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文

二月河先生故去了，网上除了看到粉丝的哀悼，还看到很多人在评价他的帝王小说徒然粉饰太平，鼓吹圣君明主，与自由平等的现代价值观背道而驰。

我没读过二月河先生的作品，无从置评，但对网上讨论中国问题时这种简单化的倾向有所保留。

△二月河先生

我当然同意，现代价值观的启蒙非常重要，中国在这方面需要补的课很多。

但是这种呼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我们到了今天总该有些更深入的思考，不应该仍然停留在价值观批判的层面。我们需要挖掘出，价值观要想落实，其所面对的现实约束条件是什么，这是时代的真问题。否则我们的讨论就更像是原地打转，进步有限。

仅靠革命就能解决明君政治困境吗？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例子。

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注意到，在旧制度下，国王建立起了强大的官僚体系，这带来了君主对社会强大的管制能力；到了大革命之后，革命者对官僚体系的倚重与应用，更有过于国王，政府对社会的管制比旧制度时期更有效率，并不因为革命者的意识形态追求自由，就能马上让官僚体系变成自由的护卫者。

以至于大革命时代的重要人物斯塔尔夫人说，“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

△《自由引导人民》

为何旨在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是革命者的理念不够纯洁，于是带来这个问题吗？雅各宾专政时期就是这么理解问题的，革命要从灵魂深处抓起，于是带来了更可怕的专制。

托克维尔给出了答案，就是法国在旧制度时期，已经是政府权力严重大于社会，官僚体系就是国王政府碾压社会的工具。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现实，这一现实并不会因为革命了就自动消失了。革命者手中的政府仍然是大于社会的，并且由于旧制度下一些传统的约束不存在了，政府碾压社会的能力甚至会更强。

也就是说，托克维尔意识到，思考法国问题，把握住“强政府弱社会”这一现实，是最基础的前提。这是法国人思考政治问题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元问题”，你喜不喜欢它，它都在那里，对它做简单的意识形态判断，没多大意义，更无助于改变这一现实。面对这一给定前提，再去寻找自己价值观的可能落实路径，才是可行的办法。

△美国自由女神像

托克维尔认为找到办法培育起强社会，才是他所珍视的价值有可能落实的基础前提，至于该如何培育强社会，这是《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核心关注。

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什么？

把话题切换回到中国，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什么？

就是自秦汉大一统以来，政府对社会的碾压已经是个现实；

在唐宋之变以后，中国进入平民社会的结构，社会自组织能力进一步下降，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进一步上升，使得大一统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政治状态，政府对社会的碾压就更是个不可逆的现实。

从宋到清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不断深化的过程。

△乾隆皇帝画像

它当然带来君主的专制，但这也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现代转型一直要着力回应的问题之一。但不要以为只要革命了就能解决问题了，专制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在于社会与政府的相对力量关系，而不在于君主。

根本上来说，能反制君主的专制能力的，不是新的政治组织形式或现代的价值观，而是社会能够有自组织能力；如果以为仅仅靠价值观就能驯化君主，那肯定是too naïve！

华盛顿为什么做不成乾隆？

有人用二月河先生所钟情的乾隆与同时代的华盛顿作对比，乾隆自封“十全老人”，带领着中国在停滞的状态下延续，华盛顿则在独立战争后解甲归田，成为伟大的共和缔造者。

这种比较的意义也不大，在美国的社会结构下，华盛顿就算想做乾隆也做不成，因为美国是个高度强社会弱政府的国家，在华盛顿时期尤其如此。

△华盛顿纪念碑

如果以为华盛顿的伟大仅仅是因为华盛顿的人格，那就太naïve了；如果认为有这种伟大人格的人物就能实现共和，中国就是差这么一位，这和期待圣君明主有什么区别？！

中国面对什么结构性约束？

中国的强政府弱社会就是我们讨论中国问题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结构性约束，脱离开这一前提约束来讨论价值取向，当然也有些意义，但意义也并不太大。

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现实，带来一系列必须要回应的问题，是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都必须面对的。

把这些无论任何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发掘出来，进行认真的讨论，才是有生产力的思考；我们今天不能满足于简单地在价值观争吵上打转转。反过来，任何价值观的真正落实，都是以对那些结构性问题的有效回应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