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知用人之道,是兴邦致治的根本,所以十分关注官吏的选拔、任用

姚崇深知用人之道是兴邦致治的根本,所以从他踏上仕途开始就十分关注官吏的选拔、任用和督察。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委任姚崇担任灵武道安抚大使。临行前,武则天让他为朝廷推荐宰相的人选,姚崇立即荐举张柬之,并对武则天讲:“张柬之沈厚有谋略,能果断处理重大政务,但此人已经老迈,希望陛下尽快起用他为宰相。”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过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迁一次,但始终未登上宰相高位。这时张柬之已是80高龄之老翁,武则天立即擢张为宰相。

张柬之入相以后也不负时望,第二年,在武则天病重期间,他联合桓彦范、敬晖等朝臣,当机立断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迫武则天交出政权,恢复了唐中宗的帝位。姚崇在用人方面的气魄也是一般朝臣所不能比拟的,他敢于在政敌的营垒中,选取那些有骨气、重节义的有用人才。新兴王李晋因为曾参入太平公主谋害唐玄宗的阴谋活动被捕,王府中原来的僚属见李晋已经垮台,纷纷避难逃亡,只有司功李拗徒步跟随着落难的主子新兴王,并仍不失其原来的礼节。李晋被处死以后,李拗又抚尸大哭,尽了一个部属的义务。

姚崇听说此事后感叹不已,认为李之举,可与西汉初年栾布哭彭越一事相提并论,李是一位忠心可嘉的义士。他担任宰相以后,立即提升李扬为尚书郎。姚崇也珍惜人才,保护过一些有功的大臣。开元二年,曾在诛诸韦、粉碎太平公主阴谋的斗争中立有大功的刘幽求被人所告,说他自被罢去宰相之职以后,心怀怨望,出言不逊。玄宗诏命交紫微省审理此案,刘幽求对这种处理表示不服。姚崇了解实情,他对玄宗讲:“刘幽求等都是有功之臣,刚从宰相之高位调任太子少保的闲职,即使有些牢骚,也在情理之中。

他本来功高位重,深受陛下宠信,如果一旦打入大狱,恐怕要惊动朝野。”在姚崇的救护下,刘幽求得以免去狱中之苦,只被贬出京师,到睦州担任了刺史。姚崇在选用官吏方面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洞悉官吏队伍的现状,不搞一刀切,既注意官吏的选拔,又重视对官僚队伍的监督检查。开元三年(715),唐中央政府内部针对是否继续向地方派遣按察使一事发生了分歧,出现了争论。有人认为,按察使只能干扰地方官的公务和私事,要解决地方官员廉政问题,只须认真简拔刺史、县令的人选即可,因此提出停止向地方派遣按察使的意见。

按察使是唐朝初年仿效汉代刺史制度设置的一种新的官职,他的主要职权是巡察各道,了解民情,考核吏治。景云二年(711),全国分置十道按察使,遂成为常设官员。按察使的设置是强化对地方官管理监督的有力保证,它的有无是关系到州县吏治好坏的重要问题。唐玄宗对此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命令尚书省就此议奏。姚崇对玄宗说:“朝廷现在只选择十个按察使,仍然担心所任非才。现在全国有300余州和为数更多的县,要保证所有的县令、刺史都称职,谈何容易!”

因此他力主坚持按察使制度,并得到玄宗的同意开元四年(716),年已67岁的姚崇辞去相位,他推荐广州都督宋璟入朝为相,继承了他的事业姚崇不光是一位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实干家,而且也是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无神论者。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姚崇反对佛教的欺骗宣传,不相信“天命论”;他重视实际,重视农业生产,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坚持和继承了我国古代业已存在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一面利用佛教进行欺骗宣传,一面从中捞到好处。

尤其到了唐中宗时期,情况更为严重,公主、外戚等权幸竞相营造佛寺,大量劳动者被度为僧尼。因为唐朝政府规定,凡是出家之人,都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因此一些富户强丁也纷纷出家,以逃避国家赋役。佛教的泛滥,不仅大大减少了社会劳动力,影响甚至破坏了社会生产,而且也使政府控制的交纳租庸调的对象越来越少,唐朝政府的国库收入为此而大受影响。针对这一股于民无益,于国有害的建造侍佛、度民为僧尼的浊流,姚崇拟表上奏玄宗。他以历史上佞佛丧邦的教训为鉴戒,指出当时这股度人为僧的逆流破坏了国家的大法,提出了清理寺院、沙汰僧尼的正确主张。

玄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于开元二年下令进行清查,迫使1.2万多名僧尼还俗,重新回到土地上,增加了政府控制下的劳动人手;还明确规定:自今以后不得擅自建造寺院,禁止百官之家与僧、尼、道士来往,不许民间任意铸佛象、写佛经。这些严厉的举措使那些热衷佛事的达官显贵大为震动,其滥造佛寺、妄度僧人的不法行为受到遏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姚崇所表现出的反对佛教的战斗风格和无神论思想。他认为,“佛”不应求诸于外界,而应该求诸于内心,只要立政行事出自善良的愿望,着眼于社会利益,使社会太平安定,让百姓富足欢乐,就是佛身。他这种思想,在其临终的遗言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他说:何谓佛?佛就是觉悟,而觉悟就在于人心的修养。只要坚持平等慈悲的思想,多为国家、百姓行善政,做善事,不行滥政,不作坏事,就具备了佛的要求。这些是姚崇在几十年仕途生涯中关心国家治乱、注重社会生产、恤民救荒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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