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世纪，生活在燕山北部与辽西一带的山戎被齐国所灭后，其北部的东胡南进，势力范围开始与燕国接壤。

在《逸周书》中有记：东周时的匈奴人自称“胡”，中原人就把生活在匈奴之东的部族称为“东胡”。《山海经海内经》中又有记：“东胡在大泽东”。大泽，即今达莱诺尔湖。东胡人的生活区域，大致在达莱诺尔湖以东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有史学家认为，“东胡”是一个古阿尔泰语（蒙古－通古斯语）的音译，正确的读法是“通古（斯）”。他们因此认为“东胡”是“通古（斯）”一词的异写。

从语言学上，生活在中国北方与东北方的游牧民族被分为三大族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与通古斯语族。其中通古斯语族就包括了东胡，以及后来的女真与满族。这三个语族又被统归于“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山脉位于南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的交汇处，阿尔泰语系被认为源于这里。也就是说，历史上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这些游牧民族，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中国史书中出现，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或是相近的族源。

这些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在不断的迁移中，或是吞并别的部族，或是被别的部族吞并。

在这种彼此不间断的融合中，有些部族终于成长为一个相对强盛的游牧民族，这才得以在中国的史书上被记载。但这种记载往往会被赋予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或是不明白的称呼，比如“匈奴”，也比如“东胡”。

就像商周时所标注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一样，东胡同样不能说是某个民族的称呼，最多只能说是生活在东北辽西这一区域的一个族群。

《战国策》中有形容东胡人形象的记载：“大冠若箕，修剑过颐”。当年的东胡人，大概就是戴着个大帽子，腰悬长剑，手持强弓，跨骑骠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从冰天雪地的北方，不断驰乘南下，开始其劫掠生涯。

在东胡之前，生活在燕山北部的山戎，还处于半耕半牧的生活状态。他们不仅放牧，还以种植“戎菽”（大豆）而闻名。与山戎不同的是，东胡人则完全开启了以劫掠为专业的生存模式。

寒冷的北方草原上，生活物质是相当匮乏的。一场突如而至的寒流，不仅会让牧民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自己的生命都很难存续。在缺乏相对稳定的农耕收入条件下，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去劫掠。依靠劫掠的生活是会上瘾的，渐渐的许多牧族就会以此为生。

当然，牧族的这种劫掠并非只针对于农耕民族。更多的是牧族之间的劫掠，但是当他们发现对农耕民族的劫掠收获更丰、风险更低时，慢慢地就开始组团南下。并成为中原史书上的一个个有记录的民族。

此时在中原的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战车，骑兵并未成为战场上的主流。当马拉的战车在战场上遇到更加灵活的骑兵时，劣势便相当明显。

赵武灵王正是在对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战争中，开始“胡服骑射”，用骑战取代了车战。但是，由于马匹的缺失，以及牧民自小培养的控马作战能力，使中原民族在战场上处于天然的弱势。如果无法依靠王朝强大财富支持为后盾，中原部队在战场上击退牧族容易，要想取得彻底的胜利，极其困难。

而且广阔草原上的牧民，尤如野草一般，割了一茬，过几年便又长出一茬。

从劫掠的专业性上来说，东胡当是生活在东亚游牧民族的先祖。自此，中原政权便陷入与草原牧民不停不休的战争之中。一方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生产物资，一方是为了活命而抢夺生存资源。战争一打就是数千年，直到热兵器的出现，才彻底结束了草原牧民在战场上的天然优势。

战国时期，逼近燕国与赵国北部的东胡达到最强盛的状态，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成为燕山以北和松辽平原上的最大部落联合体。他们不断南下中原劫掠，成为燕、赵的心腹之患。

燕昭王在位时，东胡曾大败燕国，燕国被迫将大将秦开送至东胡为质。公元前300年，回国之后的秦开被燕昭王拜为大将，率军大败东胡，令其北退千余里，一直到今西辽河上游。

此战之后，为了稳固北方防线，燕国从造阳（今河北独石口）至襄平（今辽宁辽阳）修建长城，并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也是中原政权第一次在东北区域设置地方管辖机构。

赵国也分别在公元前273年和公元前265年两次大败东胡，东胡自此开始衰弱。

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溃后瓦解。余部散落于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了后来的乌桓族与鲜卑族。

自此，东胡的名字便在中原的史书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