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序是从诗并序中独立出来的专门为祝寿而写的序文。寿序以其善叙事理，篇幅可长可短等优势，摆脱了附属于诗词的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常用的文体类型。寿序在明代中后期己经非常兴盛，到了清代，薛熙在其文选著作《明文在》中将寿序独立于序体文之外，而且序主上至士大夫，下至商人，不仅为男性作序，还为女子作序。寿序主要简述序主的生平事迹，赞美其高尚品质或歌咏其功德政绩，结尾祝其福寿延绵。高拱文集中收录女子寿序文共三篇：《陆母李太夫人七十寿序》、《萧太夫人寿序》、《吴太孺人八十寿序》。

墓志铭源于刻石墓碑，碑刻在东汉已经相当完备。墓志铭的载体从纸张誊写到石碑，被埋于墓中，由墓碑发展而来。墓志铭分两部分，前面是志，主要的写作手法是记叙；后面是铭，意图以韵文的形式赞颂墓主的功绩。高拱文集中夫妇合志的有篇，这类墓志铭对女子的论述较少，先述男子，在结尾部分概括赞美女子的德行。而《周府南陵王继妃宗氏墓志铭》、《明浩封一品太夫人李氏合葬墓志铭》、《明诘封太恭人雷氏墓志铭》、《明敕封太安人孟母谢氏墓志铭》、《明敕封孺人崔母朱氏墓志铭》、《刘室孺人高氏墓志铭》卞篇墓志铭以叙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手法，择取能体现女子德行的事迹进行撰写，以吟咏女子之德。

行状，一幵始是官员业绩考核或举荐的依据。到了东汉，行状的功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记载死者的生平事迹。这样的转变也为为女子作行状提供了可能。行状是写死者生平大貌，给官方的表谥编录提供材料来源的一种文体。在请代作墓志铭成为一种时尚后，行状也是墓志碑表的写作来源了。其主要内容为家族世系、生平履历、功业德行等，其主要写作手法就是叙述。在明代的时候，女子墓志铭的撰写成为一种风尚，作为其材料来源的行状自然也受到重视。

髙拱这些寿序、墓志铭、行状中有大量吟咏女子之德的作品，其创作动机在于表其德而美风俗、施教化。在以男权占绝对中心的封建时代，妇女的生活完全依附于男子，明代妇女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但由于太祖皇帝朱元璋十分注重教育，明人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普遍提高，可谓“茅茨陋巷，经诵相闻蔚然有文雅之风”。这种较发达的教育业及浓厚的读书氛围自然会影响到生活其中妇女，故明代女子都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相夫教子之余，她们甚至还吟咏经典。

特别是江南苏州一带，出现了一批女诗人、女曲作家、女弹词艺术家，“不仅名门闺秀学诗作文，小户女子也执笔以试，反映一时之风尚”。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各方面的冲击，反礼教思想开始暗流涌动，妇女的社会地位出现了抬头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贞洁观的淡薄，而且出现了妇女主动接受教育的趋势。然而，作为封建礼教最忠实的卫道士，高拱的妇女观并没有受到当时社会变革的影响，甚至在他的传主中，妇女依然附属于其夫，这不能不说是高拱对妇女观念的淡薄。

在《陆母李太夫人七十寿序》中，李太夫人为“先太保陆公配，今太傅东湖公、尚宝少卿次湖公母也”。其佐夫教子，而夫子皆显：以故先太保公出罔内忧，获专力于王事，树绩休显，郁为名臣，有相之道弘矣。然而理达爱劳，训敦德义，太傅公致位公孤，特荷眷渥。尚宝公振征秘近，践历清华，非其式榖者欤？夫妇德母仪自昔难并，太夫人既咸有之。而宠禄光大福履纯茂，积善之明征又若此。以是传之天下，施及后世！这里高拱主要表彰了李太夫人之妇德母仪的难能可贵。“相夫教子”是古代衡量妇女道德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贤淑妻子的主要品行。在古代社会衡量一个妇女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能否“相夫教子”是关键的一个标准，所谓“相夫”，就是对丈夫要在生活上照顾好，事业上要多进行有益的“辅佐”，所谓教子”，就是教育好孩子。高拱所表彰的李太夫人，无疑的是“相夫教子”非常成功的典型，所以他认为要“传之天下，施及后世。”表现出高拱“男主女辅”的思想。

纵观高拱对女子之德的描写和赞颂，唯一而已：宜其室家。不是从女子本身出发对其进行评价，而是以外部状况作为对其评价的标准。夫贵妇显，但夫贵有妇佐之功，佐夫之功便是其妇德之体现：侍奉舅姑，佐夫励学，育子有方，治家有劳。可以看到，在男权社会中，女子没有其独立之地位，其只是这个社会的附属品。正如古语云：未嫁从父，已嫁从夫，父丧从子。高拱是其所处时代的政治话语代言人，其思想是时代正统思想的浓缩和表现。在高拱的这些妇德描写中，主要是从夫之德，也是高拱对女子的提倡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