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由于处在御用侍从文人的位置上，在长安并没有得到唐玄宗在政治上的重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李白在长安没有任何的政治机遇，相比较其他的读书人而言，李白身居长安宫中，玄宗身旁，获得政治机遇的机会要大得多，尤其是他身居翰林院诗文供奉，地位比其他类型的供奉要高，获得政治提升的机会更大。但是，李白并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政治机遇，当然也更谈不上政治业绩了。那么，李白为什么没有能够获得政治机遇呢？他为什么没有获得唐玄宗的器重赏识？民间盛传杨玉环、高力士在唐玄宗面前诋毁、诽谤李白，使他不得不离开长安，这究竟是真还是假？

虽然李白担任的不是翰林学士而是翰林供奉，但只要他继续随侍在唐玄宗身边，也许还有机会。事实上，后来有不少像李白这样的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甚至地位更低，只要真的具有政治才能，也有机会一展身手。难道，李白真的在长安没有遇到任何机会吗？

有资料显示，唐玄宗似乎曾有意授予李白官职，或者说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我们现在不妨做个假设，除去翰林学士这个体制性的原因，李白如果真的有获得做官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唐玄宗收回成命呢？

关于李白在长安谋求仕途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李白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非常黑暗，李白之所以离开长安，关键在于当时日益腐败的政治环境，唐玄宗的统治昏聩荒淫，忠奸不辨，听信奸佞小人对李白的谗言与诽谤，所以唐玄宗渐渐疏远了李白，打消了重用李白的念头；有人认为甚至李白离开长安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唐玄宗统治日趋腐败黑暗的标志。这些观点的核心是：李白离开长安的主要原因不在自己，而在于奸臣当道，朝政腐败——这样的客观环境导致李白无所作为并遭到排挤。那么，李白当时所处的具体政治环境究竟如何呢？具体说来，李白所涉及的主要政治人物有唐玄宗、李林甫、杨玉环、高力士等，在当时，能够对李白政治命运产生影响的主要也是这几个人。

李白进入长安是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玄宗五十七岁，高力士侍奉玄宗已经十一年左右，李林甫担任宰相已经八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二十四岁的杨玉环才开始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兴庆宫，杨国忠还在遥远的四川处于穷困潦倒之中，三十九岁的安禄山刚刚担任平卢节度使，羽翼尚未丰满。

我们可以逐一分析，试着寻找这几个人与李白的利害关系，看看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白的政治命运。理清了这些，我们就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李白失败的原因，从而客观地评价他在长安的政治生活。

我们先来看高力士。高力士本名冯元一，是玄宗最宠信的宦官，也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之一。他幼年入宫，由一个名叫高延福的宦官收为养子，所以改名高力士。由于曾帮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深得唐玄宗的宠信。在唐玄宗统治期间，他的地位达到顶点。在皇宫里，高力士拥有特殊的地位，就连李林甫和杨国忠也都争相讨好高力士。蔑视权贵、桀骜不驯的李白与高力士之间有什么特殊的交往吗？民间盛传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力士会不会因为给李白脱靴而怀恨在心，向玄宗进李白的谗言呢？

关于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最早的出处来自于唐人杂史笔记《国史补》（李肇撰）和《酉阳杂俎》（段成式撰）。故事是这样的：“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遂为脱之。”李白在宫中受到玄宗的接见，神气高朗，气宇轩昂，玄宗被他的神采所震慑，竟然忘记自己贵为帝王之尊，允许李白脱下自己的靴子，意思是让李白随意一点儿，不必那么拘束。李白于是将脚伸给高力士说：帮我脱掉靴子！高力士一时手足失措，居然就给他把靴子脱掉了。

人们常常以这个故事作为李白傲视权贵，又受到玄宗格外宠爱的例子，殊不知在这段故事的末尾，李白离去后，玄宗对高力士说，李白这个人“固穷相”，意思是说，这个人成不了大器，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许多人信以为真，历代的戏曲小说中都有这个故事，成为表现李白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典型例证。

然而，我们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则故事大有问题。从故事的源头上来讲，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高力士到底是个什么人呢？高力士是当时唐玄宗最信任的“老奴”，对玄宗尽心尽力。“老奴”这个称谓毫无贬义，而是种特殊的亲近称谓。唐玄宗有一句话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只要有高力士在宫中值班，我就可以睡大觉。以唐玄宗的英明神武，讲出这一番话来，充分说明他对高力士信任的程度。高力士对玄宗自然也是尽心尽力。《旧唐书·高力士传》记载：“景龙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正是由于高力士对玄宗的忠心耿耿以及平定太平公主政变的业绩，才使他得到了玄宗的信任，从而与玄宗关系密切，并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政治权力：“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旧唐书·高力士传》）

尽管高力士有如此大的权力，但他本人从不乱政，而是全心全意地辅政。高力士这个人有三大性格特点：第一，对唐玄宗无条件的绝对忠诚；第二，做事非常谨慎——“力士谨慎无大过”（《册府元龟·内臣部》）；第三，在政治上特别精明。他向玄宗提的建议一般都是出于维护皇权、忠于朝廷的立场。玄宗有什么家事、朝政都愿意听他的意见，极其信任他。因此高力士在朝中地位相当高，唐玄宗也给高力士加官进爵。天宝初年，高力士被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爵渤海郡公，后来又被封为左监门卫大将军，为正三品，权倾朝野。在宫中，玄宗一般不称呼高力士的名字，而是称他为将军，皇太子则称他为二哥，其他王子公主都叫他阿翁，尊他为长辈，驸马则称他为爷。

从这些称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高力士在宫中的特殊地位，以他这么高的地位，怎么可能为李白脱靴呢？李白固然清高自傲，但是从身份而言，毕竟只是个翰林待诏，他有多大的胆量，敢让高力士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皇帝的面前给他脱靴？再说，李白自己非常珍惜这次入长安的机会，他在宫中侍从游宴、奉诏作诗都很谨慎。他既无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让高力士这个权贵给自己脱靴，这个行为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带来很大的麻烦。退一万步讲，即便真有脱靴的事情发生，非但不能说明李白蔑视权贵，行为清高，反而只能说明李白是一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其实，这种行为本身也并不符合李白的真实性格、个性。在大庭广众之下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难道就等于傲视权贵吗？从本质上来说，命人脱靴这种轻薄浮躁如同浪子一般的荒诞行为方式与李白浪漫豪迈、旷达清俊的言行方式根本格格不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一件看似在权贵们面前扬眉吐气的“光辉”事迹，李白却从未在自己或者与他人交往的诗文中提及，按照李白的个性，如果真有其事，怎会保持沉默呢？

后人为了塑造李白蔑视权贵、傲岸不群的精神姿态，在他身上附会了太多的故事，力士脱靴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唐代的著名诗人何其多，可脱靴这个故事偏偏就附会在李白的身上，个中道理也很简单：这样的故事最有可能发生在李白的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杜甫、李商隐身上，不可能有人相信，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符合李白性格的逻辑和风采。但事实上，力士为李白脱靴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

说完高力士，再来看杨玉环。

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本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公元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死，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欢心，便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杨玉环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很得唐玄宗的喜爱。公元745年，在玄宗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南宫，玄宗赐号太真，不久又册封她为“贵妃”。杨玉环入宫后，深得唐玄宗的宠信。杨玉环与高力士都是玄宗身边最亲信的人，也是对玄宗最有影响力的人。因此，许多人将目光锁定在杨玉环身上，认为她也是阻碍李白仕进与政治前途的又一个进谗言者。

说杨玉环向玄宗进谗言，主要是与高力士联系起来的。高力士因为脱靴一事怀恨在心，于是撺掇杨玉环向玄宗进谗言。高力士撺掇杨玉环的借口就在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这首诗写得很美。第一句说牡丹花上落满露水，非常娇艳。第二句说巫山女神纵然多么浪漫、美丽，依然无法与杨玉环相比。第三、四句说杨玉环的美貌也许只有汉宫赵飞燕可与媲美。

传说中，高力士对杨玉环讲，李白将你比做赵飞燕，这是贬低你的人格，是对你人格的侮辱。因为赵飞燕本是阳阿主家的歌舞乐伎，出身微贱，汉成帝微行过阳阿主家时，被她的舞姿吸引，方才召她入宫，后又将她立为皇后。杨玉环听信了高力士的话，在玄宗面前极力诋毁李白，唐玄宗于是不再重用李白云云。

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第一，赵飞燕是西汉成帝的皇后，擅长歌舞，她受成帝宠信的经历与杨玉环颇有些相似，李白将杨玉环比做赵飞燕非常恰当，毫无贬损之意。假如将杨玉环比做褒姒、西施、貂婵，那当然就很不合适，因为这几个女人都曾有参政甚至乱政的行为记录，而赵飞燕本人从未参政也未乱过政。李白这首诗中使用赵飞燕这个意象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陪衬、衬托杨玉环的美貌，并不具有其他更深入的含义，更不用说政治含义与贬义了。其实，赵飞燕这个名字在唐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其中也丝毫没有贬损之意。

第二，《清平调》是李白奉玄宗诏命而写，李白的《清平调》撰成之后，玄宗非常喜欢，立刻命李龟年等乐工谱曲演唱。如果李白在诗中隐含如此强烈的讥讽之意，以唐玄宗的博学多闻，擅长诗文，精通音乐，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李白固然清高自傲，平交王侯，但他毫无必要也不至于非得在这个时候讥讽杨玉环，触怒唐玄宗，这对于在长安谋求仕进之途的李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杨玉环当时尚未被封为贵妃，只是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宫中，她还没有成为后来煊赫一时的贵妃，杨国忠也没有出任宰相，权倾朝野，所以李白也根本没有抨击讥讽杨玉环的理由。至于有人认为，“云雨巫山枉断肠”一句是讽刺杨玉环曾为寿王李瑁王妃，“枉断肠”特指寿王，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从以上对高力士、杨玉环的分析来看，说高力士和杨玉环曾经在唐玄宗跟前进谗言，说李白的坏话，这些说法在史实上是很难成立的。这大都是后世笔记杂史作者杜撰出来的，其目的也许是为了强化李白傲岸不群、蔑视权贵的形象吧。

有人认为，唐玄宗后期荒淫骄奢，不理朝政，李林甫则大权独揽，嫉贤妒能，造成朝政腐败，政治黑暗，这对于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命运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天宝时期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唐玄宗早就罢免了宰相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为宰相。许多学者认为，罢免张九龄，任命李林甫，是盛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

李林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擅长音律，但没有多少才学，长于机变、钻营，阴险狡诈，其政治权术登峰造极，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李林甫为人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口蜜腹剑，陷害忠义大臣：“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215）第二，大权独揽，堵塞言论，不准朝臣发表言论。李林甫的这种作为，破坏了唐太宗以来大臣进谏皇帝、皇帝虚心纳谏的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君主放手信用大臣、大臣尽心辅佐君主的良好政治格局。第三，嫉贤妒能。李林甫作为宰相，不但不向唐玄宗积极推荐人才，反而还阻碍人才发展：“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资治通鉴》卷215）“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215）制科考试，本来是面向朝野广求学有专能贤才的举措，然而由于李林甫的刻意阻碍，一个人都不曾录用，李林甫居然还上疏玄宗表示祝贺，说什么“野无遗贤”——天下人才已经全部搜罗入朝，民间已经没有被遗漏的贤能之士才了，所以录取名额为零。

就是这样一个奸臣，唐玄宗对他却大加重用，而且一用就是整整十六年，在他之前的数位贤相如姚崇、宋、张说、张九龄等，任期也不过三四年。因此许多人将矛头直接对准唐玄宗，认为他是天宝以后大唐政治腐败的总根源。归结起来，唐玄宗有这样几条荒政误国的表现：一，不理朝政，将行政权力交给李林甫，自称无为而治，其实是大权旁落，客观上导致奸臣当道，朝廷的政治风气越来越坏；二，追求长生不老，寻找方士、道士给自己炼长生不死之药。这其实是唐朝皇帝的通病，好些所谓的明君如唐太宗、唐宪宗就死于这些长生不老药；三，崇拜老子、道教，到处铸造老子真容，一时间朝廷上下、宫廷内外迷信、谶纬活动猖獗；四，骄奢淫逸，专宠杨玉环，生活腐化堕落。

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玄宗的这四个特点，就不难发现，这些特点远非唐玄宗所专有，许多封建时代的皇帝在他们统治的后期都有这些特点。

那么，唐玄宗与李林甫这对君臣究竟对天宝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呢？这样的危害对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前途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里先稍稍宕开一笔，说说唐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

唐玄宗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这一政治举措，是评判玄宗天宝时期政治风气、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中枢格局中有许多矛盾，其中皇帝与宰相的矛盾最为关键，也最为核心。这不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体制之间的矛盾。打个通俗的比方，皇帝好比是国家的董事长、所有者，宰相则是国家的最高执行官、经营者。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不断运行、完善、成熟，执行官要求在决策、行政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而皇帝出于自身至高无上的特权利益，必须将最重大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皇帝必然要求宰相成为无条件忠实于自己的执行官。

问题在于，宰相一旦成为官僚体制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就必须要遵循官僚体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再打个比方，皇帝的舅舅犯了杀人之罪，宰相必须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惩罚甚至处死国舅。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礼记》中说，“刑不上大夫”，如果惩罚甚至处死国舅，就会有损君王九五之尊的崇高威望，也会触动皇亲外戚的政治利益。总而言之，宰相要按照官僚体制办事，而君主要求维护皇权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产生体制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封建社会体制中，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这个绝对权力要求官僚体制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而官僚体制则要求皇帝尽可能在体制框架内行使绝对权力（其实是希望它转变为相对权利），要求宰相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意志力，这就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矛盾。

唐玄宗天宝初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时间，国家空前强盛，君权空前强大，君权与君主的意志也空前膨胀。换言之，这个时期的玄宗更需要一批唯命是从的执行者，而不是皇权的监督者。开元时期的宰相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他们是一批具有很高文艺修养的文辞之士，又是一批具有较高政治品德、政治信念的鸿儒、大儒。张说、张九龄等大臣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儒家政治学说与政治理念，这些学说、理念足够回答、解释一个封建王朝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君、宰臣，应该具有怎样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国君能够恪守封建理想政治的格局、规划，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不仅为皇家谋利益，更为天下百姓谋利益的宰相。当皇帝勤于政务、以天下民生为本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能较好地与帝王相统一；而当皇帝的统治意志衰退甚至开始骄奢淫逸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会必然与皇帝的意志发生矛盾。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批太过遵守、忠诚于儒家传统政治学说的宰相，与唐玄宗权力膨胀的趋势是有矛盾的。

开元盛世见证了玄宗的政治才能，这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明君。尤其是张九龄任相时期，奖掖后进，选用新人，积极进谏，排除奸佞，造就了较为清明的政局。然而随着唐玄宗皇权意志的不断膨胀，对于张九龄等宰相的意见就越来越听不进去了，而李林甫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揣测玄宗的真实意图，一味迎合玄宗心意说话，深得玄宗的器重。

比如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唐玄宗想从东京洛阳回驾西京长安，与宰相们商议，张九龄等人认为秋收尚未结束，希望玄宗推迟到十一月再回驾长安，玄宗心中不悦。李林甫当面未表态，私下对玄宗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资治通鉴》卷214）玄宗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非常高兴，即日启程回驾长安。

再比如玄宗想要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宰相，张九龄公开表示反对，李林甫当面不表态，私下却对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议此事，九龄依然反对，玄宗大为不满，李林甫又私下进言玄宗：“苟有才识，何必词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资治通鉴》卷214）最终促使玄宗下决心赐爵牛仙客，食实封三百户。长此以往，导致玄宗对张九龄渐渐不满，转而重用李林甫。

对于唐玄宗而言，李林甫这个宰相最能顺遂自己的心意，也最便于自己表达皇权的意志，对他而言，加强李林甫的权力，其实也就是加强自己的权力。从玄宗内心来说，希望李林甫这个国家最高行政首长成为皇权意志的代表，从而更便于在官僚行政机构中贯彻皇权意志。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在他这个皇帝的授权与庇佑之下，李林甫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越来越集中，他背靠大树好乘凉，背着玄宗做了许多的坏事，给国家朝廷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但是，客观地讲，唐玄宗的皇权始终不曾旁落，反而获得了加强。李林甫这个宰相能够做十六年，不是玄宗无可奈何忍耐了十六年，而是因为玄宗自身利益的需要。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避乱成都，他曾对身边大臣裴士淹说，李林甫“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大唐新语》卷8），说明他对李林甫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当裴士淹问玄宗为什么明知李林甫嫉贤妒能，还让他长期担任宰相时，玄宗“默然不应”（《大唐新语》卷8）。为什么默然不应？当然有后悔的成分，但也是不便明说。唐玄宗使用李林甫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地操持朝政大权，但物极必反，事实证明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因为任用李林甫就意味着中断了唐太宗以来兼听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优良政治传统，就会导致不少政治决策的失误。诚然，在唐玄宗的操控下，李林甫也对政治、财经、军事、法律等诸项制度进行了改革，由于皇权与相权的充分集中，中枢机构的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唐玄宗放纵李林甫，导致朝政日益腐败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我们来看看唐玄宗、李林甫与李白的关系。

首先，就具体的人际关系而言，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李林甫在政治上直接影响、危害过李白。李林甫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来对付与他同等量级的政治对手，像李白这样一个小小的翰林院待诏，对李林甫还远远构不成政治上的威胁，所以李林甫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巨大气力来对付李白。

其次，就天宝初期的整体政治环境而言，虽然不能与开元时期的盛世相比，但社会经济依然呈现出兴旺繁盛的态势——货币流通活跃，手工生产发达，社会财富与消费水平较高。潜在的政治危机也许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天宝初期并没有“天下大乱”，社会秩序依然正常，即便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但长安乃至全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百姓暴动，这就说明天宝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局势仍然是相对稳定的。

总之，天宝初期的大唐王朝及其统治阶层虽然潜藏着动乱的因素，但是在李白逗留长安期间，这些因素尚未完全成熟，社会政治的整体环境并未糟糕到“万马齐喑”，士人毫无出头之日的黑暗境地，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依然延续着开元以来繁荣鼎盛的局面。换言之，身处长安宫中的李白，如果真的拥有并希望施展政治才能，要获得玄宗的赏识不是没有可能。

对于唐玄宗而言，重用大臣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是否符合皇权的利益，如果符合自身利益，即便他人诽谤、阻拦，也很难改变他的决心。前文提到的牛仙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典型的例子还有安禄山。据《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为将，违反军令当斩，张九龄在玄宗面前力陈当斩的理由，玄宗“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并告诫九龄不可“枉害忠良”。

玄宗为什么器重安禄山？就是因为安禄山的确能够为己所用：“胡人则勇决习战，……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资治通鉴》卷216）然而宰相杨国忠、太子李亨都曾上言玄宗，陈说禄山必反无疑：“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资治通鉴》卷216）“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不听。”（《资治通鉴》卷217）后来凡有告密禄山谋反者，玄宗就将告密者缚送给安禄山。

玄宗为什么拒而不听杨国忠等人的意见呢？就是因为他需要安禄山这个边疆大将，他自信依靠自己多年的笼络，安禄山不至于谋反。所以对玄宗而言，如果是他真正器重的人才（安禄山当然属于养虎为患，但首先他也是出色的边将，否则玄宗不可能长期信任他），他是会力排众议予以重用的。换句话说，如果李白的确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具有经天纬地的才华，是一位如姜太公一样不可多得的安邦定国之士，那么，天宝初年，五十七岁的玄宗还是有足够的眼光重用他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李白，没有也不可能让身份显赫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更没有写诗讥讽杨玉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纵然一无是处，但也没有任何必要诋毁陷害李白；而天宝初年的唐玄宗虽然意志衰退，荒废朝政，但也远远不至于昏聩至极，皇权旁落，他依然牢牢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政策，掌控着社会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于真正的经纬之才依然具有敏锐的眼光。总之，从客观上来说，天宝初年的李白虽然只是一个翰林院诗文待诏，但是他依然具有不少出仕为官的机会。那么，李白为什么在一年多之后就匆匆离开长安呢？这其中到底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我们来看看李白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李白来讲，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其诗歌创作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承认。但是他到长安来，不是让大家承认其文学家的成就，而是要获得政治家身份的认同，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这对李白来说是最重要的。

以李白的雄心壮志与傲然不谐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安于翰林待诏这个位置，安于侍从文人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之臣，要对玄宗发生政治影响，要真正发挥政治作用，从而对唐帝国的政治产生影响。而这，却是他这个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职位永远无法实现的，这是李白深层的矛盾与痛苦。李白在进入长安之前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想获得政治机遇，但是不得其门而入，是所谓的怀才不遇；现在的李白也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貌似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机遇，但是尘埃落定之后才发现，虽然已经与玄宗有了亲近的接触，但是他所获得的并不是重大的政治机遇，玄宗皇帝只是将他看做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已。

李白的悲剧命运也正在于此。

如果他就是个一般的文人，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长安做不成政治家，但是至少可以在翰林院中做个诗文供奉，也足够光宗耀祖了！可偏偏李白不是一个向现实轻易妥协的人，他非但不向现实妥协，也不向自己妥协。对于李白来讲，他毕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获得高度的认同，就是要做辅佐君王的宰辅之臣，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即便是见到了皇帝，这依然是失败的人生。也许，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讲，能够拥有被皇帝亲自接见的殊荣，能够充当侍奉皇帝的御用文人，这已经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但这样的文人也就不值得我们追思千年了。

但李白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心胸？什么样的自信？他不是一般的小文人，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向现实妥协，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诗坛巨匠。在李白的内心世界里，整个大唐就是为他施展鸿图大志预备的，就像孟子所说的：“夫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这种纵横天下当仁不让的王霸气度，是盛唐时代锻造出来的性格，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与代表，并非一般庸常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实事求是地讲，李白的确只有诗人之大才，没有政治家之大才，但是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李白就是不肯服输，就是不肯相信天下没有他施展抱负的空间，就是不肯放弃他的自信与原则，所以即便玄宗对他倍加礼遇，他也绝不领情，也绝不愿意苟安现状，做个舒舒服服的御用侍从文人。他要表达他的失望，表达他的不满，要大大表现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风采，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政治家的涵养与性格，但这是大文学家、大诗人李白的独特个性。如果李白屈服于自己，妥协于现实，那他就不是那个独步诗坛的李白，也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狂傲飘逸、洒脱不羁的“诗仙”了。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时，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不要忘记，伴随进入长安的，除了那个意气蓬勃、抱负远大、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还有一个目空一切、孤傲自赏、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李白郁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浇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这些牢骚诗文无论被唐玄宗还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久而久之都会形成有损李白形象的舆论环境，这些舆论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李白在长安的生存与发展。

在长安，李白留下了不少饮酒、醉酒的记录。在翰林院中，他醉酒：“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在权贵之门，他醉酒：“白时为贵门邀约，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在街市酒肆，他更是“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旧唐书·文苑列传》），“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新唐书·文艺列传》）。

李白的言行做派，难免在朝廷上下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李白自己也承认翰林院中人际关系复杂，自己的人际环境不好。他在《玉壶吟》中抱怨：“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又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由于自己的行为言语有失检点，所以遭到奸佞之人的谗言，导致玄宗对自己不满。

而玄宗虽然“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据《汉书》记载，大臣孔光休假回家，与家人闲谈，家人问长乐宫温室殿有什么树木，孔光默然不语。后来就用温室树代表朝廷的机密要闻。翰林院虽然是侍奉皇帝的艺文娱乐机构，但它位居禁宫之内，如果以李白这样一副醉态，难免不会在醉后泄露宫禁中的秘密。所以玄宗虽然很赏识他，也曾因为他“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但终究因为李白的种种表现“非廊庙器”，故而“优诏罢遣之”（孟《本事诗》）并“惜而逐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遭到了他人的诋毁诽谤，李白却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不改文人狂傲自许的本色：“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为酒中八仙人。”（《新唐书·文艺列传》）杜甫曾有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后世往往用这首诗来称赞李白傲岸不群、藐视权贵的气魄，但这样的言行举止在具体的政治环境、政治实践中实非益事。

所以李白的个性决定了虽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显然，李白没有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或者说，以李白的个性、实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都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具备实现这个巨大理想的可能性。

玄宗其实对李白相当不错，他一看李白在长安宫中的确很难立足，于是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赐给李白不少金银盘费，送他回家。史书记载四个字：“赐金放还”。

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下台方式，玄宗没有贬斥他，没有谴责他，没有把他赶出长安，而是保全了李白作为一个文人的体面与尊严。这一举动使李白入京、在京、离京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儿、文学色彩、浪漫色彩，使这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李白的气质，这是一个典型的李白式的离开，而不是一个不称职官员的离任，这与同期前后张九龄等政治家的被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甚至可以说，玄宗从不曾按照一个官员的标准来要求、看待李白，从对李白的欣赏、选拔、任用到离开，与其说是政治标准，倒不如说是文人、文学的标准。李白最终安静而体面地离开了长安，这种离开方式反而使他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文学声誉。但是李白的政治名声并未因此而获得加强，伴随着他离开长安，世人对他的认识更清楚了，李白的本质就是一个旷世的大文人，大诗人。

多年以来，不少读者都认为，李白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出色的文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被迫离开长安，其主要原因在于黑暗消极的政治环境。现在，通过这几章的叙述、分析，我们大体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李白怀抱着宏伟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觐见唐玄宗，渴望实现政治抱负，然而朝廷与玄宗却始终以文学的眼光来接纳李白，为他安排了适合文学角色的职位，于是，李白在长安宫廷也只能发挥其文学才华，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与错位，也是李白在长安政治失意的体制性原因。李白固然文才超绝，拥有超凡的政治理想，但是李白本人是否真的具有天才的政治才能，值得质疑。根据李白在长安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个人素质。李白离开长安，当然有整体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是李白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略。

离开长安后，李白继续他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他张扬的个性也没有变，他对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么天真。对李白而言，长安的政治失败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的期许，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命运面前的错位与误会，这导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贸然加入永王李的军队，造成重大的个人悲剧。

摘自康震《康震品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