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六是位普通的江苏农民，突然间成为洪武年间的“锦鲤”，不仅得到皇帝的重金奖励，还免除了3年的“杂泛差役”，并被通报全国，朱元璋下达谕旨，赞道“其陈寿六，岂不伟欤！”

在陈寿六生活的常熟县，当地人民深受县吏顾英的迫害，忍无可忍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顾英绑起来，手持《大诰》，赴京面陈。他的行为得到皇帝的点赞，一下变成全国数千万农民的光辉榜样。

“焉知杀不尽”

赋予百姓们捉拿污吏的权力，可谓是破天荒的新制度。从童年苦难中走出来的朱元璋，对于贪官和奸商，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他在总结包括元朝在内的历代政治得失时，说：“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体现在反腐上，他确实很“猛”。

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镇守广东时收受贿赂，充当地方豪强的“保护伞”。朱元璋知道后，竟然当着满朝的文武大臣，亲自动手用鞭子将昔日的老部下活活鞭打至死。欧阳伦是进士出身，仪表堂堂。

朱元璋把自己最宠爱的女儿安庆公主许配给他。洪武三十年(1397)，欧阳伦在巡察四川、陕西的茶马贸易时，竟搞起了“官倒”，走私茶叶从中牟取暴利。案发后，朱元璋怒不可遏，立命将欧阳伦打入刑部大狱。

许多官员上书为他求情，都无济于事。后来安庆公主亲自出马，说天底下这么多贪官，您能杀得尽么？朱元璋只淡淡地说了五个字：“焉知杀不尽？”

同样，他的侄儿朱文正违法乱纪，恃功骄纵，虽有马皇后苦谏，还是被罢免官并软禁于桐城。朱元璋儿时的放牛伙伴，引导他参加红巾军的同村好友汤和的姑夫，隐瞒田地不纳税，也被处死。

在惩罚方式上，朱元璋更是将残酷的刑罚发挥到极致。地方官贪污钱财60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在府州县卫衙门的左面，特别建立一座庙，作为剥贪官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

此外还发明了刷洗、秤杆、抽肠、锡蛇游等酷刑，还恢复了唐宋时期已经废弃的好多酷刑，如墨面文身、剁指、断手、砍脚、凌迟、枭首、腰斩、阉割等等。《大诰三编》里，记载有很多皇帝亲自侦办的贪污案件，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可见他对腐败的“零容忍”。

在洪武时代做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对贪污官员，朱元璋毫不手软，除恶务尽，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所以一件贪污大案到后来竟演化出无数冤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

洪武初年规定，每年各布政司 (省)、府、县都要向户部(相当现今的财政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而所有钱粮和军需等款项都得先层层上报，由县报给府，府报给布政司，布政司报给户部。

到了户部，户部官员就要进行比对审核，其所掌握数字必须与各地布政司收支款项总和数字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点儿对不上，整个文册便要被驳回，须重新填报。重新填报倒不是太麻烦，关键的就是要将重新做好的账目盖上地方各级政府的印章。

这就需要税收官再回到地方官府，重新造好账册，然后加盖好地方官府的官印再送到中央户部来。即使再到南京，也不能保证不出错。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人想出一个“聪明”的方法：就是在上南京去呈报钱谷账册时，顺便携带好由本地政府加盖了官印的空白报表，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时，一旦需要返工，就可以在京城就地填报，这样既可免去往返路途的颠簸，又能节省大量时间。

不过没多久，秘密就被皇帝发现了。生性多疑的朱元璋认为这肯定是相关部门上下舞弊、共同贪污。于是龙颜震怒，一声令下，全国13个布政司、153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的大小官员，不论清贪良莠全部以“欺君”的罪名处死；副职以下的官员鞭打一百大棍，充军或者流放远方。

一时间，如同黑云压城，人们惊恐不已。就在这时，一个叫郑士利的人却冒死上书，为此案打抱不平。郑士利是郑士元的哥哥，郑士元因为空印案被逮捕入狱。他上书说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难以作奸犯科。

钱粮的数字是由府到省，再由省到部，最后由部定夺，数字上出现一些差错在所难免，如果发现问题，必定要先填报后盖印的话，麻烦就大了。从省府到京城，近的三四千里，远的六七千里，往返一次，就要到第二年了，实在是费时、费力、费财。何况这种做法自古就有，又是权宜之计，何必要这样深究罪责呢？

而且，国家的责任在于立法要明示天下，而后才能给犯罪的定罪。大明朝没有空印之律。现在被杀的都是一些地方官，人才难得，杀人不可能像割草一样。

奏章写成后，郑士利在旅店里关起门来哭了好几日。他的侄子问他：“叔叔为什么这样悲伤?”郑士利说：“我有奏章将呈献给皇上，但必定会触怒天子，我一定会因此惹祸上身。若杀了我，能救活几百人，我也死而无怨了。”朱元璋见了上书后大怒，以为其必有后台指使，两兄弟都罚作终身苦役，而受空印案牵连的人并未得到赦免。

牵扯空印案的确实不乏清官、好官。郑士元就是其中一位，案发时他任湖广按察使佥事，刚直廉洁，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还冒着触怒御史台领导的风险，平反一批冤假错案。还有济宁知府方克勤，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此案中，也被毫不留情地杀了。

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暗通舞弊，侵盗官粮。朱元璋下令审讯。一下子就牵出了一批官员，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郭的下属胡益、王道亨等也参与分赃。

再往下追查就发现：当时全国省级布政司共有12个，12个布政司个个都与该案件有关联，重灾区在南京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州和浙西四府。五府州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由于这里长期承担粮饷夫差与徭役供给，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地方民田的夏税秋粮全部免除，官田减半征收。

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数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并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官吏张钦等勾结郭桓等人作弊私分了。最恶劣的，他们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诈的大户，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斤两。

每间仓库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只因为一户刁民掺水，结果就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全仓坏掉。据《大诰》统计，此案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

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作弊者亦严刑追究。同时开始大规模追赃，共追回粮食700万石。由于此案涉及官员与民间豪强勾结，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多有牵涉其中，因此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有因此案破产者。

如此大的打击面，冤狱自然难免。户部尚书滕德懋，以盗用军粮10万石的罪名被处死，朱元璋派人到其家查看，见滕德懋的妻子以纺麻为生，生活凄苦，便将滕德懋尸体解剖，发现其肚内全都是粗粮草菜。于是又将滕德懋以礼葬之。

朝杀而暮犯

尽管朱元璋下猛药、出重拳，但腐败并没有被完全杜绝。至少在朱元璋看来，显然没有达到他希望的效果。贪官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生一茬，难怪朱元璋苦恼不已地质问：“奈何朝杀而暮犯？”从其登基到驾崩，贪腐现象始终未绝。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说，自开国以来，浙江、江西、两广、福建等地所设地方官员，没有一个能够做满一任，往往等不到期满考核，就不免贪赃事发。以至于出现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就是官员被判了死刑、流放，但还没有执行的，可继续留任办公，公务办完后再杀、再流放。堂堂衙门，竟出现了犯人审犯人的奇观。

郭桓案爆发后，几万人被杀，一些罪行轻一点的案犯，即使没有被杀，但也受到了肌体残害的处罚。这些刑余之人是否真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呢？龙江卫仓官康名远，暗通户部官郭桓等盗卖仓粮，已经被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但仍留在仓里工作。

就在康名远受刑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有个进士到龙江卫仓库去放粮，早上他发出了200根筹码。到了晚上去收时却收到了203根，也就是说有3根筹码的官仓粮食被接筹的小仓官康名远给浑水摸鱼地“贪污”了，他将偷出放粮筹码转卖给大约半年前同样一起受过刑的“难兄难弟”小仓官费祜，用来盗支官仓粮食。

当时那位去龙江卫放粮的进士实在气愤不已，当场斥责了他们的奸顽恶行，并把它给揭发了出来。朱元璋听说后哭笑不得，颇为无奈地说：“我用的刑罚已经够残酷了，听到的或看到的人都应该引以为戒了。

可谁能想到，康名远这等奸顽小人面目给毁了，肌体残疾了。可他们的恶行还是没改，还在盗卖官粮，对于这样的凶顽之徒，我还有什么法子去惩治他们呢？”

朱元璋的高压政策确实使官员如履薄冰，有所收敛，但贪污者前仆后继的现象也说明其政策治标难治本。在古代的皇权专制制度下，是人治不是法治。

朱元璋虽然制定了许多法律，但在实际执行中，常常是法外有法，法外用刑。具有法律效力的《大诰》要比《大明律》刑罚更重。而且，朱元璋“喜怒无常”，并以喜怒加刑赏，随意定法、改法，脱口下诏，随便施刑，造成了滥杀、冤杀的严重后果。

这种反腐是在缺乏法治和相应的预防腐败机制的基础上，起不到持续的效果，甚至还会产生反弹。朱元璋过世后，明朝的反腐自然就“人亡政息”，贪腐现象更是变本加厉了。

据《国家人文历史》文/黄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