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虹/文

《中国当代雕塑史》

孙振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关于“当代学者应否书写当代艺术史”的问题，一直存在着颇大争议。前不久，艺术理论家王端廷先生在武汉合美术馆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就对“个案研究与艺术史写作”的主题深表怀疑。在他看来，“艺术史是未来人的事情，我们当代人的艺术写作只能算是艺术批评，算不得艺术史。艺术批评是发现艺术价值，艺术史是确认艺术价值。”他还强调指出，“艺术家的同代人从事艺术写作，难免受到人情和利益的影响，这可能有损于艺术价值评判的客观性。”虽然与王端廷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不少，但亦有学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并付诸实践，从事了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工作。孙振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其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当代雕塑史》对从1979年至2017年的中国当代雕塑发展状况进行了严肃而到位的学术总结，是相关研究者、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必读书籍。在《绪论》第二节中，孙振华对类似于王端廷的观点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这样说道：“即使从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史学出发，也要承认，历史研究分为两部分，除了确立事实之外，还要发现规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如果历史研究存在价值判断，那就难以避免研究者主观态度的介入，何况就‘事实’而言，当事人也有当事人的优势。当事人如果是历史的亲历者，或者是历史氛围的感受者，也可能有助于事实的认定。”他进一步指出：“不妨承认，当代雕塑史写作是一种有限的工作，但是，如果这种有限的工作能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搭建一个动态的当代雕塑史的叙事范式，那么就会不断地发现，不断地证伪，不断地矫正谬误，成为一个走向未来的工作，不要期盼一个纯客观的、公平的未来在前面等着我们，无论我们今天的工作有多少瑕疵，有多少问题，都应该是在为未来铺路，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那么，孙振华是如何书写《中国当代雕塑史》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艺术史家希望客观地书写历史，但是没有办法全面地重现历史。事实上，雕塑界所出现的艺术品、艺术家与艺术事件，不仅浩如烟海，复杂繁琐，而且零碎不全，杂乱无章。因此，无论是在收集或在处理材料时，孙振华都特别强调方法论的意义。具体而言，他主要运用了历史化、问题化与情境化这三种基本方法，提升了价值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孙振华那里，这三种方法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并不是分得特别清楚。只有将作品放入历史的框架或现实的情境中加以分析比较，该作品所提出的艺术问题与解题方案才能被断定是否具有意义。

首先，孙振华是如何运用历史化的方法来收集与处理材料的呢?他的艺术年表清楚地展示了他在这方面的优势。作为著名雕塑艺术史家史岩的博士生，他当年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古代雕塑史。而他所撰写的《中国雕塑史》已经是大陆与台湾许多大学的教材。此外，由他所主编的《中国美术史图像手册·雕塑卷》亦是人们了解中国古代雕塑史的重要工具书。深厚的学术背景加上对中国雕塑史的深刻了解，使得他总是能从历史的大框架中去分析或处理材料。例证之一是，在《绪论》的第一节中，首先，他对何为古代雕塑、现代雕塑、当代雕塑进行了定义与时间上的划分。然后，他对中国当代雕塑的两大传统，即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包括1911年至1978年)的历程进行了评价，使得当代雕塑(1979年至今)与先前的历史形成了有效的承接关系。其中的对红色雕塑、形式美雕塑的介绍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理解当代雕塑及这两者的关系。例证之二是，在第四章的第七、八节中，他结合作品具体介绍了传统雕塑对艺术家的影响。此写作手法亦在介绍与红色雕塑有关的作品时用过。

再者，孙振华是如何运用问题化的方法来进行写作的呢?在《绪论》的第二节中，他明确表明“对当代雕塑的研究，不仅仅只是关乎历史真实的问题，而是与中国当代雕塑的价值认定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问题意识统领下，根据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有目的地去发现和探寻那些具体的、局部的雕塑史料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史料，关于中国当代雕塑的研究才真正有意义。”由此可感，孙振华主要是把当代雕塑史理解为不断出现问题与不断解决问题的历史。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是在努力寻找当代雕塑史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主导性问题后，再去寻找与此相关的重要艺术家、作品与事件。而有关传统艺术问题的艺术家或作品基本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在这里，一个根本性的标准是“效果历史”原则，也就是他比较注重挑选那些在过去历史中已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艺术家、作品与事件。因为他觉得“效果历史”原则已经预先发掘了那些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东西，这比我们先从概念出发再去寻找材料更接近问题的本质。比如，在《本土新视野》一节中，他就结合当代雕塑的本土化问题介绍了部分重要作品，运用此种方法的写作在全书多有体现。

最后，孙振华是如何运用情境化的方法来从事写作的呢?在我看来，这是本书最为出彩且完全不同于其他相关书籍的地方。具体来说，在对作品、艺术家、相关事件等进行评介时，他常常是将其置于社会文化或历史变革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这意味着，他所探寻的重要艺术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从艺术史内在逻辑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在艺术与社会文化，还有历史文化的动态关系中研究出来的。例证之一是，在第一章中，他就结合改革开放的大背景、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外来的影响等，分析介绍了上世纪80年代艺术创新风潮形成的内在原因。例证之一是，每当介绍一位重要的艺术家时，他总是会先详尽地分析艺术家面临的问题情境，然后再结合具体状况去解释他的创作方式。在此过程中，他排斥任何心理学因素的介入，并尽量从客观的意义上理解艺术家的创作行为，进而做出学术上的判断。最为重要的地方更在于，他还将艺术创作与艺术制度研究进行了结合。当下，将艺术创作与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少，但将艺术创作与艺术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少之又少。孙振华认为，当代艺术创作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生产，这当中涉及到了很多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活动的基本准则，比如赞助制度、基金会制度、机构和组织制度、展览制度、媒介推广制度、交易制度、收藏制度等等。由于他把研究当代雕塑与制度相结合作为一种方法，作为观察描述当代雕塑的切入口，所以他对相关材料的分析往往更加深刻到位。

(作者系合美术馆执行馆长，美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