛、西兰岛。很多时候，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形象，又会和“北欧”的地缘概念重叠。又或者说，一提到北欧，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上述三国。不过从地理和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北欧”板块还应该包括，受斯堪的纳维亚民族、文化辐射而生成的：芬兰、冰岛两国。

维京人在中世纪的扩张

在维京时代，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政治主导，是与欧洲大陆地理关系更为紧密的“丹麦”。入侵英国的维京人，不仅对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造成重大威胁，还在英格兰东北部建立“丹麦区”（入侵英格兰的以丹麦人为主）。

公元1014—1035年期间，当时丹麦国王克努特，甚至还夺得英格兰王位，将之纳为丹麦“北海帝国”的一部分。不过，与罗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主不列颠，对不列颠原有民族结构造成重大改变不同的是，“维京时代”除了带来更多恐怖回忆以外，却没有对英格兰已经形成的民族、文化结构，造成破坏性影响。

斯堪的纳维亚人地缘关系图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维京人同样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一员，二者在种族、语言、文化上，拥有很强的共通性。前者在欧洲的原始分布地，本身就与维京人紧密相连。当年也并非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迁入了英格兰。其中留在德国境内的以撒克逊人为主，并在中文中被译为萨克森人。

在德国历史中，萨克森人素以作风顽强著称，其除了向英格兰地区迁徙以外，还向德国内地进行过迁徙。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德国政区中的三个以“萨克森”命名的州（包括：下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克森州），体味到这种地缘关系的存在。

德国行政区划图

现在我们清楚了，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在民族源头上其实与德国是一样的，都源出于“日耳曼民族”。这意味着，即使有大量维京人登陆不列颠，并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融合，也不至于改变英格兰的“日耳曼属性”，或者造成新的地缘分裂。

事实上，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历史上，从近亲属性的日耳曼人中吸收新鲜血液，以壮大自己的核心族群，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数据表明，以最初的移民国来说，“德裔美国人”的数量，甚至已经超出了英裔和爱尔兰裔，成为了美国第一大族裔（时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亦是德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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