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汉桓帝最依靠宦官力量诛杀权倾朝野多年的梁氏集团后，重用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个立了首功的宦官。随后朝廷在宦官集团的把控下，恶人当道，世道黑暗。

宦官专权不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阻断了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当时的耿直派官员、太学生以及名士，无形中已结成了反抗宦官集团的统一战线，宦官集团把他们称为“党人”。后来，为了免遭祸害，天下的仁义之士都选择了归隐，宦官的势力却与日俱增，用贪婪放纵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也不知是人怒天怨，还是纯属巧合，此时天下屡次出现灾异现象，让人惶惶不可终日。

众人都还在惊呆徘徊时，白马县（今属河南省安阳市）的县令李云，提起“正义之剑”，来了个上疏。他的上疏中心思想是8个字：日行一恶，必遭天谴。解析：如今官位错乱，奸佞小人依靠谄媚追求升迁，贿赂公行，政令和教化日益败坏，出现天灾便是上天的警告。现在任命官员的诏书，却不经皇帝过目，是皇帝不打算审理吗？

结果这封赤裸裸的上疏，汉桓帝看后，怒发冲冠之下，汉桓帝给了李云“嘉奖令”：命令尚书逮捕李云并押送到黄门北寺狱中，同时派“审查组”调查审问此事。

这时，弘农郡五官掾杜众，对李云的遭遇感到同情和痛心，于是挺身而出，上疏给桓帝，说了两句很给力的话：

第一句话：李云是个大忠臣，不能滥杀无辜忠臣。

第二句话：如果要处死李云，我甘愿和他同年同月同日死。

杜众强硬而直截了当的话代表了群众的呼声，如一把利剑直刺入汉桓帝的咽喉，汉桓帝此时已不再是梁冀时的“鱼楠”了，任人欺负，任人宰割。于是，他再次举起手中的“倚天剑”，一剑挥下去，杜众乌纱帽在搬家的同时，掉进了十八层地狱——和李云一道交由法院审理。

这个时候，朝中尚书令陈蕃也冒着丢掉乌纱帽的危险上疏，同样说了两句很给力的话：

第一句话：李云说话不知道禁忌，冒犯了陛下，罪不可恕。

第二句话：但他的本意只在于效忠国家。今天如果陛下杀了李云，会令全天下人寒心。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杜众、陈蕃的带领下，朝中正义之士纷纷站出来，太常杨秉、洛阳令沐茂、郎中上官资等人以不怕死不怕砍脑袋的风骨，为公道说话，枪口一致对外：上疏汉桓帝。目标一致对内：请求赦免李云。

而这个时候的宦官集团也不是吃素的，他们马上派出“枪手”进行了倒攻反算，弹劾陈蕃等人。

汉桓帝这时充挥发挥昏庸的本质，利用宦官集团的“协助”，当机立断，立马摘了陈蕃、杨秉的乌纱帽，让他们“回家卖红薯”去了。而沐茂和上官资被连降三级，算是给予计“大过”的行政处分。而李云和杜众则双双“病死”在狱中。

汉桓帝的举动令宦官集团欢欣鼓舞，掌声雷动。对此，朝中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组成的“党人”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在舆论上抨击宦官集团的同时，还力争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

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冀县）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汉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职，并罚他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向汉桓帝上疏，为朱穆申辩。汉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中常侍徐璜、左悺向议郎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理。他们便强加罪名，将皇甫规关进监狱。一些官吏和太学生上疏为皇甫规申辩。皇甫规亦被赦免。这样，官僚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了。

这时，“党人”中的“大哥大”级别人物，因为反对宦官专权，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之誉的李膺拔剑而起，带领着“党人”与宦官集团展开了生死PK大战。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出身衣冠望族。他起初举孝廉，得到司徒胡广征召，举高第，升任青州刺史，地方长官怕他严明，多望风弃官而去。后为渔阳太守，不久转为蜀郡太守，调任护乌桓校尉。鲜卑来骚扰时，他常亲自率军迎击。后因公事免官，退居于颍川郡纶氏县，教授学生达千人，为世人所仰慕。南阳人樊陵求为他的学生，他不接受。樊陵后来因阿附于宦官，当上了太尉，仍为志节之士所羞。荀爽拜谒李膺时，因能为他驾驭车马而特别高兴，并宣传此事。有的士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名为“登龙门”。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恰逢汉桓帝宣布大赦，但李膺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便不顾皇帝的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张成和他的弟子牢修上疏，诬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和进京游学的人，并串通各郡儒生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俗。汉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杜密等三百余人。后经尚书霍壻与城门校尉窦武等上表力争，再加上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

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