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的赤壁乌林之战，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此战中有个问题，千百年来始终令人难以理解：曹操这位杰出的军事家、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为什么会以优势的军力败北，而兵力单薄的孙刘联军却以少胜多，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或许应归结为四个字，那就是“骄兵必败”。

纵观曹操赤壁乌林战前的军事生涯，兖州打败青州黄巾、尔后破袁术、征陶谦、三伐召布以及官渡大战与北征乌丸等等战役，多数是以少取胜，唯有吕布的下邳包围之战例外。

当时曹操具优势兵力，但并没有导致骄兵，原因是他立脚未稳，不敢懈怠，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之后，根据情况变化，并不拘泥于兵法。其时吕布部众军心动摇，士无斗志，认为不需以十倍兵力包围，只用两倍兵力就足够了，照此部署，固然打了漂亮的歼灭战。可见，兵众并不必然导致骄兵，如果主观上虚心用兵，还能稳操胜算，下邳之战就是一例。

兵众则骄，多数取决于统帅主观上的盲目乐观，当然造成将帅头脑膨胀的原因与兵众于敌的客观优势是分不开的。在这里，兵众既能提供了胜利的条件，也能转化为失败的因素。

赤壁乌林之战同样是优势兵力，结果却与下邳之战完全不一样，究其原因，正是曹操主观上意骄气得所致。

吞吴以并荆作为先声，这是曹操与谋士们共同决策的。郭嘉于北定中原之日，就向曹操提出应先平定荆州。不能不说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当时辽东还有公孙氏势力，关中有马腾、韩遂，汉中有张鲁，巴蜀有刘璋，荆州有刘表，吴会有孙权，在众多割据势力之中对谁下手，曹操手下的谋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郭嘉力排众议，提出定荆作为统一南方的突破口，是符合军事行动规律的。荀彧也对此表示赞同，郭嘉的建议最终得到曹操采纳。

曹操原先是经过周密策划、认真对待刘表的，但不料刘表在他定荆之前突然病故，刘琮举州投降，曹操轻而易举地占有了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

比起以往的战役大都经过拼死的搏斗而得，这次可算是和平的进军了。虽然兵不血刃是军事史上的上乘杰作，但如不正确对待，也会助长麻痹轻敌的失误。曹操平定荆州就有这样的教训，他一举收降了刘表的马、步、水军八万余人，获得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特别是追踪刘备，大获全胜。曹操面对如此轻易得手的胜利果实，不禁有点飘飘然起来，以致在进军江东时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雄据江东的孙权，已历三世，国富民强，又有长江作为天险，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特别是孙权英气盖世、雄心勃勃，很想有一番作为。当曹操统一北方后，孙权及其手下认为曹军必来夺取荆、吴，为巩固江东的城守，拟攻刘表，夺取荆州作为屏障。

不料曹操先声夺人，出奇制胜，然后又唾手而得，既然荆州未能入据，那么全力以赴以保江东乃势在必行，故在孙刘结盟之前，早已派遣周瑜进驻都阳，操练水军，以防不测。

曹操南征的战略分为两步，第一步占领荆州，第二步征服江东，其实这两步是可以分开进行的，不一定非毕其功于一役不可。但由于荆州之得过于轻而易举，滋长了他速胜的急躁心理。

对此，曹操的谋士早有异议，如智囊贾诩就曾诤谏曹操，劝他暂时先抚安百姓，然后江东可以不战而胜。遗憾的是曹操拒不采纳。

贾诩提出以退为进的策略，也是充分看到“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方”这一军事优势的，他与曹操不同的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抚定荆州士庶，巩固江、汉基地，稳扎稳打，江东指日可待。

曹操这时几乎到了迷信兵多必胜的程度，他致书孙权，宣称自己拥有八十万大军，准备与孙权“会猎于吴”。他的用意无外乎是警告孙权，要么学刘琮一样束手就擒，要么待曹军进入吴境以兵戎相见，一派咄咄逼人的架势，大有吞吴在即的骄气凌人之感。

其实，这是虚声恫吓。曹操初起仅有众数百，扩大至数千，几经挫折，至公元14年曹军“能战之士，不下万人”，公元20年官渡战前，曹操仍“兵不满万”。公元20年黑山军“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至此曹军始有较大发展。及至战败袁绍父子，收降“带甲十万”之众，兵力总数增至二十余万人，但历次作战阵亡为数也不少，实际人数顶多只有二十万人。

曹操南征不会倾巢而出，因为北方尚未平安，关西又有马腾、韩遂作梗，均需留兵防范后方基地。如从总兵力二十万众之中，选征十五六万已是较高的估计了，加上荆州降众七八万人，合计二十万稍多一点，哪来“八十万众”？

对此，周瑜已有中肯的估计，而且作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认为取决战争的胜利决非纯凭兵力之众，诸葛亮也有同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作为军事家的曹操却置其他不利条件于不顾，居然轻信黄盖诈降，素以老谋深算著称的曹操如此容易上钩，岂非咄咄怪事，此非他，惑于兵众自误也。

当然，曹操也不会很容易上当的，他曾怀疑对方有“诈”，最终还是信实，无以故？黄盖此信必是在周瑜授意之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书就的，他们知操所短，就尽量夸大曹军具有“百万之众”的优势，投操所好，以“众寡不敌”为辞，而曹操正陶醉于兵多必胜的错误军事思想之中，故能轻易误中圈套，蒙受乌林火攻失败之耻，“骄兵必败”这不是乱说的。