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前的准备，称帝之心不再掩饰。主子示意，奴才们紧跟。司马昭的党羽郑冲等决定联名劝进，顺势促成司马昭当皇帝，并推举阮籍来写劝进表文。阮籍故伎重演，一连几天喝得烂醉如泥，可郑冲揪住他不放，几次催逼，派人来取。阮籍无可奈何，趁着酒兴挥笔，草草写成，写的时候双手颤抖。老郑一见，喜出望外，大加赞赏，称之为“神笔”。这就是著名的引起后人诟病的《为郑冲劝晋王笺》，而正史上为他的声名着想，甚至都不愿意提及此事。可谓是五十年修身，毁于一夕。

当时的“竹林七贤”之首阮籍最后的臣服，这是他一生的耻辱。有的后世论者，据此认为他卖身投靠了司马氏，宋人叶梦得甚至刻薄地说，阮籍写《为郑冲劝晋王笺》，充分暴露了他自己不过是个“裈中虱”而已，建议将他杖毙于嵇康之前。天才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表文被递上去以后，阮籍就后悔了。他知道，这一次的失足，已经成为他终身用酒、用汗、用血、用生命也洗不掉的污点。抵抗司马氏一辈子，最后还是失败了。他恨人性的黑暗，他更恨自己的软弱。

与嵇康一样，阮籍自视极高，他认定自己是一只凤凰。他表面上疏狂，但一生活得窝囊，而且极累。与嵇康的彻底弃世不同，做官的阮籍一直不涉是非、明哲保身，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但最终晚节不保，还是被“坑”了。

而这年秋天，年仅39岁的嵇康被杀。临刑之前洛阳太学的三千学子闻讯，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司马昭赦免嵇康，并吁请他到太学任教。如此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使司马昭深感恐惧，下令急速行刑。临刑之际，嵇康神情怡然，仰头看看天空中的太阳，挥手辞别众人，尔后索琴徐徐弹奏《广陵散》。弹罢，他掷琴高岗上，发出了最后一声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相比之下，阮籍只能是再次痛哭了一场。而此时，他的《劝进笺》正被司马昭广泛利用，在城乡到处张贴，传扬天下，为其登基称帝制造舆论。阮籍想到挚友嵇康一身傲骨，面对屠刀不肯低头，血洒刑场。与宁折不弯的嵇康相比，他确实缺少一种牺牲精神，虽然他也有与嵇康相似的骨气、傲气与逸气，但却没有嵇康的坚持。他本想游戏人生，但却被人生游戏了。

企图以隐忍苟活来换取对方的宽宥，结果只是一场春梦。

几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阮籍在无限的悔恨和忧郁中身染重病，离世时仅53岁。阮籍的仕途之旅，造就了一个一生受政治羁绊的文人。他的隽才，他的傲然，他的不羁，他的软弱，导引着他在无序的黑暗中摇摇晃晃地走来，又摇摇晃晃地离去，也值得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在在叹息中，去思考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