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建立

自魏明帝曹叡去世，年幼的曹芳在获得皇位的同时，也迎来了两位权高位重的辅佐大臣：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曹芳即位初期，曹爽凡事皆与司马懿商议，不敢专行，司马懿亦以其为国家肺腑，以礼让之。但之后曹爽的听信自己的亲信丁谧的建议，架空司马懿，引得其对曹爽的不满。皇权旁落之下，曹爽的专横最终引得高平陵事变的爆发，曹氏宗室自此衰弱，司马氏开始掌控国家大权。

司马懿

随后司马氏废除曹芳，司马昭杀曹髦，司马炎逼曹奂禅让，西晋建立。作为士族出身的司马氏，自知承接曹魏的晋朝依旧面临着政权割据、士族门阀强大的局面，也自知司马氏自身控制曹魏朝廷，最后篡魏自立的过程。为防止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同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和数量。

统一中国

公元269年，司马炎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同时，东吴末代皇帝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羊祜便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

司马炎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发动灭吴之战，20万晋军直扑东吴，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孙皓出降，孙吴灭亡。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结束了八十年的分裂局面。

西晋地图

太康之治

西晋因占田令的实行，使农民依法占有了一定的土地，从而调动了农民辟田开荒，从事生产的热情。再加上晋武帝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所以，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史料记载，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

晋武帝司马炎

迅速衰落

太康之治虽一改中国多年战乱凋敝的光景，但西晋的统治者却无力将其维持下去。早年曹魏施行士族势力的政策，确保中央皇权的稳定。但司马氏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曹魏时期压抑的世族在司马懿及陈群羽翼下抬头，当时出名的世族有琅玡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顗、荀勋、河东卫瓘、河东斐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曹魏时期的清谈，至晋代引得士族阶层纷纷效仿，形成一批置身功名利禄又求出世隐遁的士大夫。

而面对这些随时可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的门阀士族，司马炎却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是颁布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以维护统治阶层及士族的利益。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荫其客户，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

这些措施，无疑给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厚待遇，还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上的平衡。但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同时影响中小地主农民的利益。

朝堂之上诸臣在“平吴”与“立嗣”等议题上发生争执，使得党派形成。以侍中任恺为首张华、庾纯、温颙、向秀、和峤等一派，与尚书令贾充为首杨珧、王恂、华廙等为一派相对立。

党争之斗实为国力的内耗；统治阶层的优待便是奢靡腐化的源头，作为统治者的司马炎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用了汉代以来的分封制，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其最初反对奢侈浪费，厉行节俭，却挡不住奢风日渐。晚年生活奢侈腐化，公开卖官，宫中姬妾近万人，上行下效，各级官吏不理政事。门阀世家则贪暴恣肆，更有王恺、石崇互相攀比。官僚奢侈浪费，甚至公开抢劫、杀人。石崇任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皇位承袭

司马炎长子早逝，次子为司马忠，其余皇子年幼，在储君的问题上考虑到士族的强大，为确保皇权稳定，不落于旁系，虽司马忠性情愚钝，但考虑到司马衷之子司马遹幼而聪敏，似有君人之资。他为使爱孙日后得承帝位，于是选择了司马衷。然守器非才，皇权旁落，乱源已成。公元290年司马衷继位，即晋惠帝

内乱外侵

晋惠帝司马衷软弱愚钝，其皇后贾南风干权弄政，引得宗室不满。最终爆发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期间虽有八年时间社会安定，但总体上已将太康年间积攒的国力消耗一空。宗室成员分封各地，优待政策壮大了实力，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权力的渴望致使兄弟倾轧，涂炭生灵，期间还有氐人齐万年的变乱，以及成汉和汉赵两个政权针对西晋朝廷的一系列战争，南方亦有变民杜曾、王如及张昌的起事。这些战事都对全国不少地区都造成严重破坏，饥荒、疫病频生，亦令不少人被迫离开家乡求活，成为流民。同时也放松了外族的防御。自汉以来的北方游牧民族持续内迁，与汉族不断融合，但西晋的汉族的官僚、地主多以少数民族人为奴婢、佃客。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各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者“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反抗不断地发生。西晋后期的衰落致使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反抗，反晋排晋并逐步升级到对汉族人民的攻击，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于左国城（今山西方山县境内的南村）起兵，前后三次围攻洛阳，并于公元316年攻占长安，西晋至此灭亡。之后逐渐发展成了长达百年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割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