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章句序》开头便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他把道学的核心称为“道统”，并说这就是尧之所以授舜的“允执厥中”，也即舜之所以授禹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明刊本《中庸章句》
我们认为，用“允执厥中”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概括孔子在《中庸》中提出的“中庸”观念则可，以之概括《中庸》全篇内容则不可——“中庸”只是《中庸》篇讲的第一个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详见拙文《“中庸”是富于辩证精神的思想方法》，见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
而《中庸》篇内容实际主要讲君王的道德修养，正如《大学》从“大学”讲起，实际通篇讲君王之道一样。
《中庸》，唐陆德明解题引郑玄云：“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主之德也。”“记中和之为用”是解题，“昭明圣主之德”才是概括全篇内容。郑玄的说解显然比朱熹更确当。
郑玄所谓“圣主”，一部分是孔子尊崇的儒家先公先王。因为儒家认为，天子是膺受天命治理国家的，是圣人，儒家便把古代的几位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称为圣王，《中庸》的作者就以他们为榜样，希望后来的君王效法他们。这样《中庸》就成了历代君王必读的教科书。
章太炎节录《中庸》语
君王是君子们效法的楷模、仪表，当然《中庸》也就成了君子的必读书。也就是说，《中庸》是培养君王道德观与思想方法的讲义。
又因《大学》也是讲君王之道的，君王在专制社会中极其重要，所以朱熹把《中庸》《大学》从《礼记》四十九篇中挑选出来，与反映儒家之道的《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了集注，作为君王与士人的必读书。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性，指万事万物（包括人）膺受“天命”（天，大自然）而具有的属性，顺应这些属性而存在的规律即是“道”，阐示这些规律就是“教”。
这些自然、社会的法则规律当然常伴人类，须臾不可离（按，说这些是为了引出“中庸”的话题。而以下“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段，説“慎独”事，与“中庸”无关，疑是错简，当移下，见下文）。
然后说人性有喜怒哀乐，圣人因而制定礼与政教，对人性加以节制，是为“中和”，也即“中庸”。
李孝萱绘《二翁话中庸》
接着阐述“中庸”的实质（既不过，亦无不及）及其重要意义，赞扬了舜能“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颜回能“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论述了君子固执中庸，在立身行道、行孝持家、交友为人、修身行事诸多方面的种种美德——也即君王之美德。接着，为了讲“慎独”“至诚”这种美德，先讲君子的鬼神观。
应该说明，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多迷信鬼神。孔子虽然也说不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又难以免俗，故亦崇敬鬼神，但他却不笃信：“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 子路问孔子：“如何敬事鬼神？”，孔子斥责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又斥责他：“未知生，焉知死？”
清道光己酉莫氏刊本《中庸集解》
但孔子也希望利用人们对鬼神的崇敬，提倡敬慎祭祀之事，以达到尊重先王及“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目的，推行“慎独”的主张。《中庸》的作者引孔子的话说：
“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笔者上文所谓错简“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实际应置于此段之后，才能文从义顺：
孔子说：“鬼神的威力太大了！看不见、听不到，却体察万物，毫无遗漏。能让天下人穿着整齐的祭服，庄敬地进行祭祀。太美好了！就好像在人们的上下左右。《诗》说：‘神若到来，人是不能预测的，何况是乱猜呢！’人们的隐私在神的眼中是那样显明，其真实情况不可掩藏的道理，是这样明明白白的啊！”
陆陇其书《中庸》句
所以君子对他人看不见、无声无息的事也戒慎恐惧。没有比隐微更明显的了，所以君子要慎独。
可知慎独与敬鬼神，二者是有内在联系的。顺便言及，儒者经常借助于鬼神，使那些无法无天的君王心怀戒惧，不敢胡作非为、过分放肆。
当然，《中庸》的作者还是重在正面教育、鼓励与引导：他赞扬舜的功绩，赞颂舜“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的显贵与荣耀，讲述了“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道理，引用了颂扬周王美德及功业、祝福其福禄无疆、子孙千亿的诗《嘉乐》（今本为《假乐》），并说：“故大德者必受命。”
又具体地颂扬文王“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的伟绩，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读爲“殪戎殷”，灭亡大殷）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的功烈与富贵荣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的大业与功劳，说他们这样光宗耀祖，为子孙传万世之业，才是“达孝”，从而激励君子们成为“大德者”，以“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旧高丽抄本《中庸章句》
君位对那些贪图享乐的储君们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呀！财宝、美女，臣子会拱手奉上！一旦这样的“王种”手握“大宝”，不就是夏桀、商纣、周幽之流，天下岂不“岌岌乎殆哉”？
所以儒者们极力用“为民父母”“功流万世”“名垂千载”等桂冠与高尚的义理激励他们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抑制其贪婪、淫荡之心，这对君王中的一部分人，也并非毫无效果，对某些人甚至产生了相当大的教育作用。。
大约从周代起，就很重视对年轻君王或储君的教育。《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师氏教之，而世子亦齿焉，学君王父子长幼之道。”
又《保氏》：“《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
大约最晚不过从汉代起，《孝经》《诗经》《论语》之类书籍已被作为年轻君王、世子的主要教科书了。如《汉书•昭帝纪》五年六月诏书：“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君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能有明。”
《汉书》
《汉书•宣帝纪》元平元年霍光奏议：“孝武皇帝曾孙病已，……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
但《诗》《论语》这些书籍，内容宽泛，不似《中庸》《大学》主题明确，中心突出，纯为述君王之德、治天下之道。
如《中庸》还记述“哀公问政”，引孔子之说，讲为政之理：
“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天下的政教，保存在典藉中。但是只有具备君王品德与智慧的人在，那政教才能得以贯彻施行；如果具备君王品德与智慧的人不存在了，那政教也就不能得以贯彻施行了。”
于右任书《中庸》句
后来，此段话凝结为一个成语“人亡政息”，“人亡”与“政息”两者之间是条件关系。而今人引用时，往往将“人亡”与“政息”误解为并列关系，并讲成“人死了，政权也灭亡了”——从语义到语法，全错了。
这段话实际强调“执政者”——君王的重要性：其人本身要正直高尚而有智慧，才能贯彻“好政教”——“人存政举”；否则，主张虽好而人非其人，其政教也必废止——“人亡政息”。所以下文说“故为政在人”。而最大的为政之人，即为君王。
《中庸》又接着讲政治：“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敏，是努力，树，是栽种。蒲卢，即果蠃。一种细腰的蜂。
《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嬴負之。”螟蛉是一种桑蟲，蜾蠃常捕螟蛉，麻醉之，在其体内产卵，卵变为幼虫后，即在螟蛉体内靠其营养发育，成熟后即破其体而出。古人不知，误认为蜾蠃养螟蛉，让它成长变化为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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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庸》作者用自然事物打比方：君王的道理是致力于行政，地的道理是致力于栽种。君王对于百姓，如同蒲盧教养桑蟲一样（养活他、改善他）——这是“君王为百姓父母”之观念的一个来源。
然后讲为政在于贤人。君主是最大的贤人，要成为贤人，就得以君子之道修身，君子之道的核心是仁。而天下有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后来称为五常、五伦），有三达德：智（古字作知）、仁、勇——五达道、三达德，君王都要力行。
智，源于“知”，于是讲如何能知——“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有知识是共同的；“知”后必须“行”，否则就无用。“行”也分三种——“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有人认为理所当然就欣然去做，有人为了利益去做，有人被强迫而去做）——成功却是相同的。这些说教对于启发君主认真求知、力行都是很有作用的。
“智、仁、勇”，是圣人的道德标准，君主们可能望而却步，《中庸》作者却引了孔子的几句话，以消除怯懦君王的顾虑。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中庸朱子或问》
原来只要做到“好学、力行、知耻”，就接近于“智、仁、勇”，就知道如何修身、治人、治天下国家了，那么，那些“望之不似人君”的中等智力的君王，一定会为自己能“王天下”、成为名垂青史的“圣王”而跃跃欲试了！
孔子、孟子当年就是以这种勉励的态度诱导那些智力平平的君王，希望他们为民兴利的。我们看本篇中孔子与鲁哀公、《孟子》中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的对话，不皆如此乎？
《中庸》所引孔子语又有君王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论述了各经的重要性及具体实施方法，并提出了“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重要行政原则——皆为君王治国要道。
《中庸》接着强调，君子修身、行事必须真诚，认为“诚”是“天之道”；对“天之道”诚，那是“人之道”。这对君王修身当然也十分重要——君王手中掌握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君王不诚，国家衰亡，人民遭殃。
胡汉民书《中庸》句
《中庸》作者勉励君王：“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要他们“择善而固执之”，并要勤奋学习：
“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这对激励君王的上进心，有绝大的作用。
清同治十年刻本《中庸衍义》
《中庸》强调君王“诚”的重要性：
“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是说，达到“至诚”，就可以发挥自己、他人、万物的一切潜能，而帮助大公无私的天地教化养育万物，参天立地。什么人有资格“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非君王而何？
《中庸》尚有几句话，足以使君王惊心动魄：
“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钱穆书《中庸》句
这是警告君王，必须清醒地关注預示国家兴亡的社会现象、动态：“祯祥”与“”妖孽”。此语至今对执政者当仍有警示作用：我华沧桑，循环往复，勃然而兴之国，忽焉而滅之朝，老大龙钟之邦，当时之“祯祥妖孽”，历历可数，某些则的的可信。今之“祯祥妖孽”为何，必有能知之者。
《中庸》接着歌颂天地山海的浩瀚广大，然后归结到受天命的周文王的伟大，圣人之道的伟大；以及如何“王天下”，君子怎样才能享譽于天下。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仲尼的功德，那“天下至圣”的种种品质：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溥博渊泉，“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配天”是什么？就是作为天子，被百姓与天一起受到敬仰、祭祀！还不是归结到要做一个英明君王吗！
明初内府刻本《中庸或问》
最后作者说，这都是“至诚”的结果，“闇然而日章”，才是“君子之道”。君子重以德化民，而不重以“声色”（疾言厉色）。
因为《诗经•大雅•文王》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上天之事，毫无声息，只是默默地滋养化育万物）啊！——还是孔子的意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朱熹引程頤的话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这还是合乎《中庸》结构的：从孔子关于君子的世界观讲起，多方面阐述君子、圣王的品质、道德、治国方略，“末复合为一理”：成为君王，参天立地，化育万民。故曰：《中庸》是关于君王道德修养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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