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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一句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放在中国身上也是一样。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的版图，是经历过5000年的历史磨合，其间的地缘轨迹异常清晰。我们只需按照历史的脉络，随着中华民族扩张的路线解读下去就行了。当然，尽管每一个王朝的循环看似都有些类似，但其实都有各自的地缘重点。如果把握住这一点，才是中国部分的关键。

既然准备按照历史的脉络来写，那么从什么时代开始亦是一个问题。如果要追要溯源的话，也许要从史前人类走出非洲开始了。这样的工程实在不是我能承受的，事实上现在也没有定论。如果从这一块开始的话，大家又会陷入到DNA的争论中去。

如果仅从有明确记载的历史时期开始，那么西周的共和元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公元前841年）。从那时起，中国的历史就有了明确的纪年。不过对于华夏民族的最初起源，始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我们还是要从炎黄时代谈起。这一部分一直到商代，之前都被西方认为是神话时代。当然甲古文的发现让这部分历史变得有了可信度，因此中国古代对于这一部分的记载也可以部分采信了。

当然，我并不想介入“专家”们对那些生僻的汉字及名词解读的争论当中。我更想做的仍然是用简单的逻辑关系，结合一部分可信度较高的史料，解读一下华夏文明形成的地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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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全景的角度先审视一下中国的地缘结构。

之前我曾经将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直至海洋的中国疆土称之为“古中国核心区”，换而言之也就是汉人主要居住开发的区域。而其余的东北地区、蒙古高原、西域盆地区、青藏高原都被列为曾经的边缘地区。当然这种分类方法都只是相对的，这些所谓的边缘地区，现在都已经明白无误的成为中国主权完整的一部分了。之所以要这样划分是想让大家清楚，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就是这几块边缘地区与核心区的反复博弈过程。而今天之中国能够拥有这这些地区，是有无数先人流血牺牲而造就的。

当然正如在历史上， 这些所谓的“边缘地区”需要时间成为中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一样。所谓的“核心区”也不是一天造就的。在这张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按照各自的地缘特点，古中国的核心区可以由北至南，由西至东大致被划为6个区域，即黄土高原区、华北平原——山东丘陵区、四川盆地区、长江中下流平原——丘陵区、云贵高原区（包括横断山脉）、东南沿海丘陵区。

这6个地理单元成为华夏核心区的顺序大致是由北向南的，起点就是在黄土高原。不过今天的主角却不仅仅是黄土高原，最起码在它的东方，山东丘陵乃至辽河平原应当与之获得同样的地位。

在我们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当中，黄河和黄土高原一直是做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因此黄河也被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这一点曾经让年幼时的我很不理解，最起码对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来说，长度更长、水更清的长江更应该享有这个资格。

不过如果仔细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和地缘结构的话，黄河的确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将黄土高原当做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地就不够准确了。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名词或者说是“族群”的影子是挥之不去的，特别是对于西周以前的历史来说，那就是“东夷”。在周人所建立的华夷五方格局中，位于华夏族四个方位的边缘族群看似都属于受歧视的民族。

但从字的原始结构来看，东“夷”和西“戎”明显属于中性，并带有武力色彩。前者的意思为持弓之人，后者则直接代指兵器。而对于南、北两个方向的边缘族群，周人明显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南蛮、北狄分别被贴上了“虫”族和“兽”族的属性。

对于周人高看西方的边缘民族，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于传统史观来看，也承认从黄土高原上走出的华夏民族，与这些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民族有者血缘上的联系。不过没有为东面的“夷”族贴上一个更为恶劣的标签，却让后世很多以华夏正统自居的人所看不懂。当然，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看得懂字义本身所带有的属性。不过对于后世很多人来说，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是“西戎”还是“东夷”都已经彻底的沦为贬义词了。尽管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这四个方位的族群结构并不相同（特别是所谓“东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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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还没有占据中原，并形成华夷五方格局之前，最初的“中国”（如果我们能将之称为“中国”的话）是由两大族群组成的。分别是居于西方黄土高坡的“原始西羌”族群，和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东夷”族群。之所以用这两个名词来概括这两大族群，是为了与“专家”们的文字游戏划清界线。否则仅仅是“夷”这个字所代表的属性就要被争辩上几个月。尽管他们所提出的所谓“史料”最多也就2000多年的记载时间，而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族群却生活在4、5000千年以前。

关于“原始西羌”的定义，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后世所称的“华夏族”划等号。之所以在这里不直接用“华夏族”这个符合代表黄土高原上的先民，是因为后世所称的“华夏族”很大程度上是由东西两大族群融合而成的。如果单从文化上的贡献来看，东部的族群可能还要大些。当然，最后取得政治胜利的是来自黄土高原上的族群。因此后来在华夷五方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族群被当然的贴上的“华夏族”的标签。

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仅仅将黄土高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非常不严谨的。这就好像两家公司合并重组，新的公司可能会使用原先一方的名称，但这并不代表另一家公司原有的影响就不存在了。只是时间久了，后人多会根据名称来单线寻找历史的轨迹罢了。

关于“羌”字的使用是和“夷”字相对应的。前者之意可解读为“牧羊之人”，后者可理解为“持弓之人”。这分别代表了两者的主要生产方式。黄土高原上的族群所 处之地多山多草，以放牧山羊做为最初的生产方式是自然的选择。即使是在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黄土高原上的老汉扎着白羊肚手巾，赶着一群羊在山坡上行走。尽管那些山丘远望过去已经是光秃秃一片了。

而东部沿海的地形地貌显然更适合“渔猎”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对付林中的野兽，还是水里的鱼，弓箭都是不错的工具。这种生产方式的影响一直沿续到现在，尽管对 付林中动物的工具已经变成了“枪”（由于政治原因，已经不让用了），而对付水产品的工具早以被效率更高的“渔网”所代替。

关于这东西两大部族原始的聚落区域，我们需要有一个了解。概而言之就是“原始西羌”居于黄土高原之上；而“原始东夷”则散布于辽河平原向南，直至“东南沿海丘陵”北沿的沿海地带。如果用一个汉字来比喻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那就是左转90度的“旦”字，或者是是左右翻转180度的“旧”字。

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

关于“原始东夷”的分布区域，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比之黄土高原上的族群要更具有“海洋属性”，这也让他们能够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进行迁徙并传播文化，由此也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文化区。即位于辽东半岛西侧，以辽河平原为主的“辽河文明”区；山东半岛上，地形特点为“丘陵”地带的“海岱文明”区（“海”为黄海，“岱”为泰山）；长江以南，位于太湖周边，南至“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北沿的“环太湖平原”的“太湖文明区”。

关于这三个文明区之间的关系，目前已为考古方面所证实。最为显著的证明是生活在这几个地区的先民们，都具有类似的制陶工艺（黑陶）和玉器文化。事实上在华夏族尚未完全融合这一地区的时候，也的确将之冠以不同的前缀命名为各类“夷”族（如“徐夷”“鸟夷”一类的）。

由于后世按照考古发现的地点而命名他们所发现的所谓“文化区”，因此即使是有着强烈亲缘关系的文化也会有不同的名称。这种习惯并非现在所有，古代的史官们也经常做这种“盲人摸象”的事，同一个民族由不同人记载会有N多不同的名称。这种混乱的情况使得一般的非专业人士无法洞查其中的联系。

当然，以原始先民的交通能力而言，在地理相隔较远的区域内，相同的文明来源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变，的确也会产生差异。将之命名为不同的文明也说得过去。

就我们今天所在说的“原始东夷”的三个主要聚落区来说，按照现世考古学家的命名，我们可以分别找出三个有代表性的文明符号来。即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明”；以山东丘陵地带为中心的“龙山文明”；以及太湖以南的“良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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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提到，古代的海岸线和现在的海岸线有所不同。的确是这样。由于上古时期的温度要比现在高，因此南北两极的冰也没现在那么厚，海水的也相对的比现在高。换而言之就是我们所担心的“温室效应”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开始气候变冷是在商周之交，具体的情况以后会提到。

就我们现在所要说的时空，大概处4000年前，也就是所谓的“夏朝”以前的事。或者说是大约6000年——4000年之间的这段历史。在这一时期可以确认的事，中原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以至于先民们随时可以看到大象的出没。

由于温度的原因，当时的海岸线要比现在更靠西。可以说从渤海——黄海——东海，海岸线都要比现在后退几十公里。当然这意味着现在的天津、上海包括江苏的部分沿海城市当时都并不存在。不过大家也别把这种变化想象的过于严重。相比于整个地质变迁的过程，几千年时间只是弹指一挥间。海岸线的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的地缘格局并没有实际的改变。

我做了一张〈华北平原岸线变迁示意图〉，大致标示出了黄河下流地区的这种变化。其大致的起始日期是在6150年前，在此之后海岸线开始向东推移，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要讲述的历史当中，这是海洋所能推进的极限了。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原始西羌”来说，海水的高低并没有实质的影响。而对于处在东部沿海的“原始东夷”族来说，却要直接面对岸线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